尊敬的李泽厚先生：
上世纪80年代，我作为一名后生学子，曾经是您脍炙人口的文学描述性质的小册子《美的历程》的热心读者。实话实说，除了这本小册子之外，您其余的几部著作，无论是在语言上还是在学理上，都属于急就章式的充满学术泡沫的注水作品。我之所以给您写下这封书信，是因为前不久细读了马国川编著的《中国在历史的转折点：当代十贤访谈录》。在我看来，整部书稿中最具有思想含金量的，并不是被马国川标榜为“当代十贤”的你们十位八旬老人的访谈内容，而是年轻一代的秦晓在访谈录《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现代性》中，与您和马国川的相关讨论。
曾几何时，为了成功申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政府采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标语口号，旗帜鲜明地表示了对于人类共同体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念的认同接受。但是，在随之而来的关于改革开放3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喧嚣一时的却是所谓的“中国模式”。用出身于红色家庭的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招商局集团前董事长秦晓的话说：所谓“中国模式”论，是有特定含义和价值取向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中国特色”或“中国元素”。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即实现现代化转型的道路和方式，都具有自身的特色和元素，这种差异是基于普遍性而言的，特殊性不是对普遍性的否定，普遍性也不排斥特殊性。而“中国模式”论所表现出的价值观，是以民族主义和阶级属性拒绝和解构普世性的价值信仰和人类文明。
在秦晓看来，当今中国正在深刻地经历着一场社会转型，未来中国要构建的是现代性社会。现代性社会是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的，它的主要标志是以“启蒙价值”，即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中国的现代性转向起于一百多年前的晚清，直到今天依然是一个“未完成的工程”。从实现路径上讲，由于初始条件、内生状况、外部约束不同，后发国家不可能重复先驱国家走过的路，只能另辟蹊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条道路的指向与现代性社会目标的偏离或背离。“一些人宣扬的‘中国特殊论’和‘中国取代论’，试图用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代替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这些普世价值的核心和基础，我认为是不可取的。”
秦晓把人类共同体的普世性的价值信仰，笼统地罗列为“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足以证明他与所谓“当代十贤”一样，对于以人为本的现代工商契约及民主宪政社会的核心价值六要素——主体个人的自由自治、当事双方的契约平等、民间社会的民主授权、政治制度的宪政限权、国际社会的博爱大同、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之间层级分明、环环相扣、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内在逻辑，缺乏准确理解和完整把握。尽管如此，留学经商的人生经历，历练成就了他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常识理性和价值判断。至少在对于所谓“中国模式”立场坚定、不折不扣的洞察批判方面，秦晓的话语表达是该书中习惯甚至陶醉于坐而论道、纸上谈兵的所谓“当代十贤”，所不能企及的。
马国川在该书中收录了您的两篇访谈录。在前一篇《如果不改革，中国会慢慢烂下去》中，你说过这样一段话：“现在我不赞成再搞一次启蒙运动，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了，只要上面不要管得那么死，就行了。管那么死干什么？”
在与秦晓和马国川对谈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现代性》中，您又自我矫正道：“社会革命不可取。应该逐步改良，逐步放开。针对急风暴雨式的‘革命性的创造’，我提出‘转换性的创造’，主张不必彻底破坏，迅速改变，而可以逐步‘转换’，或旧瓶新酒，或即旧立新，使旧形式逐渐转成新形式。这是我二十多年的一贯主张。我仍然赞赏康德的政治哲学：遵守法律，告别革命，追求笔的自由，反对枪的自由。至于你说的‘思想革命’，其实大家很清楚，老实说，只要政府放开管制，松绑，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马上就起来了。启蒙应该搞，因为现在有些人不是启蒙，而是‘蒙启’，把已经启蒙的东西再‘蒙’起来。不过，我还是希望更多推动制度变革。我认为，有三点必须做，第一要党内民主，第二舆论监督，第三独立审判，检察也要独立。中国太大，情况复杂，这些可以慢慢做，渐进，累积。”
您所谓的“党内民主”、“告别革命”，其实就是与您同为“当代十贤”之一的江平先生所谓的“在目前的体制内来进行”的“民主进程”。这种擅自划定民主边界和革命权限，任意剥夺体制外及党外人士正当权利的身份歧视，归根结底源自于中国传统的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为“存天理，灭人欲”的神圣偶像的“道统”思维；也就是自以为身份特殊并且唯我正统的天理人欲、成王败寇、非此即彼、单边片面的二元对立一元绝对的点线思维。尽管您和江平先生一样，自以为是身份特殊并且唯我正统的“道统”中人和体制中人；但是，你们并没有足够的政治权威和经济实力来影响并且改变中国社会的言论环境及改革进程；甚至于连所谓“第一要党内民主，第二舆论监督，第三独立审判，检察也要独立”，也只是单边片面、纸上谈兵、痴人说梦的一厢情愿想当然。至于体制外及党外人士正当合法、自由平等的民主要求，以及他们像陈胜、吴广和梁山好汉们一样绝地求生的革命权利和革命冲动，更不是你们能够剥夺和抹杀的。
应该说，武装夺取政权的改朝换代式的暴力革命，在任何时候都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劣质选项；但是，这种劣质选项从来都是官逼民反的必然结果。对于官逼民反的暴力革命，学术界最应该做到的，是彻底剥离传统儒教所赋予的完全是“莫须有”的奉天承运、替天行道、天命流转、天降伟人、神道设教、政教合一的神道合法性，从而代之以现代工商契约及民主宪政社会以人为本、主权在民、权为民所赋、权为法所定的人道合法性，以及遵守最低限度的制度程序的正义性。
关于中国模式，您在访谈中提供的解释是：“中国如果能够走出一条既不同于过去的社会，也不同于现在资本主义的新路，那么会对人类作出贡献。但是这样的第三条道路，到现在还没有看到。相反，具有封建特色的官本位盛行，政府权力过大。一些人认为，现在就存在‘中国模式’，好像中国一切都很好，政治上这样一种控制也很好。这是错误的，会起到误导作用。”
关于现代性，您接下来介绍说：在现代化暴露出来一些问题之后，西方知识界提出了现代性问题，试图以现代性超越现代化，即所谓的“反现代的现代性”。新左派把这一套搬用到中国，成为今日学界亮点，吸引了好些年轻学生。“我颇不以为然。我认为，中国要搞出中国自己的现代性，但不是‘反现代的现代性’，而是建立在现代化基础上既吸取、继承启蒙理性、普世价值，而又融入中国传统元素（如‘情本体’）的现代性。不能因为现代化暴露出的问题而否定现代化，否定全球化，否定启蒙理性和普世价值。”
这里所谓的“封建特色的官本位”，显然是您对于中国历史的常识性误读。自从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皇权本位的郡县制之后，中国社会就已经丧失了分封领地、分割皇权的“封建特色”。
哲学意义上的本体论，说到底只是或以人为本或以宗教范畴中超人的天神、天理、天命、天道为本。世俗层面的人造或人化的家庭、社团、党派、族群、国家、政府、科学、文化，都是不足以成为本体论意义上的哲学本体的。情感欲望更是人本身与更加低等的诸多动物所共同的一种生命本能，无论如何是扯不到本体论层面加以讨论的。在以人为本的自由自治、契约平等、民主授权、宪政限权、博爱大同、自然和谐，已经成为人类共同体普世常识的情况下，您竟然还要在本体论意义上把人类与低级灵长类动物和部分非灵长类动物所共同的情感本能，自欺欺人地标榜为中国特色及儒家特色的“情本体”，您的哲学研究的浅薄庸俗、价值混乱，可想而知。
您在访谈中颇为独到地谈到当下中国普遍存在着把已经启蒙的东西再“蒙”起来的“蒙启”现象；但是，在过去30多年里，您违背最为基本的文明常识，闭门造车地制造或宣传了许多诸如“封建特色的官本位”、“情本体”、“党内民主”、“告别革命”之类似是而非的伪学术概念，在一定范围内造成的恰恰是反文明、反常识的“蒙启”效果！
总而言之，在改革开放已经持续30多年的今天，像您这样曾经引领时代潮流的前辈学者，依然停留在瞎子摸象以及摸着石头过河的初级阶段和低级境界，而没有足够的胆量和学识打开天窗说亮话，无论如何都不是值得吹捧炫耀的一件事情，反而是当下社会的莫大耻辱与悲哀。我的如此评判也许过于苛刻，敬请您给予更高层级的训导驳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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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耀杰，男，1964年生人。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史学者、传记作家，中国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已经出版的主要著作有《北大教授：政学两界人和事》、《民国背影：政学两界人和事》、《鲁迅与周作人》、《中国话剧史》等十多部。写作之余还参与过《小关一家人》、《山河作证》等数十部长短电视片的拍摄与编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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