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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社交媒体改变公共领域”的版本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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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是战国时期力主加强君权的代表。他认为，“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国家需要用法令和“内行刀锯，外用甲兵”的暴力才能解决问题，因此他强调对民众加强“法令”教育。为了使这种教育能够执行，商鞅将教育的权力交到法官法吏的手中。这套理论和实践被商鞅称之为“壹教”，取消了所有违背法令和不利于农战的思想言论。商鞅指出：“壹教则下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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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是[[战国时期]]力主加强君权的代表。他认为，“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国家需要用法令和“内行刀锯，外用甲兵”的暴力才能解决问题，因此他强调对民众加强“法令”教育。为了使这种教育能够执行，商鞅将教育的权力交到法官法吏的手中。这套理论和实践被商鞅称之为“壹教”，取消了所有违背法令和不利于农战的思想言论。商鞅指出：“壹教则下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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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继承了商鞅的“壹教”精神，认为必须使国内做到“言谈者必轨于法”。韩非指出，“以文乱法”是造成祸乱的重要原因，因此对那些“二心私学”，要“禁其行，破其群，散其党”（《韩非子•诡使》）。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韩非提出了著名的法家教育纲领：“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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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继承了商鞅的“壹教”精神，认为必须使国内做到“言谈者必轨于法”。韩非指出，“以文乱法”是造成祸乱的重要原因，因此对那些“二心私学”，要“禁其行，破其群，散其党”（《韩非子•诡使》）。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韩非提出了著名的[[法家]]教育纲领：“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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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提出的纲领自己没能实施，却被他的师兄弟李斯推行了。秦始皇三十三年，李斯奏请焚烧民间“《诗》、《书》、百家语”，只留“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把商鞅以来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政治传统推向了极致，而这两句话也成为秦朝暴政的专有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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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提出的纲领自己没能实施，却被他的师兄弟李斯推行了。秦始皇三十三年，李斯奏请焚烧民间“《诗》、《书》、百家语”，只留“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把商鞅以来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政治传统推向了极致，而这两句话也成为[[秦朝]]暴政的专有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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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秦王朝没有像秦始皇所期望的那样，传之千秋万代，但他所创建的中国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却延续了两千多年。一直到当代中国，这种痕迹还清晰可见。比如，国人耳熟能详的一句口号：“听党的话”。“听党的话”无非是听党的各级干部的话，这不正是“以吏为师”吗？过去的“伟大领袖”同时也是“伟大导师”，不仅管政治统治，还要管思想统治。思想统治的主要目的就是消除舆论不一律，也就是商鞅所说的“言谈者必轨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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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秦王朝没有像[[秦始皇]]所期望的那样，传之千秋万代，但他所创建的中国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却延续了两千多年。一直到当代中国，这种痕迹还清晰可见。比如，国人耳熟能详的一句口号：“听党的话”。“听党的话”无非是听党的各级干部的话，这不正是“以吏为师”吗？过去的“伟大领袖”同时也是“伟大导师”，不仅管政治统治，还要管思想统治。思想统治的主要目的就是消除舆论不一律，也就是商鞅所说的“言谈者必轨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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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毛泽东发动“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时，提出“不但舆论一律，而且法律也一律”。意思是，如果思想和舆论不一律，就要采用法律手段来最终求得一律。胡风及其同仁的独立思考，从被定性为“小资产阶级观点”，到“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最终被归结为“反党集团”和“反革命集团”犯罪，留下的一个重大后果，就是利用国家机器和法律手段保障意识形态的“舆论一律”，这成为了一种长期的体制模式。“文革”时期“舆论一律”更是被发挥至“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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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毛泽东]]发动“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时，提出“不但舆论一律，而且法律也一律”。意思是，如果思想和舆论不一律，就要采用法律手段来最终求得一律。胡风及其同仁的独立思考，从被定性为“小资产阶级观点”，到“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最终被归结为“反党集团”和“反革命集团”犯罪，留下的一个重大后果，就是利用国家机器和法律手段保障意识形态的“舆论一律”，这成为了一种长期的体制模式。“文革”时期“舆论一律”更是被发挥至“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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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中国政治总体上出现了松动，保持“舆论一律”的方针也蜕变为一个新的说法，叫做“把握舆论导向”，就是鼓励和放纵某些舆论，反对和压制另外一些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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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中国政治总体上出现了松动，保持“舆论一律”的方针也蜕变为一个新的说法，叫做“把握[[舆论导向]]”，就是鼓励和放纵某些舆论，反对和压制另外一些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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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论家郭罗基指出：“按照‘把握舆论导向’形成的舆论，前提是假定一部分人的思想言论高于全社会的思想言论，且不允许挑战，于是垄断原则代替了竞争原则。”换言之，虽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舆论完全一律格局打破，但舆论场的结构并未发生变化。虽有部分“观念市场”的竞争，但舆论垄断依然如故。市场化媒体起了一定开言路、通民情的作用，但本质上仍是官办媒体的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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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论家[[郭罗基]]指出：“按照‘把握舆论导向’形成的舆论，前提是假定一部分人的思想言论高于全社会的思想言论，且不允许挑战，于是垄断原则代替了竞争原则。”换言之，虽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舆论完全一律格局打破，但舆论场的结构并未发生变化。虽有部分“观念市场”的竞争，但舆论垄断依然如故。市场化媒体起了一定开言路、通民情的作用，但本质上仍是官办媒体的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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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在中国兴起，这种局面才开始出现改变。而要到本世纪第一个十年，以博客与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在中国大行其道，才有了根本转折。这就是中国舆论场出现了一种结构性变化。“主导舆论”不再一统天下，民间崛起了一股堪与官方舆论相抗衡的话语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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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在中国兴起，这种局面才开始出现改变。而要到本世纪第一个十年，以[[博客]]与[[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在中国大行其道，才有了根本转折。这就是中国舆论场出现了一种结构性变化。“主导舆论”不再一统天下，民间崛起了一股堪与官方舆论相抗衡的话语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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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观察者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结构性的变化。新华社原总编辑南振中洞察性地提出了“两个舆论场”的说法：一个是传统媒体的官方舆论场，一个是网络舆论场。在官方舆论场中，话语权主要掌握在媒介资源的控制者手中。而在网络传播中，“把关”相对较弱，网络的匿名性使言论发表者获得了更高的安全感，因此社会生活的多样性、思想文化的多元化，在网络舆论场上表现得更加明显。与传统媒体相比，受众更倾向于网络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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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观察者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结构性的变化。新华社原总编辑南振中洞察性地提出了“[[两个舆论场]]”的说法：一个是传统媒体的官方舆论场，一个是网络舆论场。在官方舆论场中，话语权主要掌握在媒介资源的控制者手中。而在网络传播中，“把关”相对较弱，网络的匿名性使言论发表者获得了更高的安全感，因此社会生活的多样性、思想文化的多元化，在网络舆论场上表现得更加明显。与传统媒体相比，受众更倾向于网络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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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众的这种倾向性，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祁述裕那里，有一个更为鲜明的表述。他在人民网就网络问政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时表示，《人民日报》是党的喉舌，表达党和政府的声音；网络表达群众的声音，是群众的喉舌。“我们不能把网络变成党的喉舌，那就完全失去网络存在的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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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众的这种倾向性，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祁述裕那里，有一个更为鲜明的表述。他在人民网就网络问政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时表示，《人民日报》是党的[[喉舌]]，表达党和政府的声音；网络表达群众的声音，是群众的喉舌。“我们不能把网络变成党的喉舌，那就完全失去网络存在的意义了。”
  
 
从观察可知，两个舆论场所讨论的内容、使用的话语乃至讨论的方式都大异其趣。传统媒体官方舆论场也被称作“主流媒体舆论场”。人民日报社新闻研究中心主任张首映对“主流媒体”的界定是，“主流媒体和主流报章在国家民族或政党价值观上主要是弘扬主流价值”。他认为，当代中国的主流价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因而，主流媒体主要用于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流媒体肩负新闻传播和舆论引导的双重任务，但无论是哪一方面，它们更多都表现为一种单向的输出。
 
从观察可知，两个舆论场所讨论的内容、使用的话语乃至讨论的方式都大异其趣。传统媒体官方舆论场也被称作“主流媒体舆论场”。人民日报社新闻研究中心主任张首映对“主流媒体”的界定是，“主流媒体和主流报章在国家民族或政党价值观上主要是弘扬主流价值”。他认为，当代中国的主流价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因而，主流媒体主要用于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流媒体肩负新闻传播和舆论引导的双重任务，但无论是哪一方面，它们更多都表现为一种单向的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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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舆论场则不然，如果说前一个舆论场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网络舆论场则更富民间气质。官方舆论场着力描绘的是政府如何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而不是公共文化如何发展。而网络舆论场探求的是公民怎样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以影响现行权力制度。
 
网络舆论场则不然，如果说前一个舆论场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网络舆论场则更富民间气质。官方舆论场着力描绘的是政府如何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而不是公共文化如何发展。而网络舆论场探求的是公民怎样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以影响现行权力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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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较少受社会习俗和制度化政治权威的限制，互联网使中国原本隐身的民意变得高度可见。如果说，在现实世界里，很多中国人是“沉默的大多数”，那么，在互联网上，他们获得了发言机会，并采取着自己认为应采取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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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较少受社会习俗和制度化政治权威的限制，互联网使中国原本隐身的[[民意]]变得高度可见。如果说，在现实世界里，很多中国人是“沉默的大多数”，那么，在互联网上，他们获得了发言机会，并采取着自己认为应采取的行为。
  
 
近年来，网民言论之活跃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国内外重大事件，均能马上形成网上舆论，甚至达到各级部门、机构和公众人物都无法忽视的地步，这种状况是前几年根本无法想象的。
 
近年来，网民言论之活跃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国内外重大事件，均能马上形成网上舆论，甚至达到各级部门、机构和公众人物都无法忽视的地步，这种状况是前几年根本无法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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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周围社会环境的观察，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利用新的参与性媒体为公共讨论注入一种想法，一个批评或是一种关注。网络公共领域的不同形式，使得所有人都有发言、询问、调查的出口，而不必依赖于官方媒体机构。我们看到了新的、分权化的方式，在履行监督的功能，在展开政治讨论和组织，在影响议题和话语。一言以蔽之，以前作为受众和“臣民”的人们现在成了政治对话的潜在贡献者和政治舞台的潜在行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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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周围社会环境的观察，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利用新的参与性媒体为公共讨论注入一种想法，一个批评或是一种关注。网络公共领域的不同形式，使得所有人都有发言、询问、调查的出口，而不必依赖于官方媒体机构。我们看到了新的、分权化的方式，在履行监督的功能，在展开政治讨论和组织，在影响议题和话语。一言以蔽之，以前作为受众和“[[臣民]]”的人们现在成了政治对话的潜在贡献者和政治舞台的潜在行动者。
  
 
（原载[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zA1MTQ4MQ==&mid=200551548&idx=1&sn=6d875e5a80355f7bdc80a19a37c14a0b&chksm=289c6a4a1febe35c6adbf74f67fa1f25ddb5287dc46649e70c08e289305fa3084b6f2153202e&scene=21#wechat_redirect 《彭博商业周刊》中文版]）2014-08-10  
 
（原载[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zA1MTQ4MQ==&mid=200551548&idx=1&sn=6d875e5a80355f7bdc80a19a37c14a0b&chksm=289c6a4a1febe35c6adbf74f67fa1f25ddb5287dc46649e70c08e289305fa3084b6f2153202e&scene=21#wechat_redirect 《彭博商业周刊》中文版]）2014-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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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156993.html  今日微博：社交媒体，是有利于“人民”还是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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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4月12日 (五) 22:09的最新版本

商鞅是战国时期力主加强君权的代表。他认为，“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国家需要用法令和“内行刀锯，外用甲兵”的暴力才能解决问题，因此他强调对民众加强“法令”教育。为了使这种教育能够执行，商鞅将教育的权力交到法官法吏的手中。这套理论和实践被商鞅称之为“壹教”，取消了所有违背法令和不利于农战的思想言论。商鞅指出：“壹教则下听上。”

韩非继承了商鞅的“壹教”精神，认为必须使国内做到“言谈者必轨于法”。韩非指出，“以文乱法”是造成祸乱的重要原因，因此对那些“二心私学”，要“禁其行，破其群，散其党”（《韩非子•诡使》）。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韩非提出了著名的法家教育纲领：“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

韩非提出的纲领自己没能实施，却被他的师兄弟李斯推行了。秦始皇三十三年，李斯奏请焚烧民间“《诗》、《书》、百家语”，只留“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把商鞅以来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政治传统推向了极致，而这两句话也成为秦朝暴政的专有名词。

虽然秦王朝没有像秦始皇所期望的那样，传之千秋万代，但他所创建的中国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却延续了两千多年。一直到当代中国，这种痕迹还清晰可见。比如，国人耳熟能详的一句口号：“听党的话”。“听党的话”无非是听党的各级干部的话，这不正是“以吏为师”吗？过去的“伟大领袖”同时也是“伟大导师”，不仅管政治统治，还要管思想统治。思想统治的主要目的就是消除舆论不一律，也就是商鞅所说的“言谈者必轨于法”。

1955年，毛泽东发动“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时，提出“不但舆论一律，而且法律也一律”。意思是，如果思想和舆论不一律，就要采用法律手段来最终求得一律。胡风及其同仁的独立思考，从被定性为“小资产阶级观点”，到“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最终被归结为“反党集团”和“反革命集团”犯罪，留下的一个重大后果，就是利用国家机器和法律手段保障意识形态的“舆论一律”，这成为了一种长期的体制模式。“文革”时期“舆论一律”更是被发挥至“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程度。

“文革”后，中国政治总体上出现了松动，保持“舆论一律”的方针也蜕变为一个新的说法，叫做“把握舆论导向”，就是鼓励和放纵某些舆论，反对和压制另外一些舆论。

政论家郭罗基指出：“按照‘把握舆论导向’形成的舆论，前提是假定一部分人的思想言论高于全社会的思想言论，且不允许挑战，于是垄断原则代替了竞争原则。”换言之，虽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舆论完全一律格局打破，但舆论场的结构并未发生变化。虽有部分“观念市场”的竞争，但舆论垄断依然如故。市场化媒体起了一定开言路、通民情的作用，但本质上仍是官办媒体的附庸。

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在中国兴起，这种局面才开始出现改变。而要到本世纪第一个十年，以博客与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在中国大行其道，才有了根本转折。这就是中国舆论场出现了一种结构性变化。“主导舆论”不再一统天下，民间崛起了一股堪与官方舆论相抗衡的话语力量。

许多观察者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结构性的变化。新华社原总编辑南振中洞察性地提出了“两个舆论场”的说法：一个是传统媒体的官方舆论场，一个是网络舆论场。在官方舆论场中，话语权主要掌握在媒介资源的控制者手中。而在网络传播中，“把关”相对较弱，网络的匿名性使言论发表者获得了更高的安全感，因此社会生活的多样性、思想文化的多元化，在网络舆论场上表现得更加明显。与传统媒体相比，受众更倾向于网络媒体。

受众的这种倾向性，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祁述裕那里，有一个更为鲜明的表述。他在人民网就网络问政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时表示，《人民日报》是党的喉舌，表达党和政府的声音；网络表达群众的声音，是群众的喉舌。“我们不能把网络变成党的喉舌，那就完全失去网络存在的意义了。”

从观察可知，两个舆论场所讨论的内容、使用的话语乃至讨论的方式都大异其趣。传统媒体官方舆论场也被称作“主流媒体舆论场”。人民日报社新闻研究中心主任张首映对“主流媒体”的界定是，“主流媒体和主流报章在国家民族或政党价值观上主要是弘扬主流价值”。他认为，当代中国的主流价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因而，主流媒体主要用于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流媒体肩负新闻传播和舆论引导的双重任务，但无论是哪一方面，它们更多都表现为一种单向的输出。

网络舆论场则不然，如果说前一个舆论场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网络舆论场则更富民间气质。官方舆论场着力描绘的是政府如何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而不是公共文化如何发展。而网络舆论场探求的是公民怎样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以影响现行权力制度。

由于较少受社会习俗和制度化政治权威的限制，互联网使中国原本隐身的民意变得高度可见。如果说，在现实世界里，很多中国人是“沉默的大多数”，那么，在互联网上，他们获得了发言机会，并采取着自己认为应采取的行为。

近年来，网民言论之活跃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国内外重大事件，均能马上形成网上舆论，甚至达到各级部门、机构和公众人物都无法忽视的地步，这种状况是前几年根本无法想象的。

通过对周围社会环境的观察，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利用新的参与性媒体为公共讨论注入一种想法，一个批评或是一种关注。网络公共领域的不同形式，使得所有人都有发言、询问、调查的出口，而不必依赖于官方媒体机构。我们看到了新的、分权化的方式，在履行监督的功能，在展开政治讨论和组织，在影响议题和话语。一言以蔽之，以前作为受众和“臣民”的人们现在成了政治对话的潜在贡献者和政治舞台的潜在行动者。

（原载《彭博商业周刊》中文版）2014-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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