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的版本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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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023年12月19日，江平先生去世，诸多法律界人士发文悼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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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微信公众号[[人民路56号]]在文章《江平和他11个“小伙伴们”的命运》<ref>[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703398.html 人民路56号｜江平和他11个“小伙伴们”的命运]</ref>中评论道'''“江平去世，一个不知疲倦的呐喊者停歇了”'''，并且总结了江平先生生前往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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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第一批留苏学法者==== | ||
| + | 1949年2月，中央批准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和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把国民党的法律制度都当作"旧法"予以废除。随后又把大约6000名"旧法"人员从司法部门清除出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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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951年7月6日，教育部发出《急速选拔留学生的指示》，要求各单位在6天之内选定"政治上可靠"的学生，并"由保送部门首长亲自签字负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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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各行各业的人都来了，是否学习过法律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政治可靠。几番遴选，第一批留苏学法的12名成员确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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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blockquote>他们是：江平、陈汉章、穆谟、王叔文、吴建璠、司马念媛、魏敏、佟明晖、刘鉴、李延茂、陆思明、谢让柏。</blockquot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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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留苏经历==== | ||
| + | 能第一批留苏，江平没有想到。他被安排学了法律。其实他最初的想法是当个记者，“因为我觉得新闻记者是无冕之王，有很多的独立性，可以批评政府，可以为民请命。记者的工作也符合我的性格，所以后来我就报考了燕京大学新闻系，当时燕京大学的新闻系是最好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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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虽然法律枯燥无味，不像新闻那么自由奔放。但江平还是欣然从命，“不管怎么说，既然国家派我去学，我当然是抱着崇高的使命感去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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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留苏期间，江平和下一级的法律班女生陈绥相恋，二人商定回国结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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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回国前夕，有两件事对江平影响很大：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中国司法代表团访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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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很多年后，江平回忆，秘密报告公布后，引发了他们对于造成[[个人崇拜]]的制度的思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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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还有就是，中国司法代表团访苏期间，江平和陈汉章担任翻译，陪同考察苏联的司法现状。没有想到的是，代表团回国之后，好几个人被打成[[反右|右派]]，原因是他们受访苏见闻的影响，主张无罪推定理论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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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这两件事，预示了江平和同学们回国后的命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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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回国后，江平分去北京政法学院工作。据他自述，他是怀着进入“天堂之门”的希望回国，备受北京政法学院院长钱端升看重。不料，转眼之间却坠入地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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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大鸣大放时，江平很积极，带头起草了一张二十人联署的大字报，后来被定了两大罪状：一个是二十人大字报，还有就是攻击[[社会主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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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957年的反右，给江平的打击很大，影响了一生。他被打成右派之后，新婚妻子在政治压力下与之分手。不久，他在下放至门头沟的劳动中，不慎整个人被卷到火车底下，失去一条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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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970年，北京政法学院被撤销，江平下放到安徽宿县干校劳动，以后辗转到延庆中学教书，直到1979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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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从1957年到1979年，这22年，江平实际真正教学大概只有七年。“[[文革]]”十年没有事可干，他帮人家抄大字报。这是个很苦闷的年代，不能看书。他从苏联回来的时候带了许多书，但到了“文革”后期，把绝大多数书都当废纸卖掉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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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后来在一首回顾留学生涯的诗里，江平写道：“域外空行万里路，灯下枉读千卷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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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返校授课==== | ||
| + | 1978年北京政法学院复校，江平回到民法教研室，大胆提出开设两门新课程：“罗马法”和“西方国家民商法概要”。前者主要介绍古罗马的私法，后者主要介绍西方国家尤其是大陆法系国家的民商法制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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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983年1月，江平正式担任北京政法学院副院长，中国政法大学成立后不久又担任了副校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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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参与立法==== | ||
| + | 从1982年民法通则开始起草，到1986年4月民法通则在全国人大会议上通过，江平都直接参与立法工作。他与同为顾问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佟柔、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教授王家福、北京大学教授魏振瀛后来被人称为“四大名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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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此后比较集中的一段时间，江平陆续参加包括公司法、合同法、信托法、物权法等立法工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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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他曾担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1990年卸任后，开始对公共事务发表意见，成为中国法治最有力的呐喊和推动者之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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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File:江平先生.jpeg|thumb|250px|right|江平（1930年12月28日—2023年12月19日）]] | ||
| + | ====江平先生的主要语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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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blockquote>为什么我一开始就对民法感兴趣呢？主要的原因是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传统，中国对私权历来不重视。我所理解的私权，就是私人企业、私人财产和私人权利，在中国提倡私权保护，是刻不容缓的责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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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法治]]在中国的发展，总的来说，是退一步进两步，还是在不断地前进。 我的[[中国梦]]，就是法治天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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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我这辈子最欣慰的事情，是没有说过违心的话。如果来生让我重新选择职业，我仍然要选择大学教授。因为我必须要有自己独立的见解，有自己的理想，要为这个理想来说话。</blockquot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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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只向真理低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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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微信公众号[[张3丰的世界]]在文章《“只向真理低头”，何其难也》<ref>[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703402.html 张3丰的世界｜ “只向真理低头”，何其难也]</ref>里评论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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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blockquote>江平先生留给这个世界最重要的一句话是“只向真理低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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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只向真理低头，在今天不但是罕见的品质，也几乎等同于精神病——不合群，性格怪异，孤僻，需要看心理医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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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那需要成为鲁迅所说的“独异的个人”，需要强大的内心。这可能是如今很多人面对江平先生的“遗言”感到惭愧的原因。但是，如果不去尝试着做一点点，不去试一下抬头，不去试一下“不低头”，纪念就距离“真理”很远，也距离江平先生很远。</blockquot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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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法治天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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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File:悼念江平.jpeg|thumb|280px|right|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园区里“法治天下”的石碑，由江平先生题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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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微信公众号[[罗翔说刑法]]发布了文章《纪念江平老师》<ref>[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703456.html 罗翔说刑法｜纪念江平老师]</ref>，文章汇集了中国政法大学教师陈碧、赵宏、李红勃、罗翔合写的悼念江平先的文字，文字中回忆了江平先生生前留下的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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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作为律师，苦乐是你个人的感觉，善恶是你的社会形象，成败是你个人的事业，而律师职业的兴衰关系国家的命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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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法治]]能否兴旺，关键是从事法律的人如何。而从事法律的人如何，则要看学校培养质量如何。若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仅法学条文掌握得好，法律的理念也掌握得好，那么中国的法治才有希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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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一个学法律的人最先应该懂得的是法制与法治的区别，而法律的终极使命是捍卫每个个体的[[自由]]和[[公民权利|权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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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私法的空间是公法给的，个人权利的多少取决于国家权力的界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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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如果[[依法治国]]是一汪水，律师就是这水里的鱼，律师兴则法治兴，法治兴则国家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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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注意个人权利的法定主义与非法定主义区别，企业的经营权与其说需要法律的刻意授权，还不如说需要限制国家权力的过度干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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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对于个人权利，法无禁止皆可为；对于国家权力，法无授权皆禁止，从人类企业形态的丰富多样性就可窥豹一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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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119806.html 江平：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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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7月26日 (五) 18:48的最新版本
2023年12月19日，江平先生去世，诸多法律界人士发文悼念：
“一个不知疲倦的呐喊者停歇了”
微信公众号人民路56号在文章《江平和他11个“小伙伴们”的命运》[1]中评论道“江平去世，一个不知疲倦的呐喊者停歇了”，并且总结了江平先生生前往事：
第一批留苏学法者
1949年2月，中央批准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和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把国民党的法律制度都当作"旧法"予以废除。随后又把大约6000名"旧法"人员从司法部门清除出去。
1951年7月6日，教育部发出《急速选拔留学生的指示》，要求各单位在6天之内选定"政治上可靠"的学生，并"由保送部门首长亲自签字负责"。
各行各业的人都来了，是否学习过法律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政治可靠。几番遴选，第一批留苏学法的12名成员确定。
他们是：江平、陈汉章、穆谟、王叔文、吴建璠、司马念媛、魏敏、佟明晖、刘鉴、李延茂、陆思明、谢让柏。
留苏经历
能第一批留苏，江平没有想到。他被安排学了法律。其实他最初的想法是当个记者，“因为我觉得新闻记者是无冕之王，有很多的独立性，可以批评政府，可以为民请命。记者的工作也符合我的性格，所以后来我就报考了燕京大学新闻系，当时燕京大学的新闻系是最好的。 ”
虽然法律枯燥无味，不像新闻那么自由奔放。但江平还是欣然从命，“不管怎么说，既然国家派我去学，我当然是抱着崇高的使命感去的。”
留苏期间，江平和下一级的法律班女生陈绥相恋，二人商定回国结婚。
回国前夕，有两件事对江平影响很大：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中国司法代表团访苏。
很多年后，江平回忆，秘密报告公布后，引发了他们对于造成个人崇拜的制度的思索。
还有就是，中国司法代表团访苏期间，江平和陈汉章担任翻译，陪同考察苏联的司法现状。没有想到的是，代表团回国之后，好几个人被打成右派，原因是他们受访苏见闻的影响，主张无罪推定理论等。
这两件事，预示了江平和同学们回国后的命运。
遭遇反右
回国后，江平分去北京政法学院工作。据他自述，他是怀着进入“天堂之门”的希望回国，备受北京政法学院院长钱端升看重。不料，转眼之间却坠入地狱。
大鸣大放时，江平很积极，带头起草了一张二十人联署的大字报，后来被定了两大罪状：一个是二十人大字报，还有就是攻击社会主义。
1957年的反右，给江平的打击很大，影响了一生。他被打成右派之后，新婚妻子在政治压力下与之分手。不久，他在下放至门头沟的劳动中，不慎整个人被卷到火车底下，失去一条腿。
1970年，北京政法学院被撤销，江平下放到安徽宿县干校劳动，以后辗转到延庆中学教书，直到1979年。
从1957年到1979年，这22年，江平实际真正教学大概只有七年。“文革”十年没有事可干，他帮人家抄大字报。这是个很苦闷的年代，不能看书。他从苏联回来的时候带了许多书，但到了“文革”后期，把绝大多数书都当废纸卖掉了。
后来在一首回顾留学生涯的诗里，江平写道：“域外空行万里路，灯下枉读千卷书。”
返校授课
1978年北京政法学院复校，江平回到民法教研室，大胆提出开设两门新课程：“罗马法”和“西方国家民商法概要”。前者主要介绍古罗马的私法，后者主要介绍西方国家尤其是大陆法系国家的民商法制度。
1983年1月，江平正式担任北京政法学院副院长，中国政法大学成立后不久又担任了副校长。
参与立法
从1982年民法通则开始起草，到1986年4月民法通则在全国人大会议上通过，江平都直接参与立法工作。他与同为顾问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佟柔、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教授王家福、北京大学教授魏振瀛后来被人称为“四大名旦”。
此后比较集中的一段时间，江平陆续参加包括公司法、合同法、信托法、物权法等立法工作。
他曾担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1990年卸任后，开始对公共事务发表意见，成为中国法治最有力的呐喊和推动者之一。
江平先生的主要语录
为什么我一开始就对民法感兴趣呢？主要的原因是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传统，中国对私权历来不重视。我所理解的私权，就是私人企业、私人财产和私人权利，在中国提倡私权保护，是刻不容缓的责任。
法治在中国的发展，总的来说，是退一步进两步，还是在不断地前进。 我的中国梦，就是法治天下。
我这辈子最欣慰的事情，是没有说过违心的话。如果来生让我重新选择职业，我仍然要选择大学教授。因为我必须要有自己独立的见解，有自己的理想，要为这个理想来说话。
“只向真理低头”
微信公众号张3丰的世界在文章《“只向真理低头”，何其难也》[2]里评论道：
江平先生留给这个世界最重要的一句话是“只向真理低头”。
只向真理低头，在今天不但是罕见的品质，也几乎等同于精神病——不合群，性格怪异，孤僻，需要看心理医生。
那需要成为鲁迅所说的“独异的个人”，需要强大的内心。这可能是如今很多人面对江平先生的“遗言”感到惭愧的原因。但是，如果不去尝试着做一点点，不去试一下抬头，不去试一下“不低头”，纪念就距离“真理”很远，也距离江平先生很远。
“法治天下”
微信公众号罗翔说刑法发布了文章《纪念江平老师》[3]，文章汇集了中国政法大学教师陈碧、赵宏、李红勃、罗翔合写的悼念江平先的文字，文字中回忆了江平先生生前留下的话：
- “作为律师，苦乐是你个人的感觉，善恶是你的社会形象，成败是你个人的事业，而律师职业的兴衰关系国家的命运”。
- “法治能否兴旺，关键是从事法律的人如何。而从事法律的人如何，则要看学校培养质量如何。若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仅法学条文掌握得好，法律的理念也掌握得好，那么中国的法治才有希望。”
- “私法的空间是公法给的，个人权利的多少取决于国家权力的界限。”
- “如果依法治国是一汪水，律师就是这水里的鱼，律师兴则法治兴，法治兴则国家兴。”
- “注意个人权利的法定主义与非法定主义区别，企业的经营权与其说需要法律的刻意授权，还不如说需要限制国家权力的过度干预。”
- “对于个人权利，法无禁止皆可为；对于国家权力，法无授权皆禁止，从人类企业形态的丰富多样性就可窥豹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