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正宣传贯彻习近平“8.19”讲话。一个刺目的关键词——“舆论斗争”，在媒体上升温。有媒体甚至用“正面宣传，舆论斗争”八字概括习的讲话。这是危险信号。它的出现也存疑点。
最初官方报道没有“舆论斗争”
笔者检索了一个月来中国传媒上对学习贯彻习近平讲话的报道，发现奇怪现象。
习近平的讲话，8月20日晚由新华社首发。中共对领导人讲话的报道，有极严格审定程序。报道“8.19”讲话的电讯，决非新华社自己可以签发，而只能由分管宣传的政治局委员乃至更高领导拍板。
笔者当时从电视收看这条新闻的印象，似较温和，这和后来的杀气腾腾调子不同。当时报道的大标题是“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 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好”。导语是“他强调宣传思想工作一定要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基本职责，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重看全文，发现和后来报道最大的区别，是没有“舆论斗争”一语。
这当然不是疏漏。自8月21日至9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8篇评论员文章，论学习“8.19”讲话精神。人民日报署名“本报评论员”的文章，规格极高（仅次于社论），这个系列评论具权威性，然而8篇文章均未使用“舆论斗争”的提法。还有 8月23日人民网发布的“解读习近平总书记8.19重要讲话精神”，5个标题，14则提要，都无“舆论斗争”。这样的“解读”，当然也不可能随意拟定。
“舆论斗争”是怎样升温的？
虽然作为“规定动作”的上述报道未含“舆论斗争”，但早在8月21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就发出学习贯彻“8.19讲话”的通知，称习近平总书记阐述了一系列重大问题，其中包括“正面宣传和舆论斗争”（解放军报8月22日）。8月23日，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秦宜智传达习近平讲话，也提出“一手抓思想引导，一手抓舆论斗争”（中国青年报8月26日）。
与同时段人民日报、人民网的调子不同，环球时报8月24日刊出评论《舆论斗争，不能回避只能迎接的挑战》。此文似暗指有人回避“舆论斗争”，但刊出不久就遭反驳。中国青年报评论员曹林8月27日在腾讯网撰文《“舆论斗争”是一个让人不安的字眼》，认为“用‘舆论斗争’描述当下的思想交锋，让人恍若隔世。”
8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人民日报编委会”的学习“8.19”讲话文章《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的科学指南》（这种署名方式是该报自1946年创刊以来首次），文章提出“有效引导舆论、积极开展舆论斗争”。让人不安的字眼，在人民日报阐述“8.19”讲话的长文中出现了。
此类长文接踵而至。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社长李从军的文章《牢牢掌握舆论工作主动权》，该文的观点“理直气壮正面宣传，旗帜鲜明舆论斗争”成为一些网站转载时的标题。9月16日，人民日报社长张研农发表《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他在强调“对敌对势力开展舆论斗争不能丝毫松懈”的同时，就“党性、人民性”问题，重申80年代“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时对该报老社长胡绩伟的批判。文章发表之日，恰是胡绩伟逝世周年忌日。
人民日报上，1980年始有“舆论斗争”一语。从1980年到今年“8.19”，33年，总共只在全文中出现23次，且几乎全部用于“国际舆论斗争”、“反邪教”舆论斗争，仅有一篇短文，所用的语义与当今相同。而今年“8.19”后，一个月内，“舆论斗争”在人民日报上已经出现了4次，其语义，完全针对国内思想领域。
这波舆论潮中，必须提到北京日报9月2日的文章《意识形态领域斗争要敢于亮剑》。“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意识形态斗争”，是“舆论斗争”的同义语。此文一出，“亮剑”之声四起。
9月4日，解放军报发文：《夺取网络舆论斗争的主动权》。9月6日法制日报报道，中央政法委提出“敢于舆论斗争”。9月10日起，新华网、人民网陆续刊发31位省级宣传部长学习“8.19”讲话的体会。这31位部长，至少有16位使用了“舆论斗争”或“意识形态斗争”的提法。其中措辞最为激烈的是湖北省委宣传部长尹汉宁。他在求是杂志称宪政民主、普世价值都是“美丽的谎言”。
官员们纷纷表态，要强起来，不要“爱惜羽毛”，不当“开明绅士”。“8.19”后的一个月内，各省（自治区）的第一书记，至少有5位，或公开讲话，或主持会议，表态支持“舆论斗争”，包括张春贤（新疆）、袁纯清（山西）、王三运（甘肃）、骆惠宁（青海）、王儒林（吉林）。一些中央机关部门领导也群起发声。
笔者9月5日曾在联合早报撰文《“宪政”依然生死未卜》，指人民日报和求是杂志尚未批宪政，现在他们的批判开始了。除了前面引述的湖北宣传部长在求是杂志的文章，9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领导干部必须增强政治定力》一文，也将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西方宪政民主统统归入“要使中国脱离社会主义轨道，脱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错误思潮”。
9月16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出席四总部抓基层协调会，会议主题是落实习近平指示、将强军目标落实到基层。但许其亮讲话引人注目地指示“要积极抢占网络这一意识形态斗争的新阵地”、“筑牢防范敌对势力渗透破坏的防线”。9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文章，提出要像朝鲜战争坚守上甘岭那样，“铆在意识形态斗争的阵地上”。
高压态势超过江、胡
“8.19”讲话一个月来，从最初官方正式解读回避“舆论斗争”，到“舆论斗争”杀到前台，再到军方“亮剑”，控制舆论的高压态势已十分清楚。笔者通过“慧科搜索”，发现关键词“舆论斗争 or意识形态斗争 or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在这一个月中国媒体上的使用量，接近中共18大后至“8.19”之前8个多月的总量（前者为56，后者为64）。
中共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并不多见。江泽民任总书记期间，1994年1月召开过一次（另有1996年10月14届6中全会，以“精神文明建设”为主题）。胡锦涛任内，2003年12月和2008年1月各开过一次。可以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是最高领导人宣示舆论工作总方针的契机。
笔者检视了江、胡在上述会议的讲话。江时期，舆论工作的核心口号是“舆论导向”。江曾就“反西化、分化”等，说过许多狠话。但1994年初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时值14届3中全会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他紧跟邓小平改革理论，号召“必须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还提出“群众……在改革中由于利益关系调整而出现的思想认识问题，需要疏导和解决”。这个讲话不算强硬，看得出邓小平当时“要警惕右，但主要是反左”的指示对他的制约。江执政时，确定了融入国际的大方向，若非他当年决策发展互联网，中国互联网不会有后来的爆炸性增长。
胡锦涛时期，舆论工作的核心口号是“舆论引导”。16大后，2003年12月他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号召创新，“既要坚持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鞭策人，又要做到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 帮助人”。在他第一个任期，中共强调“三贴近”即宣传工作要“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制定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17大后，2008年1月的讲话，他提出“提高舆论引导能力”，还呼吁保障人民文化权益，“尊重差异、包容多样”。
这年6月20日，胡锦涛视察人民日报，强调“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健全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机制，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提高时效性，增加透明度”，“要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高度重视互联网的建设、运用、管理”。胡的“舆论引导”与江的“舆论导向”有微妙不同。“舆论导向”明言严控，而“舆论引导”则试图以柔性手段掌握话语权。在胡锦涛第二任期内，以微博为代表的中国大陆社交媒体，迅猛发展。
江、胡无疑都坚持“党管媒体”，他们在任时期，媒体之灾屡见不鲜。不过他们提出的方针，至少有包装，顾及国际观瞻，未轻言“斗争”，他们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的讲话，未成为反右宣言书。
习近平上任之初，看到他轻车简从重走邓小平南巡之路，看到对中央领导的报道和会议报道一度少了些可憎面目，人们以为政改就在眼前。但事与愿违，“舆论斗争”来了。
事实上，公众至今都未见过“8.19”讲话全文。单看党媒最初的报道和解读，习的讲话与江、胡大同小异。报道中引述他所说的“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和“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并不能直接转述为“舆论斗争”。然而，从军委副主席、团中央书记的传达到各省的表态，联系到“8.19”之后对互联网和公民运动活跃人物的严打，可以相信，继“舆论导向”和“舆论引导”之后，“舆论斗争”已成为当前中共的舆论控制总方针。“舆论斗争”的剑锋，已从过去主要指向西方、邪教、民族分裂势力，扩大到指向国内知识界和普通网民。
这使本届中共领导的政治高压态势，有超过江、胡时期，并有冲击经济工作（特别是18届3中全会将启动的经济改革）这个“中心”，使中国政治重蹈毛时代覆辙的危险。不知中共高层是否意识到，当他们信誓旦旦要反腐打虎的时候，“舆论斗争”却先期剿灭了大批武松，大大削弱了反腐的社会支持力量。
学者陈子明在德国之声撰文称：“有人说，现在中国思想与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很像1980年代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反自由化’运动。我说，这个比喻不确切。我在一条微博中写道：清污、反自由化和反和平演变，都是在80年代底色上的斑点。最近层峰打通了前30年与后30年，官方就可以在50年代的底色上泼墨了。”这是发人深省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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