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权者的权力

张洁平：极权之下，我们的恐惧、抵抗与爱

哈维尔：《无权者的权力——纪念扬·巴托契卡》

　　一

　　一个幽灵，一个西方称之为“反叛”的幽灵，正在东欧大地徘徊。这个幽灵并非从天而降，它所困扰的制度，正进入了一个历史阶段，它乃是这个历史阶段不可抗拒的自然产物。千万条理由都注定了现制度依赖纯粹和残暴无理的权力来扼杀一切异端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反叛的幽灵应运而生。现制度在政治上已成一具僵尸，因此在体制内的任何异动、背离都是无法进行的。

　　这些所谓的“不同政见者”们是何许人也？他们的观点来自何方，有何意义？他们合力推动的“独立首创运动”意义何在，又有几分成功的把握？能否视“不同政见者”为反对党？若是反对党，他们在现政权体制内的实质究竟是什么？他们做些什么？在社会上扮演何种角色？他们的希望是什么？基础是什么？这些位于权力中心之外的次等公民们，这些“不同政见者”们，他们靠自己的力量能对社会和社会制度产生什么影响呢？他们真的能改变现实吗？我想要检讨这些关于“无权者”们的潜力的问题，首先要研究一下无权者们生存环境中的权力的本质。

　　二

　　我们这个社会制度通常称之为专制制度，更确切来讲是一个操纵了社会经济、政治命脉的官僚制度。恐怕“专制”这个名词，不管在其他场合有什么含义，往往不是澄清，而是混淆了我们社会制度的本质。通常，专制是指一小撮用武力攫取政权的人，他们的权力是公然的，直截了当的，专制者们随心所欲地使用手中的权力，他们与大多数被统治者之间的分野泾渭分明。传统或古典的“专制”概念，一个基本特点是暂时性、短促性，缺乏历史基础，其寿命由统治者们的生命长短来决定。这种专制通常有区域性局限，无论它所标榜的正统意识形态如何，其权力最终来自军队和警察。对它的最大威胁，就是敌手的武装实力可能超过它，进而取而代之。

　　仅就以上简浅分析论，我们这个社会与传统的专制相似极微。首先，现社会制度不受小范围的区域地理局限，反之，它在一个超级大国的操纵下囊括了一大块政治版图。当然，不同地区、国家之间有地方上或历史上的差异，然而这些差异最终由一个单一、统一的权力构架所制约。专制不仅在各国有相同的政治原则和结构(由占统治地位的超级大国操纵演变)，而且超级大国的中心控制网络渗透到每个国家，它们对超级大国的利益唯命是从。当然，在当前核均势僵持不下的世界格局内，我们的社会制度较之传统的专制有前所未有的外在稳定性。许多区域性危机如果发生在孤立的国家，可能会引起政权的蜕变，但在东欧则由其他成员国的武力干涉来解决问题。

　　再者，传统专制的一个特点是缺乏历史基础，常常表现为历史上的反复，群众性暴力的非理性行为所异致的非理性结果，但我们的社会制度则不那么简单。虽然我们的专制制度与当年造就这一制度的社会运动早已异化了，但这些社会运动的真实性(我指的是19世纪以来的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仍然赋于现制度不可抹杀的历史意义。这些历史渊源为现制度的建立提供过坚固的基础。直到现制度演变为今天的新的社会政治现实，这个现实成了当代世界格局的一个不可分的组成部分。这些历史的根源有一个特点，就是对当时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因而导致了社会革命运动。正确的理解的核心，就孕育着运动发展过程中的异化倾向。这个问题在这儿并不重要。这个问题当然是当时的气候造成的，有机成长发展的，也有同样历史根源的。

　　现社会制度的第三个特征，就是当年的“正确的理解”的遗产。这是区分现制度与其他专制的特征。现制度的意识形态十分精确、合乎逻辑、易于理解，其精髓又很灵活应变。就其完整性而论，这个意识形态几乎是一个世俗化的宗教。它能够解答一切问题。人们很难部分接受它。全盘接受，则对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当今世界，一切形而上的，存在的确定观念都处于危机中。人们失去了根基，互相异化，丧失了理解世界的能力。但我们制度的意识形态则拥有催眠的法术。它为四处游荡的人类提供了家园：一旦接受它，一切就会一目了然，生命又有了新的意义，一切神秘莫测的疑难，一切忧虑和孤独感，都烟消云散了。毫无疑问，要住进这间廉价公寓，代价极高：人们必须放弃个人的理性，良知与责任感。因为这个意识形态的根本特点就是把理性与良知交到更高的权威手里。这儿的原则是：权力的中心，就是真理的中心(在我们这儿，与拜占庭的教廷有惊人的相似：最高的世俗权威即是最高的精神权威)。当然，意识形态现在已经不再能掌握群众了，起码在东欧国家之内(俄国也有可能是个例外，那儿的农奴心态，那种对统治者盲目和宿命的崇拜，对命令的无条件服从，仍占着上风，而且与超级强权的爱国主义结合，将王朝利益高置于人类利益之上)。但这无关紧要，因为意识形态在我们社会里的工作仍是卓有成效的(后面我还要详谈)，这正是归结于意识形态的本质。

　　第四，传统专制的权力运用必包含某种程度的随机性。权力结构大部分都不稳固，常常导致偶然性、非常规的权力运作。反对派的言论在社会上、心理上和实际环境中都有存在的条件。简言之，权力表层有许多漏洞和空子可钻，这样政权的稳固就难以实现。但我们的制度在苏联已发展了六十多年，在东欧也有三十余载。其中很多结构上的特点，是从沙皇的专制主义演变而成的。在权力的外在机制方面，造就了复杂缜密的、直接和间接控制全体国民的系统。这种系统作为权力的基础，代表了一种全新的权力结构。我们同时不应忘记，这个体制的效率通过国有化经济、中央指令性生产方式而得到极大强化。因此，权力结构具有前所未有、难以驾驭的自我投资能力(譬如在官僚体制和警察系统方面)。作为唯一的雇主，权力结构更易于把公民的日常生活消费牢牢掌握住。

　　最后，倘若革命风潮、英雄主义、献身精神和狂烈的暴力是传统专制的特征的话，那么这样的特征在苏联集团国家里已消失殆尽了。东欧集团多年以来已不复是一个孤立于国际发达社会之上的封闭世界，不受国际社会发展的影响。正相反，苏联集团已成为大世界不可分的一部分，同世界共享和共创未来。具体来讲，西方发达国家的价值观实质上已在我们的社会出现，与西方的长期和平共处加速了这一同化的进程。也即是说，我们的社会也演变成为一个消费和工业化社会，带有该社会形态的一切社会、思想以及心理方面的问题。不考虑这些因素，则无法理解我们制度内的权力的本质。

　　在权力结构上，我们现制度与传统专制的深刻差异(希望我上述肤浅的比较已经说清了这个差异)使我寻找某种适当的概念来在本文目的范围内描述我们的社会制度。我下面将要用“后极权制度”来形容我们的制度。虽然我知道我的概念并不是最精确的，在还没找到更贴切的用词时，我们姑妄用之。我不是说名词前缀“后”是指我们的制度已不复专制独裁了。正相反，我是指现在的独裁形式与我们所理解的传统的极权和传统专制有根本的区别。

　　我上面提到的环境，只构成了后极权社会权力构成的一部分条件因素和某种现象上的框架，我下面将分别加以阐述。

　　三

　　某个水果店经理在洋葱、胡萝卜陈列橱窗上贴了一幅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这样做目的何在？究竟向人们传送什么信息？他是否对全世界无产者的大联合真的十分热衷？他当真觉得他的热情促使他非得让公众都来了解他的理想不可？他是否真的想过，这个大联合该怎么实现，实现了又怎么样？我敢断言，大多数商店经理们对于橱窗上标语的意义从来是不会过问的。他们也不会用那样的标语来表达自己真实的意见。标语是上面批发洋葱和胡萝卜的同时发下来的。水果店经理拿过来往橱窗上一贴就完事了，因为这是习以为常，司空习惯的事情。但要是不贴，就会有麻烦。上面会指责他不按规定布置橱窗，有人甚至会控告他反党反社会主义。为了过得下去，他非照章办事不可。这样的小事千千万万，做了才能有过上“与社会谐调一致”的生活保障。

　　水果商对于标语的内涵是不闻不问、无动于衷的。他不会有什么个人愿望来让公众了解标语表达的理想。这当然不是说水果商的举动毫无意义的，或者说标语什么都没告诉大家。标语确实是一个符号，包含了一个说不出口来但却十分明确的信息。口头上说起来，可以这样表达：“我，水果商某某，是懂得我该作什么，是守本分的。我是个靠得住的人，无可挑剔。我很听话，所以该过上平安日子。”这个符号当然有一个接受者，那就是水果商的上级领导；符号同时也是一个挡箭牌，用来防范那些揭发举报者。标语的真实意义因此深扎在水果商的生存之中，反映了他的根本利益。那么，什么是他的根本利益呢？

　　请注意：假如水果商奉命贴上这么条标语：“我胆小怕事，因此最安分守己。”虽然意思是真的，水果商对其内涵反倒不会无动于衷了。在橱窗上张贴这样直截了当地表明他的怯懦的标语，水果商是感到非常羞辱的。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他是一个人，有着做人的尊严。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水果商就得采纳这样的符号来表示忠诚，起码在字面上看起来具有不涉及个人利益的信念。它必须让水果商能够说：“全世界无产者的联合有什么问题没有？”这样符号可以帮助他遮掩一下他惟命是从的可鄙境界。同样掩盖了权势的可鄙基础。它用某种高等的东西掩盖基本的现实，而这个高等的东西就是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解释世界的方式。它赋予人类以认同、尊严和道德的幻象，而使人们与实质轻易地脱离。作为一种“超个人”的与客观的武器库，意识形态让人们欺骗自己的良知，掩盖他们的真实境况和不光彩的动机，自欺欺人。意识形态很讲求实用，但有时则冠冕堂皇地为上上下下正名与开脱。它既面对芸芸众生也面对在天之神。它是一层面纱，用来掩饰自己的失落的境遇，卑琐和安于现状的心态。它是人人都能用的藉口。水果商用对全世界无产者大联合的热情来掩饰他对失业的恐惧；官僚们用为工人阶级服务的词藻来掩饰对权力的贪欲。意识形态开脱和障眼术的根本功效是向后极权社会内的支柱和受害者们提供假象，让人们相信制度是与人类和宇宙的法则谐调一致的。

　　假若专制的国家较小，在现代化过程的分化程度较弱的，独裁者的意志就发挥得更加直截了当。换言之，独裁者可以诉诸赤裸裸的法令，避免意识形态所包含的复杂的解释世界和自圆其说的程序。但如果权力的机制越复杂，社会分化程度越高，权力建立的历史越久，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越多，意识形态的作用就越重要。意识形态在人民与政权间起了桥梁作用，使二者相互沟通。由此可明白意识形态在后极权社会里的重要性：专制制度的生存是依靠各种复杂的官僚体制、等级制度的传送带、种种间接的控制手段来保证其天衣无缝的整体运转的。如果没有意识形态来为一切开脱，为每一部分找寻借口，那简直是难以想像的。

　　四

　　在后极权制度的目标和人类生存的目的之间有一个巨大的鸿沟：生存的本质是倾向于多元、多样和独立、自治，转向人类自由和完善的。而后极权制度要求服从、统一和纪律。生存在不断地寻求创造新的、无或然性的生命，而后极权制度则强迫将生命纳入其可能性和规臬。这个制度显示出内倾性这个基本特征。这个制度不断地、无保留地向着自我运转，而影响圆周则不断地扩展延伸。它为人民提供的只是使人民为之效力的最起码生存条件。除此之外，一切能让人们超越他们指挥的角色的举动，都被视作大逆不道，是对制度本身的攻击。的确如此，任何一点越规之举，都是唾弃现制度的表示。因此我们可以说，后极权制度的内在目标不仅仅是表面上权贵们死抱权力不放而已。这种自我保护的社会现象是受一种更高的、盲目的自动性制约。整个制度都受这种自动性驱使。在权力金字塔中，个人不论职位高低，在整个制度里他们自身是无足轻重的，只不过是这个自动的大机器的部件和能源罢了。因此，个人的权力欲只有在与整个制度自动性的方向一致时，才能够允许实现。

　　意识形态在社会和个人之间建立了一座桥梁来开脱和提供借口，跨越社会制度与生存的目的之间的鸿沟。它假设制度的需要是产生于生存需要的，是一个用来代替真实世界的表象世界。后极权制度触及到个人生活的每个角落，不过在这样作的时候披着意识形态的面纱。因此，虚伪与谎言充斥着社会：官僚政府叫作人民政府；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名义之下被奴役；个人地位的彻底丧失说成是人的最终的解放；剥夺人民的新闻渠道被称为保障人民的新闻渠道；用权势驾驭人民说成是人民掌握权力；滥用职权、专横跋扈便是实行法治；压制文化就是发展文化，扩张帝国主义势力，成为被压迫民族的支援；毫无言论自由就是最高的言论自由；选举闹剧是最高的民主；禁止独立思考是最科学的世界观；军事占领变成了兄弟援助。因为当权者作了自己的谎言的俘虏，就不得不把一切都颠倒黑白。它篡改历史，歪曲现实，虚构未来；它捏造统计数据；它假装不存在一个无孔不入和无法无天的警察机器；它装作尊重人权，从不迫害任何人；它假装什么都不怕；它假装从不弄虚作假。

　　人们毋须相信这一切神话。但他们不得不装成笃信不疑的样子，至少对一切都默许、忍受，随波逐流。这样，每个人都只能在谎言中求生。人们不必去接受谎言，他们承受在谎言中和与谎言为伍的生活，这就够了。就是这样，人们确认了这个制度，完善这个制度，制造了这个制度，(变成了)这个制度。

　　五

　　我们看到水果店标语的真实意义和字面意义不相干。即使如此，大家对其真实意义都心中有数，因为谁都明白规则：水果商对上司献忠诚(除此之外他别无选择)的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接受规定的仪式，把幻象当作现实，服从游戏规则。因此，水果商也就变成了游戏中的一员，使得游戏得以开锣，得以延续。

　　如果意识形态起先不过是制度与独立个人之间的桥梁，那么一旦个人踏上桥头，这座桥沟通的就是制度和属于制度的个人了。也就是说一开始，意识形态由外部用心理的借口和名义了促成了权力的形成，一旦人们接受了那个借口，权力就由内部产生，人们也就变为权力的活跃的一部分。意识形态开始成为权力制度内部的仪式交流的主要工具。

　　假若没有某种“形而上”的秩序来维系权力结构中的各个部分(我们已讨论过它的外部陈述)，那么整个权力结构就无法生存。这个“形而上”的秩序使各部门顺理成章，各司其职，有统一的规章可循，提供各种规章、指令、法令的游戏规则。在整个权力结构中，这一形而上的秩序是根本的、标准的，综合结构中的各个交流媒介，在内部传递各种信息和指令。它好似交通讯号、路标的汇编，给整个过程定形定量。这个形而上的秩序是极权制度内部聚合性的保障。它又是粘合剂，是约束性的法则，是实施极权戒令的工具。如果没有这个粘合剂，极权制度的结构就会完蛋，就会四分五裂，各部分自行其事，乱成一团糟。极权制金字塔一旦失去了粘合剂，自己便会像一枚引爆的炸弹，分崩离析。

　　作为权力结构对现实的解释，意识形态最终听命于权势的利益。因此，意识形态具有自然的背离现实的倾向，制造假象，变成祭祀的仪式。在权力竞争公开化的社会中，公众控制权力，自然也掌握了意识形态为权力辩解和开脱的手段。在这样的社会里，总会有办法来纠正意识形态用假象代替现实的倾向。但极权社会没有这种纠偏的办法，无法阻止意识形态脱离现实的趋势。这样就逐渐导致了后极权社会里的现状：一个充满假象的世界，只有祭祀的典仪，只存在一种形式主义的、与现实脱节的语言，一种祭祀的、假装和伪造现实的语言。

　　然而我们看到意识形态正日益成为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权力的核心支柱，为权力的存在制造借口，提供内在凝聚力。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加强了，越来越远离现实，但却具有了特异而实在的力量。它变成了现实本身。当然，这是个完全自我封闭的现实，在权力内部，这个伪现实在某种程度上比真正的现实还有份量。祭祀仪式的重要性越来越超过藏匿在后面的现实。现象的重要性不再产生于现象自身，而在于它在意识形态概念世界里所据的座标。不是现实决定理论，而是理论决定现实。因此，权力离意识形态更近，离现实更远了。权力从理论中汲取力量，成为理论的附庸。这样难免就导致了一种悖乎常情的结果：不是理论和意识形态为权力服务，而是权力为意识形态服务。就好象意识形态在权力中凌驾权力之上，自己变成了独裁者。最后，看起来是理论、意识形态和仪式来做出影响人民生存的决定，而不是相反。

　　如果意识形态是权力内在同一性的根本保障，它同时也成为权力连续性的重要保证。在传统专制社会里，权力继承是个复杂的问题(篡位者无法为篡权正名，因而总是诉诸武力)。在后极权社会里，权力从个人到个人、派别到派别、老一代到新一代的交替则基本上有章可循。遴选僭位者时有一位“王位选定人”出来主持：这是仪式的合法性，依靠仪式，完成仪式的要求，利用仪式，从而僭越仪式之上。当然，后极权社会内也存在着权力斗争，而且往往比开放的社会要剧烈得多。这是因为斗争是不公开的，隐秘的，不受民主程序制约和公众监督的(很难找出一个执政的共产党第一书记换马时各种军事与保安力量不处在戒备状态的例子)。然而这种权力斗争就像传统专制一样，从来不会对政权的本质和延续造成威胁。最多只能动摇一下权力结构，但很快就会恢复正常。这是因为维系这个制度的意识形态未受到破坏。不论谁代替谁，权力继承都只能在仪式的范围和背景之下实现，而绝不可能在否定仪式的情况下实现。

　　由于专制是仪式性的，权力则取消了个性，个性几乎在仪式中消解。个人任凭仪式主宰命运，经常看起来是仪式把个人一举从默默无闻中抬上了权力的宝座。个人在权力金字塔的各个阶层，常常被一群没有面孔的人和木偶、执行仪式和常规的穿制服的阿谀小人们推来推去，这样的情形在后极权社会里难道不是司空见惯的吗？权力结构的自动性取消了人性，个性的消亡变成了一个基本原则。看上去正是这个自动性的专制特征决定了那些毫无个性的人为权力结构服务，正是充满空洞词藻的专制召集了那批善长空洞词令的人，来保证后极权制度自动性的连贯和延续。

　　西方的苏联学专家们常常对后极权社会内的个人作用夸大其词，而忽视统治者们尽管拥有中央集权制度的极权力量，却常常是这个制度的内在法律的盲目执行者这个事实。统治者们从来不会，也不可能对这个内在法律进行反思的。经验一再告诉我们，这个制度的自动性远比个人意志强大。如果一个人有更为独立的意志，则不得不把他的意志掩藏在毫无个性的面具之后，非此不得进入权力的门坎。一旦入了门，这个人若企图实现他的个人意志，必将迟早被有着巨大惰性的自动性作为异体排除出去，或者被迫逐渐放弃他的个人意志，从而重新融汇于自动性中，为之效劳。这样一来，这个人与他的前任后任们就又难以区别了(让我们回忆一下胡萨克和齐穆卡的命运吧)。不断掩藏在幕后和诉诸仪式的必要性，使得权力中那较开明的人士也常常为意识形态所困扰。他们无法直接面对现实的底层，而总是设法混淆黑白，根本上就是利用意识形态的虚假现实(依我所见，杜布切克集团在1968年失去对局面的控制，原因之一就是在极端情势下和最后问题面前，权贵们根本无法从假象世界里彻底脱身)。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意识形态作为保障权力的聚合性的内部联络工具，在后极权社会内已超越于实际权力的实施之上，而具有相当的支配力量，趋向于保证权力的连贯。它是这个社会处在稳定的支柱之一。

但这个支柱的基础却是很不稳固的。这个基础建立在谎言之上，只有当人们愿意在谎言中生存的时候，才能奏效。

　　六

　　为什么我们那位水果商要把他的忠诚在橱窗里张贴呢？他难道在各种内部和公开的场合表示得还不够吗？在工会投票时他总得循规蹈矩，总是参加各种竞赛活动。选举时他是个守法公民。他甚至在反对宪章运动的文件上签了名。那么除此之外他为什么还要公开表白他的忠诚呢？无论如何，行人在橱窗前是不会止步来看他的标语，认为水果商想让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事实上，行人根本不会注意这条标语，他们也许根本没看见。如果你问一位在橱窗前停步张望的妇女看到了什么，她一定会告诉你里面有没有西红柿，而不会注意到标语，更不会看清标语的内容。

　　看起来，让水果商公开表白他的忠诚是毫无意义的。但是这个意义却非常清楚。人们不会看他的标语，因为四下里贴满了同样的标语：橱窗里、路灯杆上、广告栏上、公寓窗户上、建筑物上，到处都是。这些标语构成了生活总体的一部分。人们忽略细节，但对总体的存在却了如指掌。水果商的标语无非是日常生活那巨大背景上的一部分而已。

　　水果商不得不把标语贴在橱窗里，这并不是因为他想让人家来看它、相信它，而是同千千万万同样的标语一样，来构成这个人人皆知的生活全景。这个全景当然还有一个含蓄的意思：它提醒大家注意生活的环境和对每个人的期望。它告诉大家每个人都做的事情，让他们跟着做，假如他们不想被排除在社会之外，不想受孤立，与社会离异，破坏规矩，冒失去和平、安宁和平稳之险的话。

　　那位对水果商的标语视而不见的妇女也许一小时以前在她办公楼的走廊里张贴过一张一模一样的标语。她贴的时候想也不想，就跟水果商一样。她这样做是按照社会全景的要求。她对此很明白，在这个全景里当然包括了水果店的橱窗。水果商去访问她的办公室时，同样也不会看见她的标语。然而，他们的标语互相依存，互相了解共同的大背景，我们可以说在那个大背景的控制之中。他们共同帮助建设了那个大全景，造就了专制的机器。水果商和办事员按照环境的要求来生活，同时也帮助造就了生活环境。他们做了已经做的，该做的和将要做的，同时他们的所作所为确认了一切都非做不可这个事实。他们俯首于特定的指令，由此维系了这个指令的永恒性。抽象意义上，水果商不贴他的标语，则办事员就不会贴他的标语，反之亦然。他们互相向对方建议来重复某种行为，也互相接受对方的建议。他们对彼此标语内容的视而不见，只不过是一种幻象。在现实中，他们张贴标语，敦促对方接受规矩俯首于权势。首先命令他们张贴标语的就是权势。这两者均为控制系统里的客体，同时也是主体。他们都是权力系统的受害者，也是权力系统手里的工具。

　　假若某个市区到处充斥着谁都不看的标语，这在一方面是区党委书记向上级党委的一个交代，同时还有更进一步的意义：这是社会自我完善原则的一个小小的范例。后极权社会本质的一个方面就是把所有的人都圈入它的权力范围之内，不让人们实现他们的人性，而是让人们放弃自我和人性，服膺于整个系统，变成系统的自动性的代理人和其自订目标的仆人。这样一来，人们就会像浮士德受制于梅菲斯特一样，加入到体制的普遍义务中，被体制攫取和奴役。

　　更进一步来讲，人们的普遍参与制造了一个常规，迫使其他公民俯首贴耳。再者，人们学会了心甘情愿地参与，以为那是理所当然的。最后他们毋须任何外部压力，就会视那些不参与者为异端或傲慢不逊的人，是对大家的侮辱和对社会的背叛。后极权社会就是这样，通过把一切人拽入权力的网络，使一切人变成社会自动整体的工具。

　　每个人都参与了，被奴役了，无论是水果商还是国家总理。在权力结构中地位的不同，不过表示参与程度的不同而已：水果商参与的程度较小，他手里的权力也很少。国家总理当然权力较大，但他的参与程度也更深。两者都无自由，只是形式不同不已。整个参予的同谋不仅仅是另一个人，而是体制自身。权力结构中地位决定了一个人的责任和罪责，但这不是无限制的，也不能为某个个人彻底开脱罪过。所以生活的目的与体制的目的之间的冲突不是两个定义明确和分离的社会集团之间的冲突；只有非常空泛的观念才会把社会划分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这个特征是后极权制度与传统的专制的根本区别之一。在传统专制政体内，社会冲突仍可按阶级来划分。

　　在后极权社会，社会冲突事实在每个人身上发生，因为每一个人在不同形式上都是社会制度的受害者和支持者。我们所理解的社会制度不是一群人强加在另一群人头上的，而是无处不在的和造就了社会的因素。仅仅从原则上几乎无法把握住和下一个定义，然而它却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特征时刻表现出来。

　　人们每时每刻都在创造这个自我定向的制度，通过这个制度剥夺他们自身的最深刻的本质。这并不是因为对历史的某种不可思议的误解，也不是历史误入歧途。这更不是冥冥中某种高超的神明不知何故来让人类的一部分如此受折磨。这种情形之所以得以发生，就是因为显然在现代人类之中有某种与之相呼应的东西，人们思考和容纳这个东西，使人性中美好部分的任何反叛的意图都被瓦解。人类被迫在谎言中生活。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实际上具有这样的情形下生活的能力。因此，现制度不仅使人类异化，异化了的人类同时支持这个制度，以此为他们必然的纲领，成为他们蜕变人性的现象，为人类的自身失败的纪录。

　　生活的根本的目标存在于每个人身上。每个人都希求人性正当的尊严，道德的完善，人性的自由表现和对现世存在的超越感。然而每个人多少都具有在谎言中生存的能力。每个人都会屈从于世俗的降低人格的企图和功利主义。每个人都有与芸芸众生溶为一体，在虚伪的生活中同流合污的意愿。这不仅是两种不同本质的简单对立。这是对人类本体自身的挑战。

　　简单来说，后极权制度是建立在专制政体与消费社会历史性聚合的基础之上的。与谎言同流合污的极大调和性，社会自动总体的随意的蔓延，难道不是和人们消费型心态里不愿为了精神与道德尊严而放弃物质实惠的特点相连吗？难道不是由于人们在现代文明降低人格的种种诱惑之下宁愿放弃更高的价值观吗？难道不是因为人们易于与大众的麻木不仁认同吗？说到底，后极权社会生活的苍白与空虚难道不是现代人类生活境况夸张了的一幅漫画？我们的情形难道不是对西方社会的一种警告(虽然表面上看来我们的文化远远落在西方之后)，揭露西方隐藏着的一种趋势？

　　七

　　让我们设想一下，某一天我们的水果商忽生变故，为了自娱，停止四处张贴标语。他不再去投票，明白那不过是一场闹剧。在政治会议上他开始讲心里话，他同时找到了自己的力量，来表达他对那些他的良心所支持的人的认同。水果商的反叛让他从谎言中脱身。他拒绝了仪式，也破坏了游戏的规章。他再度发现了自己被压制的人性和尊严。他赋于他的自由一个实在的意义，他的反叛是为了在真实中生活。他的代价很快就来了。水果店的经理职位被解除，他被派到仓库去。他的工资降低了。他在保加利亚渡假的希望成了泡影；他的子女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受到了威胁。他的上司会来骚扰他，同事们会对他大惑不解。周围的人这样对待他并非发自内心。他们不过是受到环境的压力，那个环境曾迫使过水果商四处张贴标语。他们迫害水果商，不是因为他们非做不可，就是因为他们得设法向上司效忠，或者仅仅是社会大环境的一部分。在这个大环境之下，人们明白如何处理这样的事，该作什么不该作什么，特别要小心不要让自己沾上任何嫌疑。命令执行者因此与大家无本质上的区别，只有程度上的差异：他们是后极权社会的组成部分，都是其自动性的代理人，都是社会自我运转的工具。

　　权力结构就是这样通过命令的执行者们，这些体制的毫无个性的零部件，来清除水果商。权力体制用在人民中的异化的力量来惩治水果商的反叛。体制的自动机制和自卫功能驱使它这样做。水果商的罪行不是一件简单、孤立的特殊个案，而是十分严重的。破坏游戏规则，就意味着破坏了游戏自身，揭开了游戏的庐山真面目。他动摇了假象世界这个社会的支柱。他打碎了将这个社会支撑起来的事物，破坏了权力的结构。他告诉大家，在谎言中生活就是在谎言中生活。他打碎了社会种种受敬畏的偶象，让权力的基础脱然于世。他指出皇帝没穿衣服。因为事实上皇帝光着身子，就出现了极为危险的情形：水果商的行为宣告大家，让人们看见了幕后的真相。

　　他向大家昭示在真实中生活的可能性。只有大家都愿意在谎言中生活，才能产生这个社会制度。其原则必须让所有的人接受，渗透一切事物。它绝不允许有人在真实中生活。因为任何越轨行为都是对原则的背判，对整个体制造成了威胁。

　　这是可能理解的：只要表象不与真实相碰头，就难辨真伪，在谎言中生活的人只要不遇到真实中生活的人，就不存在揭露谎言的视角。只要一有不同的选择，表象和在谎言中生活就受到了威胁，在本质上和无所不包的特征上都是如此。同时这个不同选择的地盘究竟有多大是无足轻重的，因为这个不同选择的力量不在其物理的特性，而在其揭露社会支柱和不稳定基础所投射的光。水果商对社会构成的威胁不来自他个人所拥有的实际力量，而来自于他的行为超过了自身意义这个事实。他的行为启发了周围，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因此，在真实中生活，对于后极权社会不但具有存在方面的意义(让人性复归)或认识上的意义(揭示真相)和道德上的意义(为别人树立榜样)。它还有一个十分确定的政治意义。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实中生活必然是对其最根本的威胁。这就是这种行为受到比任何罪行更严厉的惩罚之故。

　　在后极权社会，真相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有特别的重要性，这在其他环境下是闻所未闻的。真相在这个社会，作为权力的一个因素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或者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真相的力量如何运作？作为权力的因素如何运作？它的权力是如何实现的？

　　八

　　个人的自我异化是因为存在着产生异化的事物。在这个范围内的侵害对象就是人们的真实存在。在真实中生活与在谎言中生活在这里互相直接交织在一起。在谎言中生活是一个被迫的选择，是对真实的目标的一个不真实的反应。只有在这个背景之下，在谎言中生存才具有意义，只是由于这个背景才存在。这种向壁虚构和自圆其说的人类秩序的基础，乃是人类对于真理的倾向的一个反应。所以在谎言世界井井有条的表面之下，隐藏着生活的真正目的，和生活隐藏的对真理的开放性。

　　在真实中生活的不可估量的巨大力量来自这样的事实：在真实中公开地生活，有一个虽然看不见但却无所不在的同盟即隐藏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在真实中生活的目标得以发展，得以公开发表它的言论并得到理解。在这里存在着互相沟通、交流的潜力。这个领域是隐秘的，对于权势来说也是十分危险的。其中孕育的风暴一直在暗处发展，一旦冲破黑暗，从各方面对社会制度产生震撼的时候，再按常规来遮遮掩掩，已为时晚矣。这样造成的局面，就使当局惊恐万状，狼狈不堪，被迫作出极不明智的反应。

　　看起来，在真实中生活就是后极权社会最广义上的反对派的温床。反对派与政权间的冲突的形式，显然与公开化的社会和传统专制社会不同。一开始，这一冲突就不在真正制度化、量化，依不同工具的权力层次上展开的，而产生于完全不同的层次：它产生于存在的层次，即人类意识和良知的层次。这一层次里的力量是不能用信徒、选民和士兵的数量来估量的，因为它伸沿到社会意识的第五阶层，在生活的隐藏的目标中，在人类受压抑的、对尊严和基本人权的追求与向往中，在人类真实的社会和政治利益中。这个力量不在于政治和社会集团的确定的势力，而在于隐藏在整个社会中，包括政权结构之中的潜在力量。这股力量不依赖自己的军队而依赖对手的军队，也就是每个甘心在谎言中生活的人。这些人理论上是能够领悟真理的力量的(还有一批人出于保护他们手中权力的本能，也可能与真理力量相协调)。这是一种细菌的武器。时机一旦成熟，一个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用来解除一个整师的武装。这股力量并不直接参予权力斗争，而是对人的存在这个难于揣测的领域发生影响。这股力量所推动的是隐秘的运动，是可以产生看得见的影响的(难以预料的则是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形之下和多大程度上这种影响得以产生)：一场真正的政治事件和社会运动，一场突然爆发的社会动乱，表面上铁板一块的政权内部的剧烈冲突，或社会和文化界气候的无法压制的转变。因为所有的关键问题和矛盾都被谎言厚厚的外壳掩遮着，我们无法弄清楚什么时间那最后一刻会到来，最后打击的性质又是什么。这也是当局对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在真实中生活的企图进行几乎是防卫性的镇压的原因。

　　索尔仁尼琴为什么被驱逐出他的祖国？当然不是因为他拥有实力，或者说当局觉得他会向当权者们夺权。索尔仁尼琴的被逐，有其他的缘故：他力图发掘真理的令人可畏的根源。真理可以转变整个社会意识，而这个转变终将给社会带来无可估量的影响。因此，后极权制度作出了十分典型的反应：为了捍卫它自己，就得捍卫假象世界的完整。谎言世界的外壳是由奇怪的物质构成的，只要它把整个社会封闭起来，它就会看上去坚如磐石。但是一旦有人打破了一个小小的缺口，有人喊出“皇帝光着身子”，打破游戏规则，揭露游戏本质，这时，一切事物都原形毕露，整个外壳就会无可拯救地四分五裂。

　　我们说在真实中生活，自然不仅仅指思维的产物而已，如一群知识分子写信提出抗议等等。它可以是个人或群体反抗奴役的任何形式：知识分子的抗议信，工人的罢工，摇滚音乐会或学会示威，拒绝参加选举闹剧，在官方会议上发表声明，或者绝食，等等。假如压制目的的过程是很复杂的，是对生活的一切言论和舆论的不同方面的操纵，那么，生活中每一个自由的言论和表述都在政治上构成了对后极权制度的间接威胁。这些言论包括了那些在其他社会制度内绝不会产生任何潜在的政治意义，更不用说具有爆炸性力量的言行。

　　人们通常认为布拉格之春是在真正的权力层面上两个集团的对抗：一派要维持这个政权。但人们常常忘了这个对抗不过是一幕长剧的不可避免的结局。这幕剧的剧场，则主要是社会的精神和良心的领域。在这幕剧的开端，有一群人在最黑暗的时刻里表达了在真实中生活的愿望。这群人手中无权，也不对权力抱有妄想。他们想在真实中生活，其实，算不上什么政治观点。他们也许就是一批诗人、画家、音乐家，或者是保持着个人尊严的普通公民。现在自然很难确定何时、通过何种地下和曲折的途径，他们的言行对环境产生了影响。我们也难以追寻真理的细胞是如何逐渐浸透到充斥着谎言的生活的躯体之中，最终导致其土崩瓦解。现在清楚的是：政治改革的企图并不是社会觉醒的原因，而是社会觉醒的最终结局。

　　我想，我们当前的局势也能由此经验而得到更好的理解。千余人的宪章分子与后极权制度对抗，政治上看来是毫无希望的。如果我们透过开放社会的传统角度来观察，这个结论一定是正确的。在开放社会里，政治力量的强弱主要根据其实际掌握的权力。从这个角度来看，像宪章派这样的小党派一定不会有赢的机会。但我们一旦把这个对抗放在后极权制度的背景里来观察，则会得出根本不同的结论。目前还难以确定捷克斯洛伐克是怎么看《七七年宪章》运动的存在和地下活动，以及宪章运动唤起民众的企图。这种投资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能够产生政治改变方面的利润，就更难预测了。但是宪章运动的一切，当然是在真实中生活的一部分。作为在存在的意义上的一个构想，它把个人重新带回到他们的自我和个性的坚固的土壤；作为政治行动，它把个人抛入一场机会的游戏，人们在这场游戏中不是一无所获，就是得到一切。因此，投身到这场运动中的人都是那些相信为了得到一切不惜冒一无所有之险的人，或者是相信在捷克斯洛伐克，目前无任何其他从事政治活动的真正选择。

　　这其实是一回事：这个结论只有那些不愿为了政治而牺牲他或她的人格的人才能得出，抑或是那些不相信政治必须牺牲人格的人才能得出。

　　后极权制度对在真正权力层面上的对手和任何独立于其法律自制性之外的政治力量的挫伤越彻底，任何政治威胁的中心就越为转向存在的和政治之前的层面，一般毋须任何有意识的努力，在真实中生活就会自然地变成一切反抗体制是自制性活动的出发点。即使这种活动终于超越了在真实中生活的范围，转化为各种平行的结构、运动和团体，开始成为政治性活动，开始对官方体制产生压力并且事实上对真正的权力产生了某种影响，它们始终都保持着它们这一起源的标志。因此我以为，只有不断地思考这个特殊的背景，才能正确理解我们所称的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意义。

　　九

　　在谎言中生活造成人类自我认同的深刻危机，这种危机转而制造了在谎言中生活的条件。它当然有道德上的意义。首先它表现为社会的深刻的道德危机。个人一旦被消费价值观诱惑，其自我在大众文明杂七杂八的熔炉中消失，在存在的秩序中失去了根本，对任何比自己的个人生存更高的事物失去责任感，他就变成了非道德的人。后极权制度依靠这个非道德化，加强这个非道德化，而且事实上就是非道德化的社会中的化身。

　　与此相反，在真实中生活作为人类对强加的境遇的一种反抗，企图重新掌握自己的责任感。换言之，它显然是一个道德的举动，不仅因为个人必须为之付出高昂代价，而且主要因为它不是利己的：冒风险可能的报酬是情况的全面改善，也可能一无所获。在此方面，如前所述，它是一场全赢或全输的赌博。很难想像一个有头脑的人投身这个事业仅仅是为了让今天的牺牲得到明天的报答，哪怕是普普通通的感谢(补充一句，权势的代表们毫无二致地不断把各种功利主义的动机加在那些在真实中生活的人头上，说他们贪欲权力和财富，想至少也把他们纳入那个非道德化的世界)。

　　如果在后极权制度里在真实中生活成为独立和反对政治理念的温床，那么，一切对于这些理念的本质和前景的思索必得把这个道德意义视为政治现象(如果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视道德为“上层建筑”的信条妨碍了我们的朋友们全面认识这个问题的意义，用某种方式把这个问题包含在他们的世界观内，这只能伤害他们自己：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耿耿忠心阻止了他们对自己的政治影响机制的正确理解，从而使他们自己变成“虚幻意识”的牺牲品——这正是他们作为马克思主义一向怀疑别人如此的情形)。后极权制度中道德的特殊政治意义在现代政治史上至少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我在下面想说明的它可能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十

　　不可否认，在胡萨克领导集团1969年出现之后，捷克斯洛伐克的最重要政治事件是《七七宪章》的诞生。但是它出现前后的精神和思想气候不是任何直接的政治事件的结果。产生这个气候，是一场对与“宇宙塑料人”滚石乐队有关的青年音乐家们的审判。这场审判不是两种不同政治势力或观点的冲突，而是两种不同的生活观念的冲突。冲突的一方面是后极权制度严峻的清教主义，另一方面是默默无闻的、想在真实中生活的一群青年，他们不过想演奏自己喜欢的音乐，唱和他们的生活有关的歌，想在尊严和合作中自由地生活。这些人过去没有从事过政治。他们既非野心勃勃充满活力的政治反动派，亦非从权力结构中被清除的过时政客。他们完全可能适应现状，接受在谎言中生活的准则，过不受当局骚扰的平安日子。但他们决定走一条不同的道路。尽管如此，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案子对每个没有放弃希望的人发生了非常特殊的影响。不仅如此，在审判的时候，一种新情绪在多年等待观望、对抵抗行动的麻木不仁和怀疑彷徨之后，终于出现了。人们“对厌倦情绪感到了厌倦”，他们对于消极、无所事事和仅仅盼望着事情终将会变好起来的态度忍无可忍。在某种意义上，这次审判是最后的一击。许多在此之前一直彼此孤立，不愿合作，或采取难以实行合作的行动的倾向各异的小组，突然意识到自由是不可分割的。每个人都明白，攻击捷克地下音乐会是攻击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东西，一个实际上每个人联在一起的东西：这是对“在真实中生活”这个观念的攻击，是对生活真正目的的攻击。人们把演奏摇滚的自由视作人类的一种自由，其本质上同进行哲学和政治的思考、写作、表达和捍卫社会中各种政治意见的自由是一回事。

人们受到启迪，真正觉得他们与青年音乐家们站在一条阵线。他们渐渐认识到，无论他们的创作方式和人生观相去多远，如果不挺身而出捍卫他人的自由，便是放弃自身的自由(没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没有自由；没有自由，就没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七七宪章》赋于这个古老的命题一个崭新的、典型的意义，它对于现代捷克史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斯雷别谢克在其《六八年》一书的精辟分析里所阐述的“排他性原则”，乃是我们今天一切道德与政治痛苦的根源。这个原则产生于二次世界大战之末，是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奇特联盟的产物，随后不断深入发展，直至“苦难的终结”。《七七宪章》几十年来首次打破这个原则；宪章派的成员们第一次平等地携手共事。《七七宪章》不仅仅是共产党人和非共人士的同盟——这种同盟在历史上屡见不鲜，道德和政治上也不具革命性意义——而是一个以向全民开放为前提的组织，其前提是任何人都不会置于低下的地位。这就是《七七宪章》诞生之时的气候。谁能预料，一两个无名小辈的摇滚乐队受审案会产生如此深远的结果？

　　我认为，《七七宪章》的起源很好阐明了我前述的观点：后极权社会内那些日后逐渐演变为政治运动的活动背景，通常并不是由公开的政治事件和公开的政治观点与力量的冲突所组成的。这些运动大部分是来自其他政治之前的更广泛的领域，在谎言中生活与在真实中生活，在那儿发生冲突，也就是说后极权制度的规定与生活的真正目的发生了冲突。生活的真正目的当然有各种形式。有的时候，表现为某一个人或某一集团的基本物质利益或社会利益；别的时候，可能表现为某些思想和精神的利益；再有些时候，可能是最根本的生存需要，如人们渴望在尊严之中生活。这种冲突之所以带上政治色彩，并非因为这些目标的根本政治内容力图显示自己，而是因为在后极权制度赖以生存的那个复杂的管理体制面前，每一个人类的自由言行，每一个在真实中生活的企图，都必然对其造成威胁，因此就成了最具有典型的政治行为。这种由政治之前的边远地带发展起来的运动，它的任何最终的政治宣言都是衍生的。它的发展和成熟是随后与体制冲突的结果，并不是一开始就以政治方略、政治规划和政治冲动和面貌出现的。

　　1968年的事件再次证明了这点。想对体制进行改革的党内政治家们推出他们的方案，并非由于突然受到神启，而是受到持续不断的压力。这些压力产生于生活中与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毫不相干的领域。实际上，他们试图用政治手段来解决社会冲突(实质上是制度的目标与生活的目标之间的冲突)，这些冲突每天都在社会的每个角落发生。他们多年来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而且越来越公开化。学者和艺术家们受到整个社会的响亮的呼声鼓舞，用各种手段来揭露问题，而学生们则要求解决问题的方案。

　　《七七宪章》的创建也说明了我指出过的问题的道德层面所具有的特殊政治意义。如果没有各不相同的团体之间的强烈共识，没有那种忍无可忍的，那种无论会遇到何种制裁，不顾前景和结局如何难以预料，也非得团结起来大声疾呼的急迫意识，《七七宪章》运动是不可想像的。扬·巴托契卡死前不久写道：“有些事情，是值得为之受难的。”我想宪章分子们不仅仅把这句话看成巴托契卡留下的遗产，而且作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最好的解说。

　　从外面看，尤其是从社会制度及其权力结构的角度来看，《七七宪章》的出现乃是料想不到的晴天霹雳。当然它不是什么晴天霹雳。但这种感觉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孕育风暴的地方在暗处，在那个忽明忽暗的地域，事情是难以梳理清晰的。预测宪章运动出现的可能性正像现在要预测它何去何从一样机会渺小。这又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震撼，常常产生在隐藏在暗处的事物猛然冲破在谎言中生活的假象的时刻。一个人在假象世界里陷得越深，这种事件发生时就越感到震惊。

　　十一

　　在后极权制度统治的社会，所有传统意义上的政治生活都被取消了。人们没有机会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更不用说建立政治组织。由此产生的空白，则由意识形态的仪式来填补。在这样的情形下，人们自然丧失了对政治的兴趣，大多数人将那些还可能存在的独立政治观点看成不现实的、牵强附会的、自我陶醉的游戏而已，与他们的日常生活相去太远。人们还会觉得这些独立观点也许值得推崇，但却不着边际，因为一方面纯属空想，一方面又极端危险。众所周知，当局对任何这样的举动的迫害，都是残酷无比的。

　　但即使在这种社会，仍会有坚持从事政治活动的个人或团体，他们以各种方式，努力独立思考，表达自己的观点，甚至建立政治组织，作为他们在真实中生活的一种努力。这些人的存在和他们的工作本身就是极其重要和有价值的。在最艰难的岁月，他们维护了政治思想的连贯。如果从中产生了某些真正的政治冲动，出现在政治之前的冲突中而且较早地正确表达了自己，从而增加了成功的机会，常常应该归功于这些单枪匹马、“没有士兵的将军们”。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时刻保持了政治思想的连贯，因此在正确的时机能够用他们自己的政治思考的成果来丰富这些新的政治冲动力。这个过程在捷克斯洛伐克可找到充分的证据。几乎所有70年代初期的政治犯当年在一个完全麻木不仁和道德沦丧的社会，由于从事堂·吉诃德式的政治活动而无辜受难，现在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为最积极的宪章分子。在《七七宪章》中，人们十分珍惜他们早年所牺牲的这份遗产，他们用亲身体验和政治思考丰富了这个运动。

　　但是在我看来，这些从未放弃直接的政治活动，而且随时准备承担直接政治责任的人，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常犯一个一再犯的错误：就是他们对后极权制度作为一个社会政治现实的历史特点缺乏足够认识。他们不了解这个制度拥有的权力的特殊本质，因此过分强调了传统意义上的直接的政治活动的重要性。更有甚者，他们不懂那些“政治之前”的事件和过程的政治涵义，而这些事件为真正的政治变动提供了富有活力的有机土壤。作为政治角色，或者说作为有政治抱负的人，他们不断企图接着完成一般政治生活留下的问题。他们保持的行为模式在正常的政治环境下可能合适。在新的、完全不同的环境，他们无意识地照搬过时的思想方式，旧的习惯、观念和原则，对于新环境里出现的问题的意义和实质不首先加以考虑，不顾它们现在的政治意义，何种事物能产生政治影响和潜力，采用何种方式。因为这批人已被权力结构排除在外，他们无法再对权力结构施加直接影响。还因为他们一直相信建立在多少民主制或传统专制制度上的政治观念，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常常与现实脱节。他们这样讲：既然我们的建议一项也不会被采纳，为什么还要与现实妥协呢？因此，他们只是在一个真正的乌托邦世界里思想。

　　如我要指出的，在后极权社会里影响深远的政治事件的起源和方式是与民主制社会不同的。如果公众大部分对新政治模式及规划和反对党的建立无动于衷，甚至有所怀疑，这不仅仅是因为对公共事务的普遍麻木不仁和“更高责任感”的丧失。换言之，不只是普遍的非道德化的结果。在这种态度里，还有一些健康的社会本能在起作用。似乎人们本能地感觉到，如俗话的“一切都同看上去的不同了”，因此，从现在起一切都得用完全不同的方法来做。如果近年来苏联集团国家中最重要的政治冲击力一开始(在真正的权力层次产生影响之前)来自数学家、哲学家、物理学家、作家、历史学家和普通的工人等等，而不是来自政治家，如果各种“不同政见者运动”后面的推动力来自从事“非政治性职业”的广大群众，这不是因为这些群众比那些以政治家为己任的人更聪明，这是由于不是政治家的那些人没有让传统的政治思维和政治习惯所束缚，因此反而对真正的政治现实有更多的认识，对在这种情形下该如何行事有更多的敏感。

　　此外别无选择：不管一个新的政治模式多么美好，它都不再能够与“隐藏的层面”对话，不再激励人民和社会，唤起真正的政治风暴。后极权制度的潜在政治的真正天地在别处：在制度的复杂指令与生活目标的不断和残酷对峙中。生活的目标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求，起码能和谐地活着，以可以忍受的方式活下去，不受官员和上司的侮辱，不受警察的日夜监视，自由地表达自己，为创造力寻找发挥的途径，享受法律保障的安全，等等。跟这个有关的一切具体事件，跟这个基本的、无处不在的对抗相关的一切，都必然引起人民的关注。关于理想的政治经济秩序的抽象计划不能使他们感兴趣。这不仅是因为人们知道它们成功的可能甚微，也因为人民觉得政治色彩较淡些的政策出于具体、此时此地的考虑。如果他们把眼光盯住抽象的未来，就更容易陷入新的奴役人性的罗网。在后极权制度下生活的人们，实在是太清楚对他们来说不能像人一样地活着远远比哪个党派掌权和如何标榜自己的问题更重要。

　　抛弃传统政治原则和习惯的负担，向人类存在的世界无保留地开放自己，只有在分析了局势后才下结论，这样不但在政治上更为实际，同时就事物的理想状态而言，也更有政治上的希望。就像我还要在别处讲座讨论的，事物真正持续、深刻的好转不可能产生于任何传统政治观念的胜利(如果这种胜利是可能的)。这种传统观念只能是外在的，即结构和制度上的概念。事物的变化与过去的任何时候都不同，将来自人类的存在，来自人类从根本上重建他们在世界上的地位，重新确立人类相互之间与宇宙的关系。一个更好的经济政治模式的诞生，很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不同，一定来自社会的存在和道德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像设计和推广新型汽车那样，它要是不再是过去的堕落的新形式，它一定是生活改变自己的面貌的过程的表现。一个好的制度不会当然地保证一种好的生活。正相反，只有创造更好的生活，才能发展出更好的制度。

　　我要再次声明我无意贬低政治思想和观念上的政治工作。相反，我认为真正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工作正是我们没有做到的。我说的“真正的”，是指摆脱了所有传统政治模式的思想和观念上的工作。传统模式由一个永远消失了的环境输入我们的现实(那个环境即便能回转，也无法给最重要的问题提供永久的解决方案)。

　　第二和第四国际同许多其他的政治力量和组织一样，可以为我们的各种努力提供强大的政治支援，但它们谁也不能替我们解决问题。他们在不同的世界里运作，也是不同环境的产物。他们的理论观念对我们也许有意义，并有指导作用，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仅仅与这些组织认同，是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的。在民主国家里辩论有重要的作用，在我国就有些人想把我们的事业放在辩论的背景之内，这往往是十分愚蠢的。譬如说我们能不能认真地议一议我们该不该去改变制度或去改革制度？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这根本算不上是个问题，因为目前根本就无法实现其中的任何一个目标。我们甚至弄不清改革何时结束，变更何时开始。很多严峻的经历告诉我们，不论是改革还是变革，本身什么都不能保障。我们知道，原则上看不管现制度是否“改良”了或是“变革”了，结果都是一回事。我们所关心的，乃是能否在这种社会里尊严地生活下去，这个社会是否为人民服务还是人民为它服务。我们正在为这个目标奋斗，使用的是现有的、有成效的手段。深陷于无聊政治把戏中的西方新闻记者们或许会给我们的方法贴上过分拘泥了法律，太冒进，修正主义，反革命，资产阶级，极右和极左种种标签。但是我们对此不感兴趣。

　　十二

　　反对派这个概念经常引起混淆，主要是因为这个概念是从完全不同的环境里输入到我们的社会的。后极权社会里的反对派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传统议会制政府的民主国家里，反对派是在实际权力层次上的一股政治势力(常常是一个党派或几个党派的联盟)。这股势力独立于政府之外。它提出一个不同的政治纲领，以政权为诉求，并且作为国家政治生活里的正常一部分得到现任政府的承认与尊重。它利用政治手段来施展影响，在一致赞同的法律基础上竞争政权。

　　除了这种形式的反对派之外，还有一种“议会外反对派”现象，这种反对派大致上也是实际权力层次上的组织，但是它们在制度制造的法规之外运作，所用的手段通常亦有别于体制内的策略。传统专制社会里的反对派是指提出不同政纲的政治力量，它们采用合法和不合法的手段，但无论如何，它们都无法在一致赞同的法律范围内竞争权力。反对派或者是指打算以武力与当局对抗的力量，或是像游击组织和解放运动那样，已经觉得处于与当局武力对抗的状态。

　　反极权制度里的反对派同上述任何一种情形都不一样。那么在何种意义上我们可以用反对派这个名词呢？

　　1有些时候，主要是些西方记者，用“反对派”来指体制内部的人士和团体，这批人发现他们正与最高领导层处在隐蔽的对立状态。这种对立也许是由某种差别(当然不会是极端的差别)引起，这是一种观念上的差别。但更多的是权力欲，或大权在握的人之间的个人恩怨所导致。

　　2“反对派”也可以理解为任何一种前面指出过的产生间接政治效应的行为，也就是让后极权制度感到受到威胁的行为，实际上的确让它受到了威胁。在这个意义上，反对派就是每一个在真实中生活的企求，包括水果商拒绝在橱窗上张贴标语和一首自由创作的诗。换言之，反对派就是任何一个以生活的目标超越制度的目标限制的行为。

　　3然而更多的情形是那些公开表达他们的不合作态度和批评意见的人，那些从不隐瞒自己的独立思想，多多少少自认为有政治力量的人，被称作反对派(主要又是那批西方记者的手笔)。这个意义上的“反对派”和“不同政见”的意思差不多，虽然接受这个标签和反对它的程度是有很大差异的。这不仅取决于这批人对他们的政治力量的认识，对参政的抱负，也取决于他们各自是如何理解“反对派”这个概念的。

　　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个例子：《七七宪章》在其最初的宣言里强调，它不是一个反对派，因为它并无意推出一套政治纲领。因为它没推出这种纲领，因而觉得它的使命不同。实际上，如果以具有不同纲领为后极权国家内反对派的定义，则七七宪章不能算是反对派。然而从一开始，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就把《七七宪章》视为公然的反对派团体，并以此采取对策。这即是说政府自然而然地按照我上述第二条意义来理解“反对派”的，大致不差，也就是说任何一种摆脱全盘控制，否认制度有主宰个人命运绝对权威的行动。

　　倘若我们接受这个反对派的定义，那么我们必须同政府一样把《七七宪章》看作是真正的反对派，因为它代表了对建立“在谎言中生活”基本上的后极权权力的完整的严重挑战。在考虑每一个别的宪章签名者对于反对派的自觉程度时，则是另外一码事。我觉得他们多数对反对派的理解是很传统的在民主社会(或传统专制)建立的定义。因此，他们认为“反对派”甚至在捷克斯洛伐也是一股政治力量，虽然无法在权力层面运作，更难以在政府承诺的法令范围内活动，但仍然不会放弃参政的努力，因为它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不同的政治纲领，它的创建者们准备接受直接的政治责任。鉴于此，很多宪章分子——绝大多数——不把自己看成是反对派。少数人是这样看的，即使他们完全尊重在《七七宪章》内部无法进行这种意义上的“反对派”活动这项事实。但是同时，每个宪章分子可能都非常了解后极权制度的特殊条件，明白不仅仅争取人权的斗争有着独特的政治力量，而且更加“清白单纯”的活动亦是如此，这样一来，他们是代表了反对派的一个方面。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一个宪章分子都无法否认是反对派的一员。

　　另外，还有一种情形使问题更复杂化了。数十年来，苏联集团国家的当权派们用“反对派”作为最严重的罪名，与“阶级敌人”为同义词。给某人扣上“反对派成员”的帽子，便是指这个人企图推翻政府，颠覆社会主义(当然，他一定是拿了帝国主义分子的酬金)。过去的岁月里，这顶帽子曾把人直接送上了断头台，这样一来人们当然不情愿自己给自己戴上这顶帽子。再说这毕竟是一个名词，事情是怎样做的远远比怎样称呼的更重要。许多人拒绝这个名词的最后一个原因，是因为“反对派”这个概念的负面意义。将自己定义为“反对派”的，是以与前导的“主流派”的关系来定位的。换言之，他们把自己特别与统治者联系起来，根据政府当局的位置来确定自己的位置，对于那些仅仅决定在真实中生活的人，那些大声说出他们的心里话，表达与人民大众携手一致，按自己的愿望创作，和谐地与他们的“自我”相处的人，自然很不情愿将他们自己的、独创的和积极的位置下一个负面的定义，取一个不相干的意义，把自己看成为一群与某种事物作对的人而不是简单地把他们就看成他们自己。

　　显而易见，唯一避免误解的办法就是在使用这个名词之前，先把“反对派”和“反对派成员“的意义和在我们的社会是如何被理解的问题，说得清清楚楚。

　　十三

　　如果说“反对派”一词是由民主国家输入到后极权国家的，虽然环境大变，但人们却对其意义没有一致看法，则“不同政见”这个词正相反，是西方记者选用的。现在被普遍接受为描述后极权制度里一种特殊现象的专用标签，那种现象在民主制国家内几乎从未发生过。

　　这些“不同政见者”们何许人也？这个名词似乎主要用来形容苏联集团国家里的、决心在真实中生活的人们，这些人并且符合下列的条件：

　　1他们公开地、系统地表达他们不合作的立场，他们这样做是在极端受限制的条件之下，故受到西方瞩目。

　　2尽管他们无法在国内出版，尽管他们受到政府无所不用其极的迫害，由于他们的态度，他们赢得了公众和他们的政府的某种尊重。因此，他们在自己的环境中事实上拥有一种非常有限、非常奇特的、间接的实际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至于受到最糟糕的迫害，或者一旦他们受到迫害，起码给政府造成某种政治麻烦。

　　3他们的批判视野和追求的事业超越了他们直接环境的狭隘范围，涵盖了具有普遍性的事业。因此他们的工作就是政治性的了，虽然他们把自己视为直接政治力量的自觉程度有很大的差异。

　　4他们是一群倾向于追求知识思想的人，是一群“文人”，文字是他们的主要——常常是唯一的——政治媒介，这尤其能使得他们吸引海外的注意。他们在真实中生活的其他方式，不是由于扑朔迷离的地方环境让外国观察家们未曾加以注意，就是看上去仅仅是比他们的写作较难察觉的补充材料而已，哪怕他们的这些行为超越了地方环境的范畴。

5这批人不论他们的实际职业如何，西方人常常把他们作为积极活动的公民来谈论，与其说是谈他们在自己的领域内作的“真正”的工作，毋宁说是议论他们的批判的、政治的方面。根据我的亲身经历，我明白有这样一条看不见的线，你们不想也不知不觉地逾越——一旦逾越了，他们就不再把你当作一个作家，同时也是一个关心国事的公民，而把你开始当成一个“不同政见者”来对待，这个人几乎是偶然地(也许在业余时间里)同时也在写一两个剧本。

　　毫无疑问，满足上面全部条件的人是有的。值得争议的是我们是否可以用一个特定的名词来形容这样的团体，按照这样根本上偶然性的方式；更具体的是我们究竟应该不应该把他们称为“不同政见者”。人们就这样称呼他们，我们对此无能为力。有时候为了便于沟通，我们自己甚至也这样称呼自己，虽然心里不以为然，总是带点自嘲，总是把这个名词加上引号。

　　也许现在应该列举一下“不同政见者”们对这种称谓大为不满的原因。首先，从词源上讲这个称谓就大有问题。我们传媒界告诉我们，“不同政见者”就跟“叛徒”或“堕落分子”差不多。但不同政见者们并不觉得他们是什么叛徒，原因很简单：他们并没有否定和背叛什么。相反，他们努力弘扬人性。要是他们真的否定了什么，那不过是生活中的虚伪和异化因素，“在谎言中生活”的层面而已。

　　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不同政见者”一词常常暗指一种特殊的职业，好像同正常的职业一样，有那么一种特殊的怨天忧人的职业。事实上一个“不见政见者”不过是一个物理学家，一个社会学家，一个工人，一个诗人；他们是一群做他们觉得该做的事的人，正因为这样，他们不得不处在与当局公开冲突的境况。这个冲突并不是他们有意引起的，而是他们的思想、言行和工作的内在逻辑所导致的(这个逻辑常常与外在环境对抗，往往超出他们的控制之外)。换言之，他们并没有着意作一个职业性的不满分子；他们不过想作个裁缝或铁匠罢了。

　　实际上他们直到做不同政见者做了好久之后都不会意识到他们已成了“不同政见者”。“不同政见”的动作与对名利的欲求大相径庭。简言之，他们没有决心作“不同政见者”。哪怕他们一天24小时为之工作，也不是当成职业，而是作为一种存在的态度。再说这种态度根本不是得到“不同政见者”之名的人的专利，即便是这批人偶然符合前面说过的外在条件。有成百上千默默无闻的人想在真实中生活并为之努力，更有千千万万的人想这样做，但无法做到。而做不到这点的原因很可能是他们非得在他们的生活环境里拿出比那些迈出第一步的人多出十倍的勇气才能做到。如果从这么多人中间任意挑选几打，把他们置于特别的范畴，这便会完全歪曲整个情形。这种歪曲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它假设“不同政见者”乃是一批名流，受特殊保护的类型，能获准做其他人做不得的事，政府可以用他们来标榜自己的宽宏大量。另一面，这可以用来支持一种假象似乎一小撮不满分子无所事事，其他所有的人则都很满足现状，要不然他们也就成了“不同政见者”了。

　　但还不止这些。这个范畴有意无意地支持这样一种印象，这批“不同政见者”们主要关心的是他们这个小团体的狭隘私利，他们与政府的全部争论也就看上去不过是两个团体之间玄秘莫测的冲突而已，完全与社会脱节。然而这种印象与“不同政见”的真实态度完全背道而驰。不同政见的态度是与大家的利益共生共死，关心的是全社会的疾苦，或者说是代表着所有没站出来说话的人的利益。如果“不同政见者”有什么权威的话，如果他们还没有像奇形怪状、无所事事的昆虫们早就消声匿迹的话，那并非是政府对这个特殊团体及其特殊想法有什么特别的敬畏，而是因为“不同政见者”们完全了解根植在隐藏领域里的“在真实中生活”的潜在政治力量，了解不同政见产生发展的世界和他们面对的人类日常生活的世界，了解充满着生活的目的与制度的目标之间日益冲突的世界。(《七七宪章》一出，政府就发动运动，迫使全国百姓来谴责《七七宪章》；还会有比这更有力的例证了吗？成千上万的宪章上签下的名字都证明了以上范畴的谬误。)政权与警察机构向“不同政见者”发起如此强大的攻势，好像政府害怕另一个权力帮派一样害怕他们——不是因为他们这些不同政见者真是什么权力帮派，而是因为他们不过是一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关心一些普普通通的事，他们与别人不同之处，仅仅是他们公开大声说出别人不能说或不敢说的话罢了。我前面已提到索尔仁尼琴的政治影响：它并不在他个人拥有的特殊的政治权力，而在于千千万万个古拉格的受害者们的经历之中，索尔仁尼琴不过是把这经历放大了，让千千万万个有良知的人们知道罢了。

　　将一群著名“不同政见者”们的精英团体模式化，实际上意味着抹煞了他们的活动的最本质的道德层面。我们已经看到，“不同政见者运动”产生于平等原则，建立在人权和自由不可分割的信念基础之上。说到底，“著名的不同政见者”们难道不是联合起来，共同捍卫无名的工人的利益么？“著名不同政见者”们在《七七宪章》的联合不是因为保卫那些无名音乐家们，才走到一起来的么？他们在《七七宪章》中不正是同音乐家联合在一道，从而成为“著名不同政者”的么？越多的公民挺身而出捍卫其他的公民，他们就越被贴上一个实质上把他们从其他公民们隔离开来的标签，这真是一残酷的似是而非的的悖论。

　　我的这番解释，希望有助于澄清我在本文中通篇为“不同政见”一词加上引号的意义。

　　十四

　　在捷克与斯洛伐克的疆土隶属于奥匈帝国的时代，捷克和斯洛伐克人在帝国范畴之外寻求自我认同的历史、政治、心理和社会条件均不存在。那时T·G·马萨里克就已基于“从小处着手(”small-scalework“)”的见解制订了一个捷克斯洛伐克民族的纲领。对这个见解的解释，在各个极不相同的生活领域里——但必须限于现存的社会秩序之内——诚实而尽责地工作，来促进民族的创造性和民族自信心。自然马萨里克极为强调智慧的文化教育背景和修养，并且重视生活中的道德与仁爱的层面。他认为，一个较有尊严的民族命运唯一可能的起点，便是人性本身。人性的当务之急是为更为人道的生活创造条件。按马萨里克的观点，人的改变是民族形象改革任务的开端。

　　“为民族利益工作”的观念已在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扎根，在多方面颇有成效，而且至今依然充满活力。有些人用这个观念作为他们与当局合作的巧妙的借口。但除了这批人之外，还有许多人至今仍然始终不渝地坚持着这个理想，在某些领域里，起码可以指出他们的无可置疑的成就。很多人勤勤恳恳、尽心竭力、奋斗不息。为了社会的真正需要作出最大贡献，他们付出了不可避免的”在谎言(王守云)中生活”的最低代价。假使没有他们的努力，我们就难以想像局面会糟到何种地步。他们正确地认为，每件出色的工作都是对政治恶行的一次间接的抨击。他们也觉得在某些情况下，这种作法是颇为可取的，即便这意味着他们放弃了进行直接批评的理所当然的权利。

　　但是，即使与60年代的情形相比，现在这种态度显然有一些局限。试图实行“从小处着手”原则的那些人频频与后极权制度发生矛盾，并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之中：不是从原来的立场上后退，丧失良心、责任心和坚忍性的基础，干脆随波逐流(此为大多数人所持的态度)，就是沿着老路继续走下去，从而不可避免地与当局发生冲突(此为少数人所持的态度)。

　　如果说，过去人们从未把“从小处着手”的观念看成为人们在现存社会和政治结构中“不惜一切代价维持生存的必要条件”(在这种情形下，让自己被结构排斥在外的人，看上去一定是放弃了“为民族利益工作”)，那么，在今天这种观念就更无意义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行为准则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我们手头没有简明扼要，而且行之有效的办法，来决定“从小处着手”何时不再“为民族利益服务”而“有害于民族”。然而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这种逆转的危险与日俱增。“从小处着手”频频受到限制，而超过这个限制之外的避免冲突，就意味着放弃了“从小处着手”的实质。

　　1974年，我曾在一家啤酒厂工作。我的顶头上司是某位S君，一位酿啤酒的高手。他对自己的职业引以为荣，想让厂里酿出好酒来。他把几乎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工作上，不断想方设法改进工作。由于他错以为我们也跟他一样热爱酿酒工作，他常常让我们感到窘促难堪。在一群社会主义造就的消极怠工者中，很难想像有更有创造性的工人。

　　管理啤酒厂的领导既不精通业务，也不热爱本职工作，可是他们在政治上却更有权势，他们导致了工厂的倒闭。他们不但拒绝接受S君的建议，反而对他的成见越来越深，并且千方百计地阻挠他把本职工作做好。最后，情况变得糟得不可收合，S君不得不给他的经理的上级写了封长信。他在信里分析了厂里的重重困难，解释了该厂为何在本地区名次倒数第一的缘由，并指出了谁应该负任。

　　S君的呼声是有可能被上级听到的。那位经理在政治上有权有势，但却对啤酒一窍不通。他憎恨工人，专搞阴谋诡计。这样的人本该被撤换，啤酒厂的条件本该按照S君的建议得到改善。假如这种情形真的发生了，即可成为“从小处着手”产生作用的范例，令人遗憾的是，与此恰恰相反的情形发生了。该厂经理乃是本地区党委委员之一，在上层机关里也有朋友，于是他促成了事情朝有利于他的方向解决。S君的分析报告被打成“诽谤的证据”，他本人则被诬陷为“政治颠覆犯”。从啤酒厂被开除后，他被贬到另外一个不需任何技能的工作岗位上。在此“从小处着手”的观念便在后极权制度面前碰了壁。S君因为说了真话，越出了雷池，犯了法规，被逐了出来，结果成了一名次等公民，并被诬陷为阶级敌人。现在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发表意见，但是从原则上说，他的话再也没有人听了。他已成了东波希米亚啤酒厂的一位“不同政见者”。

　　我认为，从另一方面着眼，这件事是一个阐明我在前面的观点的模式：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一名“不同政见者”，并非仅仅因为他某一天这人忽然决心投入到这个非凡的事业中。他自己的责任感，以及各种复杂的外在因素，驱使他加入这一事业。他被现制度抛弃，而且置身于与之相冲突的地位，事情以努力做好工作的良好愿望开始，以被打成社会的敌人告终。这就是我们现今的情形无法与奥匈帝国时期相比的原因。巴赫绝对专制统治是黑暗的时期只有一名真正的“不同政见者”——卡雷·哈佛里谢克，他身陷囹圄，被囚禁在布里欣。但现在我们要是不浮媚的话，就得承认“不同政见者”比比皆是。

　　对“不同政见者”放弃“从小处着手”一事说三道四是荒谬可笑的。“不同政见”并非马萨里克原则的替身，而常常是其唯一可能的结果。我说“常常”，是强调这并非一贯如此，我不相信只有正人君子和有责任心的人才会与现社会及其政治制度产生抵触。酿酒专家S君毕竟有获胜的可能，对那些坚持自己立场的横加指责，因为他们坚持自己的立场而未成为“不同政见者”，就像把他们标榜为“不同政见者”一样荒唐可笑。总之，如果不根据事实本身，不根据事情的好坏与否，而根据试图在真理中生活而产生的个人环境来判断人类行为的话，那么这是同整个“不同政见”态度格格不入的，而“不同政见”乃是在真理中生活的努力。

　　十五

　　上面提过的那位水果商在真理中生活的努力也许仅限于拒绝作某些事情。一旦他意识到在窗外挂旗的唯一动机是为了避免被公寓管理员打小报告，他就决心不挂任何旗子。他不去参加他认为是虚伪的选举；他不再对上级隐瞒自己的观点。换言之，他所能做到的，不过是拒绝服从现制度强加于他的一些要求而已(当然这并非没有意义)。然而这种行为可能会有所发展。水果商也许会开始做些具体的事，作些超出为了抗拒控制和自卫范围之外的事，也做些表明自己新发现的高度责任感的事。譬如他可以把他的同事们组织起来共同捍卫他们的利益，他可以上书不同的机构，提醒他们注意在他四周发生的种种不正常和非正义的现象。他也可以收集非官方出版物，影印之后向朋友们散发。

　　如果我所称的在真实中生活是“独立的公民首创性”“不同政见者”或“反对派”运动的存在意义上的起点，那么这并不是说每个在真实中生活的企求都自然而然地属于这个范畴。正相反，按最初和最广泛的意义，在真实中生活涵盖面很广，且含糊而难以界定。其中充满了人类意志的温和言论，大部分都是不具名的，其政治影响可能永远也不会被察觉，最多不过被看成社会气候和环境的一个部分而已。这些言论多半停留在反抗控制的初级阶段：你不过是挺直了一下腰杆，更为尊严地活下去罢了。

　　由于某些人的特性、见解和职业，也由于某些偶然的情形(如当地环境特征、朋友等等)，在这片广漠、荒芜的旷野上，或许会出现较为连贯和清晰的首创精神。这种精神超出了纯粹个人的反叛行为，转化成更有意识、有组织、有目的的工作。在真实中生活不复是对在谎言中生活的否定，而由特殊方式变得积极敢言，这时就会产生出可称为“社会的独立精神生活与社会、政治生活”。这种独立生活与其他的生活(“依赖性生活”)之间并无极为严格的界线，在同一人身上常常是二者兼存。但是，独立生活最重要的中心是高度的内在的解放。这样独立生活犹如一叶小舟，在任人宰割的生活的汪洋中，虽然中风浪中颠簸飘摇，但总能不断浮起，在为在真实生活看得见的使者，为受压制的生活目标仗义直言。

　　何为社会的独立生活？它的言论和行为的范围自然是极广泛的。它囊括了自我教育、对世界的思考、自由创造活动、人际的交流、各种自由的民间观念，也包括了独立的社会自我组织。总之，社会的独立生活就是在真实中生活得以充分体现和实行的领域。

　　因此，下文所称的公民的“首创精神”、“不同政见者运动”甚而“反对派活动”，就像一座冰山浮在水面的十分之一部分一样，出现在这个领域，这个社会的独立生活之中。换言之，正如社会的独立生活是从最广义的“在真实中生活”发展而来，是这个生活的清楚而具体的表现，“不同政见”也是逐渐从“社会的独立生活”中产生。不过这儿有一个明显的差异：如果我们能够至少在外表上把社会的独立生活看成在真实中生活的较高形式，我们却很难肯定“不同政见者运动”必须是社会独立的较高形式。这种运动不过是生活的一个方面，它也许是生活中最引人瞩目和一眼看上去阐明最充分、最有政治色彩的表现，很难说它必定是最成熟或最重要的，无论在普遍的社会意义上或在直接的政治影响上，都是如此。

　　无论如何，得到一个特殊的名字之后，“不同政见”就被人为地驱逐出它的出生地，然而，实际上想把“不同政见”及其全部背景分离开来是作不到的，因为不同政见是由其背景衍生而来，并且是背景的有机组成部分，从大背景中获得生命力。总之，综述以上对后极权制度特征的分析，我们结论是，在特定时期内，表面上最有政治色彩的力量，不见得就是真正的政治力量。它是否是真正的政治力量的问题完全取决于政治之前的背景。

　　从上述情形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结论只能是：只有先以不同方式参加社会的独立生活、但又并非都是“不同政见”的人的工作，才能谈“不同政见者”们的实际工作及其效果。他们可能就是些作家，按自己的愿望写作而置官方的审查和要求于不顾，当官方出版社不予以发行时，他们则由地下方式(SAMIZDAT)发表他们的作品，他们也可能就是哲学家、史学家、社会学家，或进行任何独立学术研究的人，如果不能通过官方渠道，他们则通过地下方式散发他们的著作，或者组织秘密的讨论会、讲演和专题研讨班；他们也可能就是老师，秘密地把官方学校不允许的知识传授给青年；他们可能是牧师，无论是否任神职或被褫夺了传教的权利，也努力坚持自由的宗教生活；他们可能是画家、音乐家或歌唱家，不顾官方机构对他们的看法，尽管去作自己的工作；他们可能是分享和帮助传播这个独立文化的任何人，可能是用一切手段来代表和捍卫工人利益的人，致力使工会工作有真的意义或组织独立的工会；他们可能是大胆向官方呼吁，要他们注意不公正的事情，力争绳之以法的人，他们也可能是各种青年团体，竭力摆脱控制并按照自己的价值观而过独立的生活。这些人的名单还可以列下去。

　　极少有人会把这些人叫作“不同政见者”。那么，那些著名的“不同政见者”跟这些人又有何区别？事实上“不同政见者”的行为与这些人又有何两样？难道他们不撰写学术论著并以地下方式发表吗？难道他们不在创作剧本、小说和诗歌吗？难道他们不在给地下“大学”的学生讲课吗？难道他们不在与形形色色的非正义行为作斗争，努力确定和表达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真正利益吗？在说明不同政见者的态度的由来，内在结构及其他方面之后，显然我已经把我的观察由外部转移到分析探讨“不同政见者”的实际行动、表达首创精神的方式和他们的取向。

　　那么我们的第一个结论就是：开始时预先决定一切活动的最重要活动范围，就是企图创造和支持“社会独立生活”来作为“在真实中生活”的公开舆论。换言之，即持续、有目标和光明正大地为真理服务并作好组织工作。这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在真实中生活是反抗现制度异化压力的起点。是所有独立的政治行为的唯一有意义的基础，最后也是“不同政见”立场的最根本的存在源泉，那么就很难想像除了为真理、为真正的生活服务，为真正的生活目标创造空间之外，还会有什么其他的基础存在。

　　十六

　　后极权主义制度正在向人类发动一场全面进攻；人类惨遭遗弃，孤独无援，只有孤军奋战。因此一切“不同政见者运动”自然都明显是保卫性的，它们反对后极权制度的目标，捍卫人类及其真正的生活目标。

　　波兰的团体KOR现在就叫社会自我防卫委员会。“防卫”一词也出现在波兰其他类似的团体名称里，甚至连苏联的赫尔辛基条约监控小组和我国的《七七宪章》，也显然有防卫的性质。

就传统的政治而言，防卫性的纲领可能显得调子低，临时的和最终负面的，这毕竟是可理解的。由于无新概念、新模式和新意识形态，它就不符合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定义，因为政治总有一个“正面”的纲领，并且不把自己限制在保卫某人、反对某事上面。

　　我以为这个观点表现了传统政治观察法的局限。后极权制度毕竟不是某特殊政府遵循的某个特殊政治路线的表现形式。它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制度。它对社会的侵害，或对社会的自我侵害，是长期、复杂而极其沉重的。仅仅靠先确立一条不同的政治路线，再力图更换政府，这不但不现实，而且完全不够，因为这样根本不能接近事物的根本。长期以来，这个问题已不再是路线或纲领的问题了，而是一个生活本身的问题。

　　有时候，就像为了在白天观察星辰，我们必须下到井底一样，为了了解真理，我们就必须沉降到痛苦的底层。我认为在某种特殊意义上(不仅仅就我们的生活环境而言)，这个”低调的“、“临时的“和“负面的“纲领，这个仅仅捍卫人民的纲领乃是现在最理想、最积极的纲领，因为它迫使政治回归到唯一本原的起点；要想避免所有过去的错误，政治就必须回到其起点本身——个体的个人。在民主社会，对人的侵犯并不显得那么明目张胆、残暴无情；基本的政治革命有待发生，情况也许非得变得更糟才能在政治上反映出革命的急需。在我们的社会，正由于我们的痛苦，政治似乎已经过了那个转变：政治思想主要关心的不再是抽象地臆造一个“积极的“、自我赎救的模式(当然还有政治投机这个负面的因素)，而是迄今为止一直被这种模式和投机束缚的人们。

　　诚然，每个社会都要求有某种程度的组织。如果这个组织是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了什么别的目的，则人民应得到解放，空间应得到扩展，使得人民按有意义的方式，自己组织起来。［依靠深明“人民所需“的人］用各种手段把人民组织起来，从而使人民可能获得所谓解放，对这种腐恶昭彰的作法，我们早有切肤之痛的了解。总而言之，大部分深受传统政治思考方式束缚的人，把“不同政见者运动“的防御性特征看成是弱点。我的看法正相反：这个特征乃是其最强大的力量所在。我认为，正是依靠这一力量，这些运动才取代了那种视不同政见者运动纲领为不当的政治观。

　　十七

　　在东欧的“不同政见者运动“中，保卫人类通常采用捍卫人权和民权的形式。各种不同的官方文件，诸如《联合国人权宣言》、《国际人权协约》、《赫尔辛基国际会议最后决议》以及各国的宪法均以捍卫人权和民权有明文规定。这些运动的旨趣在于保护所有因为按这些权利精神行动而受到迫害者；他们转而按同样的精神继续他们的工作，不断坚持要求当局承认并尊重人权与民权，提醒大家注意人权受到践踏的情形。

　　因此，这些人的工作是建立在法律原则基础之上的：他们公开地工作，毫不掩饰；他们不但坚持他们的行为与法律一致性，并且坚持尊重法律是他们的一项主要目标。这个法律的原则为他们的活动提供了构架及出发点。这一现象在东欧所有“不同政见“组织中颇为普遍，虽然各组织对此不曾达成共识。这个情形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权力被广泛地滥用的情形下，人们还会普遍而自然而然地接受法律原则呢？首先，强调法制是后极权制度的特定条件下的一种自然表现，亦是初步了解其特征的必然结果。倘若事实上仅有两条为自由社会而斗争的道路——一条是通过合法手段，另一条是通过暴力手段(武装或非武装)——那么，在后极权制度下采取第二条道路显然是极不恰当的。只有当各种条件都处于公开和明显的动荡状态，比如战争时期，或社会和政治冲突达到危机状态的情况下，才适合起义。起义同样适合于刚刚建立的、或处于崩溃边缘的旧式专制制度。

　　换言之，只有在实力相当的两股社会力量(比如侵略者的政权和为自由而战的民族)为争夺实际权力而互相冲突的情形下，或在篡权者与被征服的大众之间产生明显裂痕的情形下，或当社会处于公开危机状态时，才适合起义。除了匈牙利1956年起义那种爆发性情形之外，后极权制度下发生的情况都与上述情况相反。这儿情形是静止而稳定的，社会危机多半只是潜伏存在而已(虽然这些危机会有所加深)。

　　就实际的政治权力而言，社会并不是两极分化的。然而正如我们所见，每个人身上都经历着各种根本的冲突，在这种情形下，任何起义的企图都无法在其他社会阶层得到丝毫反响，因为社会正处于“酣睡“状态，沉浸在消费者的狂热竞赛之中，并且完全卷入进后极权社会(即加入该制度的行列并充当其“自动作用“的代理者)，从而无法接受任何暴动。社会把暴动看成是对社会本身的攻击，不但不支持暴动，反而极可能加深对社会制度的偏爱，因为它觉得制度起码能够保障某种半法制性。

　　此外，另一个事实是后极权制度手中掌握一个直接或间接监控的复杂机器，这架机器史无前例。显然，暴动的企图不但在政治上死路一条，在技术上也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暴动的意图还没来得及付诸实施之前，就会被扼杀。即便暴动是有可能的，那也不过是几个散兵游勇的孤立行为，不但面临国家(和超国家)政权机构强大的反对，而且会受到他们以其名义来造反的社会本身的反对。而且会受到他们以其名义来造反的社会本身的反对(随便提一下，这就是当局及其宣传机构一直把“恐怖分子“的罪名强加在“不同政见运动“头上，谴责这些运动采取非法谋反手段的另一个原因)。

　　然而，所有这一切都不是“不同政见运动“主张法制的主因。这个原因深藏于“不同政见“观点的内部结构中。这种观点势必与暴力变革的观点水火不相容，反对把信念寄托于暴力(一般说来，“不同政见“的观点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把暴力作为必需的罪恶加以接受，那时唯有以暴抗暴，而消极地不抵抗则实际上意味着对暴力认可，让我们回忆一下第二次大战的一个起因，就是欧洲国家盲目的不抵抗主义)。如上所述，对于相信只有通过任何手段来改变制度和政府才能实现深刻社会变革的政治思想，并认为为了这些根本“的变革应牺牲“不重要“的东西，即人的生命观点，“不同政见者“们是颇不以为然的。那样的话，尊重理念就超过了尊重生命，这乃是又一次奴役人性的一大威胁。

　　如我所述，“不同政见运动“的观点与此正好相反。他们认为制度的改变是表面的、次要的，并不能保障任何东西。因此，他们不再作关于未来的抽象政治构思，而转向实实在在的人生，找寻行之有效的捏卫人类的方法；这种态度自然与一切打着“为美好未来“的旗号的暴力格格不入。他们深信，用暴力制造的未来只会比现制度更加邪恶。换言之，暴力换得的未来只会让暴力打上致命的烙印。同时我们不应该把这种观点误解为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和温和主义。“不同政见运动“并非因为暴力的改朝换代方式过于激进才回避它。正相反，回避的原因是它显得很不够激进，在他们看来，问题已经积重难返，单凭制度上的变化(政府的或技术上的)是无法解决的。有些人死抱着19世纪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不放，把我们的制度看成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极的强权统治，并由此推论剥削者永远不会自动放弃手中的权力。他们看到的唯一出路就是以革命来将剥削者扫地出门，自然他们认为争取人权是机会主义的，法律上太过拘泥，很不现实，而且会误入歧途，因为其前提就十分令人生疑：你能在虚假的法制基础上与剥削者进行诚实的谈判。问题的症结是：他们无法找到意志坚定的人来从事这种革命，结果他们变得怨天尤人，消极彷徨，最后冷漠木然——也就是说，变成了现制度想要他们变成的人。这就是在后极权社会环境中机械搬用另一世界、另一时代的意识形态模式而使自己误入歧途、不可自拔的一个例证。

　　当然，当法律——尤其是关于人权的基本法律——不过是一扇假象世界的橱窗，是受到暗中完全操纵的一出把戏的时候，人们诘问诉诸法律的真实意义，也不必非去鼓吹暴力革命不可。“他们可能批准任何法律，因为他们仍然会置法律于不顾而为所欲为“。我们常常听到这样一种观点。坚持“信他们(政府)的话“，强调连小孩子都明白不过是政府可任意玩弄的法律，难道到头来不是一种自欺欺人的伪善，一种阻挠之举，最后则变成玩把戏的另一种花招，另一种形式的自我欺骗吗？换言之，诉诸法制的方式真的能与“在真实中生活“的原则兼容并蓄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先得看一看后极权社会内法律作用的广泛内涵。旧式专制制度较之于后极权制度，其统治者的意志是以更无约束和直截了当的方式贯彻执行的。专制毋庸隐瞒它的基础和权力动作的真相，因而不必设立法典来羁绊自己。而后极权制度却完全摆脱不了把一切都约束在大一统秩序之内的必要。在这种情形中，生活中充满了规定、公告、指示、准则、命令和条例的网络(称之为官僚网络不是没有道理)作为固有的、以复杂手段主宰人们生活的直接工具，这些准则和规定在后极权社会里发挥作用。个人变成了这架庞大机器上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齿轮和螺丝钉，他的意义仅限于他在这架机器里的作用。总之，个人的工作、住房、活动、社会和文化的言行和一切的一切，都被牢牢地箝制。事事受到预先决定，受到限制和控制。每一个越出规矩的行为都被看作放纵、违章、违法之举。没有官僚机构难得颁发的许可，餐馆厨师就不能为顾客烹饪特别的菜肴，歌唱家就不能在音乐会上演唱新歌。从厨师到歌唱家，每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被一张官僚规章文牍的罗网笼罩，这张罗网就是后极权制度不可避免的产物。这张罗网自己的目标束缚一切生活的目标，而它的目标就是它自身平稳、自动运转的既得利益。

　　狭义上来说，法典也以直接方式为后极权制度服务，或者说法典也是那个法规禁令森严的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同时它也以间接的方式为制度服务，使法典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拉得很近(根据法典卷入的程度)，在某些场合，变成了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

　　1与意识形态一样，法典是一种藉口，把权力行使的卑劣过程掩饰在法律的尊严的袈裟里，给人一种愉快的幻觉：正义得到伸张，社会受到保护，权力运作有客观的规章制度可循，这一切都是为了掩盖后极权制度法律实践的实质：对社会实行全面控制操纵。如果让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生活一无所知的外国观察家来研究我们的法律的话，就根本无法理解我们在抱怨什么。下面的一切，都会对这位外国观察家隐瞒起来：对法院和检查官的政治操纵，律师为客户辩护受到的限制，实际上的秘密审判，公安部队的蛮横无理和凌驾于司法部门之上的权势，对法律条文中几条故意写得模棱两可的条款任意扩大适用范围，国家对法律中正面条款(关于公民的章节)的完全不顾，等等。这位观察者的唯一印象也许是我们的法典并不比其他文明国家逊色，除了某些奇怪章节，譬如宪法中规定永久性的一党专制，对超级大国邻居的热爱等等，这部法典与其他国家别无二致。不仅如此，如果观察者有机会研究警察与司法程序的形式方面和文字记载，就会发现大部分情形刑法的普遍规则得到了遵守；被捕者在规定期限内受到起诉，拘留者亦是如此，起诉程序循规蹈矩，被告亦有律师，等等。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理由：他们都依法行事。可是事实上他们却残暴无端地毁灭了一位青年的生命，也许仅仅因为他或她秘密影印了被取缔的作家写的小说，也许因为警方蓄意捏造证据(对此从法官到被告，人人皆知)。可是这一切都隐藏在幕后。从审判记录上看，伪证不见得就一目了然，而且有关的章节并不正式排除对影印禁书进行起诉的适用性。换言之，起码在某些方面，法律条文不过是假象世界的一扇橱窗而已。那么它存在的理由何在？跟意识形态存在的理由一模一样：为现制度和个人之间搭起一座寻找借口的桥梁，使个人更容易进入权力结构，为权力的任意要求服务。这种借口把个人引入骗局，让他们错误地认为他们只不过是在维护法治，不让罪犯侵扰社会(如果没有这种借口，招聘新一代法官、检查官和审判员的工作必将困难重重)。然而，作为表象世界的一侧面，法典不仅欺骗了检查官的良心、欺骗了公众、欺骗了外国观察者，也欺骗了历史本身。

　　2法典跟意识形态一样，是权力结构之外仪式交流的关键工具。正是法典本身为权力的实施提供了形式、框架和法则，正是法典本身让现制度的各部门互相交流，充分说明和建立合法性。它为整个游戏提供了“规则“，为它的工程师提供技术。若没有这个普遍仪式的成全，充当维系权力结构各部门的共同语言，后极权制度内的权力实施是根本无法想像的。压迫工具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越重要，就更有必要遵循某种正式的规章。否则，假如没有法官、检查官、审判员、没有辩护律师、法庭速记员和厚厚的卷宗，假如没有某种严格的法令把一切集中为一个整体，特别是看起来毫无害处的关于煽动罪的第一百条，那么，怎么会那么轻而易举地、难以觉察地把影印了几本禁书的人关进监狱呢？当然没有法律和辅助工具，这一切也能办得到，但只能在某个由乌干达匪帮控制的短命独裁社会里实行，而不可能在包括了文明人类一大部分的、代表现代世界中的一个完整、稳定和受尊敬的部分的制度内实行。没有法典，不仅无法想像，在技术上也是完全不可能的。要没有法律作为仪式上的聚合力量，后极权制度就根本无法存在。仪式、假面和借口的整个角色看上去最精彩的部分当然不是法律禁止性的、规定公民不允许做的和法律制裁的理由的章节，而是阐明公民权利及义务的章节。这些章节除了空洞的词藻之外别无他物，但即便是这些章节对制度来说都极为重要，因为制度就靠着它们在本国公民、学童、国际公众和历史的面前建立起它的合法性，对此制度不能不闻不问，因为它不能怀疑对它的生存至关重要的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我们已经看到权力结构如何被自身的意识形态及其声誉束缚)。怀疑它就等于否定自身要表现的一切，并会损害制度的一大支柱：表象世界的完整。

　　如果权力的实施就像血液在血管中循环一样，在整个权力结构中流动，法律就是强化血管壁的药。如果没有这个强化剂，权力的血液就不能有规律地循环，社会躯体就会四处大出血，秩序就会崩溃。

　　人们坚持不懈、始终不渝地诉诸法律——不仅仅是有关人权的法律而是全部法律——并不意味着他们相信法律在现社会不过是一纸空文的幻像，他们深知法律扮演的角色。但正因为他们明白现制度对法律，即对法律“崇高“言词的极端依赖，他们也知道诉诸法律的手段是何等重要。因为现制度不能没有法律，非得装作遵守法制不可，也就不得不对诉诸法制的呼声作出某种反应。要求依法行事因而就是在真实中生活的一项行动，威胁了整个虚伪的法律制度里最虚伪的环节。这样的诉求一次又一次让公众和掌握政权的人看清了法律纯粹仪式上的实质，让大家注意它的实际物质本色，从而间接地迫使躲在法网之后的人，认可并守信于本来是制造借口的机构、交流工具和社会血管的强化剂。没有这种血管，他们的意志便无法在社会里循环。为了自己的良心，为了给外人留个好印象。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这是制度的自我保护机制和连贯性原则的一部分)，或者干脆就是怕别人指责他们执行仪式时的表现太拙劣，他们不得不这样作。此外他们别无选择：由于无法抛开自己的游戏规则，对这些规则只能更加小心翼翼。对挑战不理不睬，意味着自毁借口，并会失去对自家相互交流的系统控制。认为法律只是装潢门面，毫无约束力，诉诸法律只是无的放矢，这种想法就是加强了法律装潢门面和制造仪式的作用。这等于肯定法律为假象世界的一个方面，为那些滥用权势的人舒舒服服地用最廉价(也是最虚伪的)手段制造借口大开方便之门，我经常看到，警察、检查官和法官和经验丰富的宪章分子及敢作敢为的律师打交道时，如果他们受到公众注意(大家知道了这些执法者的名字，他们没办法再受到机器的匿名性的保护)，他们就会匆匆忙忙、十分急迫地变得特别谨慎，小心不让仪式出现纰漏。这当然并不改变专制政权隐藏在仪式之后的事实，然而官员们的紧张和不安就必然对专制的动作有所制约、限制和削弱。

　　这些当然是不够的。但“不同政见“观点的一个基本要素，就是它来自人类现实生活的“此时此地“。尽管它不够完善，只能减轻个别平民百性的痛苦，但它重视反复和持之以恒的具体工作，基于对不确定未来的抽象的“最终方案“的关注。总之它看起来就像马萨里克式的另一种“从小处着手“，乍看上去与“不同政见“观点南辕北辙。

　　现在我得强调一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策略有哪些内在的局限，否则问题就不会讲得很全面。关键是：哪怕在最理想的情形之下，法律不过是保护生活好的一面、避免坏的一面的一种手段而已，而且是很不完善的，基本上是外在的。法律本身并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些。它的目的是提供服务，其意义亦不在法律本身。让大家都尊重法律，也保证不了大家都过上好日子。创造美好生活是人们的工作而不是法律机构的职能。可以设想整个社会法治健全，人人遵纪守法，但人们却无法生活下去。反之，也可以设想某个社会法治极不健全，执法、守法都不完善，但人们的日子还算过得去。关键问题是生活质量如何，法律有助于生活的提高还是压制生活，而不是法律是否得到遵守(严厉的施行法治，往往对人类的尊严带来灾难性影响)。博爱、尊严、美满、幸福的生活，关键不在宪法和刑法。法律只是对何事能做，何事不能做制订尺度，因此可以让生活过得更好，也可以让生活过得更糟。法律或限制、或允许、或惩罚、或宽容保护，但却不能给予生活以实质或意义，为法治而奋斗，就必需把法治放在现实生活之中来观察。如果对生活的光明面和苦难的真正状况毫无认识，如果生活与道德毫不相干，这场斗争迟早将会败在某种学究气的自圆其说的理论手里，哪怕不情愿如此，这样做的话，就越来越像外国观察者，单凭审判记录来结论，满足于一切规章都受到遵循。

　　十八

　　假如“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基本任务是为真理服务，即为真正的生活目标服务，如果这个任务必然发展为捍卫个人及其享受自由、真实生活的权利(即捍卫人权，并为维护法律尊严而斗争)，那么下一阶段的任务，也许是迄今为止最成熟的阶段，便是瓦克雷夫·本达所称的平行结构的发展阶段。

　　决定在真理中生活的人们无法直接影响现存的社会结构，更不用说参加到这个结构之内，他们就开始创造我所说的“社会独立生活“，而这个社会独立生活就开始以某种方式自行产生自己的结构。有些时候，我们只看得见这些结构过程的早期的迹象；而另一些时候这些结构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它们的产生和发展与“不同政见“现象是密不可分的，即使他们的活动范围远远超出了通常所指的、随意性定义的“不同政见“。

那么，这些结构是什么呢？伊凡·吉鲁斯乃是捷克斯洛伐克创造了“第二文化“这一概念，并付诸实践的第一人。虽然起初他想到的主要是反潮流的摇滚乐和某些感性与摇滚乐家们相近的文艺作品和演出，但“第二文化“一词却很快就用来指整个受压制的独立文化，即不仅包括艺术及其各种流派，并且也包括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哲学思维。这种“第二文化“很自然地创造了自己的基本组织形式，如地下出版的书籍和杂志，秘密演出，地下音乐会，地下讨论会和展览会等(所有的这些形式在波兰均得到极大的发展；波兰有不少独立的出版社和更多的期刊杂志，甚至还有政治期刊；除了复写纸之外，他们还有别的印刷工具。在苏联，地下出版有着更悠久的历史，但显然其形式有所不同)。因此，在文化领域内，我们可以看到“平行结构“最高度发展的形式。本达当然也曾经思索过这一结构在其他领域里潜在的雏形。从平行的信息网到平行的教育形式(私立大学)、平行的工会、平行的对外交往，以及平行的经济的假想，他都考虑过。据此“平行结构“，本达发展了“平行政体“或平行国家的概念。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从这些结构中看到了这种平行政体的基本要素。

　　在发展的一定阶段，社会的独立生活和“不同政见者运动“无法避免一定数量的组织和机构。这是一种自然的发展过程，除非社会的独立生活由于某种原因遭到严厉镇压和取缔，否则这种倾向就会发展。与此相呼应，平行的政治生活也必然发展，某种程度上，已存在于捷克斯洛伐克。各种各样带着政治色彩的团体将会继续作出政治上的自我界定，并且互相作用和冲突。这些平行机构，可以说代表了“在真实中生活“的最清晰明了的言行。“不同政见“赋于自己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支持和发展这些结构。它再度证实了一个事实：即社会反抗极权制度的一切努力，归根起源于政治之前的范围。这些平行机构，正是可以实现不同的生活，与自己的目标协调一致，并能够让结构自身与生活目标协调一致的领域。这些社会自我组织的早期活动，正是让社会的某些部分在真实中生活，让社会摆脱后极权主义自我维持的因素，从而让社会自身从后极权制度里脱身而出。这些人民的非暴力活动，正是为了从自己开始彻底否定后极权制度，并且在自我人格的新基础上建立他们的生活。这些倾向，正是对于向活生生的人性复归的原则的再度肯定。平行机构毕竟不能先验地产生于体制改变的理论观念中，而来自生活的目标和人们活生生的、真实的需要(没有政治派别要卷入进去)。实际上，制度的最终变化(我们现在能观察到的仅仅是其基本形态而已)，均是由下而上的。这是生活的压力使然，而并不是先于生活、指导生活，把变化强加于生活。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个人生活的任何一个有意义的出发点都具有某种普遍性，它并非某种带有片面性的东西，只适合于有限的团体，对其他人不适用。恰恰相反，这个出发点必须能够适合于任何人，必须能够预示某种全面性的解决方案。因此，它不仅表达了个人对他们自己、为他们自己的内倾的、自我满足的责任感，而且对全世界、为全世界的责任感。因此，如果把平行机构或平行政体理解为倒退行为、孤立的行为，只顾自己小团体利益，对大众的利益漠不关心的话，就是大错而特错了。

　　总之，认为平行机构只是局部利益的方案，与大局无关乃是一种错误的观念。这种观点一开始就会把它的出发点从“在真实中生活“、即关心他人的原则那儿异化，最终不过变成“在谎言中生活“的另一种复杂的形式而已。这样一来，就当然不再是个人与团体的真正出发点，并会让人想到对“不同政见者“的误解：他们不过是一群利益特殊的特殊集团，与权势进行特殊的对话。总之，至少是在后极权制度内，平行结构中最发达的生活方式和最成熟的平行政体，只有在个人通过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在“第一位“的官方结构中生活这个条件下，才有存在的可能。这些联系也许不过是在国营商店里购物，用官方的货币遵守官方法令而已。我们当然可以想像在平行政体中相当兴旺的生活“底下“的部分，但是这种生活如果是蓄意当成一种固定程序来过的话，这岂不成了每个人必须过的、精神分裂的“在谎言中生活“的翻版吗？如果某个出发点不是“榜样性“的，对别人不适用，对个人自身也同样是无意义的，对此我们又有了进一步的证实。巴托契卡曾经说过，责任感最重要的特征，即是我们随时随地都负有责任。也就是说，责任是我们的，我们必须此时此地——在上帝赐与我们的时间和空间里接受、承担责任；我们无法转移别处——不管是印度教寺院还是平行政体——而逃避责任。如果说西方青年常常认识到隐退入印度教寺院并不是解决个人和团体困惑的方法，显然这充分而必要的说明了遁入教门并无普遍意义，因为并非每个人都能遁入教门。基督教则提供了一个相反的出路：这是我们此时此地的出发点，这是由于每个人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走这条路。

　　换言之，平行政体超越了自身，只有作为加强人们对整体的责任感的一种行动，作为发现责任感的方法，而不是作为对责任的逃避，才有意义。

　　十九

　　我已经谈过了在“真实中生活“的政治潜力，以及对在“真实中生活“的某一言行如何导致变化而进行预测的局限性。我也指出了，在这个问题上预测究竟该冒多大风险，是徒劳无益的，因为独立的、积极主动的行动的基本特征是，它们总是(起码在起初阶段)一种满盘皆赢或皆输的赌博。

　　然而，我们起码也要大致地考虑一下“不同政见运动“能实际改变社会的一些不同途径，否则我们对这种运动的概述就不完整。也就是想一想对整体和整体的责任感可能(并非一定如此)付诸实践的不同途径。

　　首先必须强调，包括社会的独立生活、“不同政见运动“的整个范围，当然不是能够影响后极权国家历史的唯一潜在因素。在后极权制度内，潜伏的社会危机可能在任何时候不受这些运动的影响，而引起一系列深远的政治变更。这种危机可以将权力结构肢解，导致和加速各种隐藏的冲突，从而造成一连串人事、观念、或者至少是“气候“的变化。它可能会极大地影响整个生活气氛，引起意想不到的社会动乱和不满情绪的爆发。在苏联集团国家中心发生的权力转变，可能会以不同方式对不同的国家产生影响。当然，就像世界文明的总趋势具有重大影响力一样，经济因素也有重要影响力。国际政治，另一超级大国和其他国家的政策，国际利害关系不断变化的结构，东欧各国的立场等等，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领域，它可能成为巨大变化和政治动乱的根源。甚至那些身居最高职位的人，也不是没有影响力的，虽然我已经强调过不应过高估计后极权社会高层领导人物的重要性。诸如此类的影响及其种种综合因素十分繁芜，并且只有在这种广泛的背景和特定的环境下，才能想像“不同政见运动“的最终政治影响。这只是影响政治发展的众多因素之一(而且远非最重要的因素)。它与其他因素的区别，恐怕在于它根本上是从保卫人类的角度来考虑政治发展的。并且要把思想直接付诸于行动。

　　我们看到，这些运动外部走向的主要目的，是要对社会产生影响，而不是影响权力结构，起码不是直接和立竿见影的影响。独立的主动性涉及隐藏的领域，表明“在真实中生活“是人类和社会的另一种生活的抉择，并努力为这个生活创造更多空间，帮助(虽然只是间接地帮助)提高公民的信心，打碎假象世界，揭开权力的庐山真面目。“不同政见者“不扮演救世主的角色，他们不是社会的前卫和精英，先知先觉者，其使命是“提高未觉悟大众的思想觉悟“(这种傲慢不逊的自我投射，属于一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自以为对某种“理想的规划“拥有专利，有权将其强加在社会头上)。“不同政见者“们却不想作任何人的领袖。他们以每一个人根据自己的经历和工作来作出抉择(如果捷克斯洛伐克的官方宣传把宪章分子描绘成“自我封官论职的人“的话，那并不是强调他们想当前卫的野心，而是那个政权思维逻辑的自然流露。这个政权一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在那个攻击性的宣传后面可以看到打着“以人民的名义“的旗号发号施令，把权势者从高位上拉下马来取而代之的俗套。这套把戏，当权者们已经耍了很多年了)。

　　因此，作为社会整体一部分的“不同政见运动“，总是以间接方式来影响权力结构，因为它主要关切的是社会那隐藏的领域，因为问题并不在于在实际权力的层面与政权直接冲突。我已经阐述了一种途径，即了解法律，恪守法制的责任感就得到间接地加强。当然，这是更广泛影响的一个具体例子，是在“真实中生活“的一种间接的压力。这个压力可由自由思想、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言行举止“产生。而权力结构不管是否愿意，非得不断对这种压力作出某种反应，但这种反应总是局限在压制和适应这两个范围之内。有时候一方占上风，有时候另一方占上风。例如：波兰的“飞行大学“现在受到更多迫害，“飞行教师“们被警方拘捕。但同时，官办大学里的教授们却采纳了一直被视为禁脔的课题，丰富了他们的课程，这便是“飞行大学“的间接压力造成的结果。适应的动机可以不同，从“理想的“(隐藏的领域得到了信息，良知和求真的愿望被唤醒了)，到纯实用性：当权者的生存本能迫使他们对风云诡谲的思潮，心理与社会气候加以重视，作出灵活反应。这些动机在特定的运动中究竟哪些在起主导作用，对于最终的结果并无大影响。适应是政权的反应的正面因素，通常可以有多种形式和不同阶段。有些人可以试图把“平行世界“的价值或成员纳入官方的结构，利用他们，让两者之间多少有些相像，从而调整显而易见和难以相持的不平衡状态。在60年代，开明的共产党员开始“发现“某些未受到认可的文化价值和现象。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一步；可是这一步也不是没有危险的，因为被“溶合“和“利益“的价值已经丧失了一些独立性和创造性，披上了官方和合法性的外衣，它们的信誉也因此减弱了。在下一个阶段，这种适应可能引导官方按其最终目标和现行结构进行种种改革尝试。这种改革通常只是些不彻底的措施，企图结合和协调为生活服务和为后极权制度“自制性“服务的目标。但是改革只有到此为止。它们混淆在真实中生活与在谎言中生活原本一清二楚的界限，施放烟幕、迷惑社会、把水搅混，让人们迷失方向。当然，这并没有改变改革从根本上说来是件好事这个事实，因为改革开辟了新的空间。但改革的确使得划分“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妥协的界线更加困难了。

　　另外一种更高的适应阶段，是官方结构内部分化的过程。因为生活真实的需要，官方结构向多多少少制度化了的多元化形式开放(一个例子：不用改变集中化和制度化的文化生活基础，新的出版社、社团刊物、艺术团体、平行研究机构与工作室就会在由下而上的压力下涌现出来。例二：作为后极权制度典型的“传送带“官办的单一、独家的青年组织在生活真正需要的压力下，瓦解成若干多少有些独立成分的组织，如“大学学生会“，“高中生学生会“、“劳动青年团“等等)。这种分化鼓励了自下而上的主动性，新的结构出现了，两者之间有了直接的关系。新结构有的已经形成了平行组织或独立的组织，同时受到官方的尊重，或者至少在不同程度上得到认可，这些新组织不是适应生活的真正需求的、自由化的官方结构，同时也直接地表明了生活的需求，并在现今环境中要求占有一席之地。换言之，它们真正表现了社会自我组织的大趋势(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这种组织最出名的是KAN，非共产党员积极分子俱乐部，K231——一个前政治犯的组织等)。

　　作为后极权制度代理人的官方组织机构是按照自动性原则产生并为之服务的。在分化的终极阶段，官方组织开始萎缩衰亡，最终被新的组织取而代之。新组织由下而上发展而来，组成的方式也是截然不同于官方机构的。

　　当然我们还可以想像许多不同的途径，来取得普遍的组织方面的政治变革，全面削弱现政权对社会的严密控制。在此，我只提到了普遍的组织方面的变革实际上的途径，正如我们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所亲身经历的那样。还有一点我们必须补充一下：所有的具体例证都是特定历史进程的一个部分，我们不应将其视为唯一的选择和一定能够重演的示范(尤其对于其他国家)。这个事实当然丝毫减弱不了其作为人们迄今仍在寻求教训的重要性。

　　论及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问题，有必要指出当时运动发展的一些特点。所有的变化起初只是一种气氛，后来在概念和结构上发展，但并未受到今天那种平行结构的压力。这种平行结构和官方结构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当时根本不存在，也没有什么现在所说的“不同政见者“。那时的变化是局部的人。人们自发地试图争取更自由的思想方式、独立的创作和政治发言权。通过长期自发的、不引人注目的努力，社会的独立生活渗透到现在的结构之中。这种努力通常是从官方结构的边缘和周围开始，悄悄地建立了独立生活的机构。也就是说，社会觉醒的过程是逐步的，在隐藏的领域逐渐开放的“缓慢“过程(官方宣传中谈到所谓捷克斯洛伐克的“步步为营的反革命活动“，多少真实地描述了生活目标前进的过程)。在社会觉醒后面的推动力量并不见得仅仅来源于社会的独立生活，这种独立生活构成了可确定的社会环境。当然动力的确源于独立生活，不过人们还没有普遍认识到这点。还有一个来源，就是在官方结构中供职的那些人，多多少少与官方意识形态认同。当他们与现实本身发生了接触，潜在的社会危机和他们在官方权力机构中的痛苦亲身经历便使他们逐步认识了现实(我说的是许多支持“反教条主义“改革的共产党人，长期以来已渐渐形成了一种体制内的力量)。当时像现在“不同政见运动“这样的完全站在体制外、丝毫得到不了官方认可的情形和理由并不存在，特别对于当年有限的、“自我组合“的独立运动是这样的。当时，捷克斯洛伐克后权级制度尚未像今天这样僵化和固步自封、停滞不前、死气沉沉，人民不得不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来建立组织。由于历史与社会的原因，1968年的政权较为开放。政权已被斯大林专制主义折腾得疲惫不堪，而不得不在绝望中摸索不痛不痒的改革道路。但它已经无可挽回地从内部开始腐烂，再也不能拿出明智的手段，反击社会情绪的变化，反击青年一代的世界观，和反击千千万万的、在政治以前的范围内捍卫生活的言行举止，这些言行举止如雨后春笋，在官方与非官方之间的广阔的政治原野上脱颖而出。

　　从更广的角度着眼，另一种典型的情况也显得很重要：就实际的结构上的变化而言，1968年的那场社会风暴，从来没有超越过对现结构改革、分化和替换的范围，而这些不过只具有第二位的意义而已。那场风暴没有动摇后极权制度的本质，即政治模式和社会组织的根本原则。就连经济活动完全由政治体制控制的经济模式，也未受影响。政权的直接工具(军队、警察、法庭等)也没有发生任何根本上的结构变化。这一层次上的变化不过是变动一下气氛，人事安排，政治路线，归根结底是行政上的变化。其他一切有待讨论、计划。在这个方面，最深入、得到官方批准的两项方案，是“捷共1968年4月行动纲领“和“关于经济改革的方案“。前者免不了矛盾百出，都是些半途而废的措施，不动权力实际层面的毫毛。经济改革方案相当大刀阔斧。接受了许多生活对经济活动真正需要，如经济利益和动机的多元性、灵活多样的经济刺激，限制指令性经济体制的权限等等，但却丝毫没有触及经济经权益的基本支柱——国家经营的原则，而不是生产方式的真正社会所有制。因此，也许除了短暂的匈牙利起义之外，后极权制度中还没有任何社会运动能够成功地填平这两者之间的鸿沟。将来会出现什么其他的发展形式呢？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只能作一番纯粹的推测。我们暂时可以这样说：现行制度里潜伏的危机总是会(有理由认为如此)导致种种政治与社会的动乱(1953年在德国，1956年在匈牙利、苏联和波兰，1968年在捷克和波兰，1970年和1976年在波兰均发生过动乱)。这些动乱的背景、发展过程以及最终结果不尽相同，造成动乱的种种因素错综复杂，因此，我们无法预料各种偶发事件要积累到何种程度才会掀起隐藏领域里的风暴，冲破黑暗，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即“一触即发“的临界点问题)。由于存在着两种互相对立的倾向，我们也无法猜测将来会发生什么：第一种倾向是东欧集团不断加强整合，扩充实力；而另一种倾向是在非俄罗斯区域的民族意识不断觉醒的压力之下，产生了苏联统治逐步瓦解的希望(在这个问题上，苏联无法永远不受全世界的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的影响)。综上所述，我们必须明白长期性的预测的企图是徒劳无益的。

　　总之，既然“不同政见“毕竟不产生于纯粹的猜测，我相信，这种纯粹推测不会对这些运动有什么直接的意义。因此，把运动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就意味着把自己从自己的本原异化。

　　就“不同政见运动“本身的前景而言，未来的发展似乎完全排除了官方政体和平行政体两者长期和平共处的可能，因为这两者互相隔绝，老死不相往来。在“真实中生活“的言行只要一如既往，则一定会对现制度构成威胁。难以想像这种言行会继续与在“谎言中生活“的言并行不悖，相安无事，只要社会的独立生活坚持对整体、为整体承担责任的立场，只要后极权制度维持现状，那么这两者的关系不是处于潜伏的冲突状态，便是处于公开的冲突状态。

　　在这种情形下，只有两种可能：其一，后极权制度继续得以发展(或者有发展的能力)，这样就难免会演变成乔治·奥威尔笔下的那种可怕的世界，一切都受到绝对控制和操纵，任何在“真实中生活“的言行都被完全取缔；其二，社会的独立生活(平行政体)——包括“不同政见者运动“在内——肯定会逐渐变成一种日趋重要的社会现象，人们将以越来越明确的姿态真正加入到社会生活之中，并对整个局势施加影响。当然，这始终将是影响整个局势的众多因素之一，主要在背景上产生作用，并以与背景作用相适应的方式与其他诸因素协调合作。关于是否应该把工作重心放在改革官方体制、鼓励体制内分化或以新的机构取而代之的问题，关于是否应该“改良“现制度，或者摧毁现制度的问题，诸如此类的问题，只要确实是言之有物的问题，都可以由“不同政见运动“提出，但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在运动面临着具体任务的时候才能提出。换言之，只有根据真实的、生活的具体需要才能够提出这些问题。我认为，抽象地回答这些问题、根据某种假想的未来而形成政治纲领，意味着重返传统政治的精神和方法的窠臼，就会限制和异化“不同政见“的工作，而这种工作乃是“不同政见“的本质所在，亦是未来寄托了真正希望之所在。我已经反复强调过，“不同政见运动“的出发点并不是发明什么体制变更，而是脚踏实地，为美好生活坚持不懈地进行真正的斗争。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生活为自己发现、找到的政治组织系统一直是不完善的，有限的，并会受到削弱破坏手段的干扰。这没有什么别的选择，我们必须对此有所准备，不要丧失信心，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为自由、真实、尊严的生活而坚持不懈、不图报偿、永不停止地奋斗，永不自设限制、决不三心二意、首尾不一，决不陷入政治伎俩的圈套，不臆测自己行动的成果，也不幻想未来。当这场斗争与后极权制度发生真正冲突的时候，保持斗争的纯洁性，就是取得胜利的最佳保证。

二十

　　虽然后极权社会条件的特征是没有一个正常的政治生活，无法预测任何意义深远的政治变化，但它却有其积极的一面：它迫使我们根据其内在的一致性来检讨我们自己的情形，根据全球性、长远的世界发展趋势来考虑我们的未来。人类与现制度之间最内在、最根本的冲突比传统政治层面上的冲突要深刻不知多少倍。这个事实同时也决定了我们思考未来的走向。

　　因此，我们就得自然而然地注意到最根本的问题：整个当代技术社会的危机。海德格把这种危机描绘为：面对全球性的技术强权，人类无能为力、束手无策。技术——现代科学之子(现代科学乃是现代形而上思维的果实)——摆脱了人类的控制不再为人类服务，它奴役人类，迫使人类准备自己的毁灭。人类别无出路：我们既无理想，又无信仰，更无政治构思来帮助我们重掌对物的控制。我们亲手制造的那台冷漠无情、轰隆作响的机器不可避免地将我们吞噬，把我们从自然环境中强硬分离(譬如将我们从广义的、包括生物圈的栖息环境中分离)，把我们从“自在“的经验世界抛入“存在“的世界，而我们只有束手无策地坐以待毙。对这种情形人们已从不同的角度描述过，而且许多个人和社会团体都曾费尽心机，企图另辟蹊径(譬如通过东方思想或成立各种公社等等)。生态平衡的运动是唯一改变现状的社会或政治的尝试，包括某种普遍性的必要成分(对人类和为人类整体负责)。这是一个绝望的、由于世界的动荡局势而日见式微的呼声，而且它局限在以技术反抗技术专制的框框之内。

　　“现在只有一个上帝才能拯救我们“，海德格说。他还强调“另一种思维方式“的必要性，即是脱离千百年以来哲学的局限，从根本上改变人类认识自我、世界、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方式。海德格知道我们别无选择，他能向我们建议的唯有“准备期望“而已。许多不同的思想家和思潮认为不妨把这个尚未可知的出路泛称为“存在的革命“，我也这样认为。同时我还觉得，仅靠一些技术性的手段，即外在的变革动议，或者是纯哲学、纯社会、纯技术甚至纯政治意义上的革命，我们是找不到解决的方案的。

　　在这些范围内，人们能够觉察，也应该觉察到“存在的革命“的后果；然而，只有最广义的人类存在，才是最本质的中心点。只有在此基础上，它才能成为普遍伦理的、最终也是政治意义上的社会重建。我们所称“消费型和工业化“(或后工业化)的社会，以及奥特迦·伊·加塞特所理解的“大众的反叛“，和当前世界知识上、道德上和政治上的痛苦——这一切也许只是深刻的危机的一个方面而已。人类在危机中被全球性技术文明的自动机拽入泥淖，也在危机中找到了自我。

　　后极权制度是现代人类无法掌握自身命运的普遍境遇的一个特殊层面，由于它的极端性，把问题的起源就暴露得更清晰了。后极权制度的自动性不过是全球性技术文明自动机的一个极端特例，它所反映的人类的失败，不过是现代人类普遍的失败的一种变体而已。

　　这种对人类地球上位置的宇宙性的挑战当然也同样在西方国家发生，区别仅在于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形式。海德格一针见血地称之为民主的危机。我们拿不出什么真实证据来表明西方的传统议会或民主可以提出更为深刻的解决方法。我们甚至可以说，在西方民主之中生活真正目标的活动空间越大(与我们国家相比)，危机就隐蔽得更巧妙，人们卷入的程度就越深。

　　看来，传统的议会式民主并不能对技术文明的自动性和工业化消费社会进行有效的反抗，因为这些民主制度也无可奈何地被后者拖入了泥淖。民主制度控制人的手段比后极权社会的残暴手段要复杂高明千万倍。然而这个僵化的政党综合体，思想纲领杂乱无章，政治纲领实用至上，掌握在一班职业化的政客手中，它卸除了每个公民一切形式的具体、个人的职责。资本积累的复杂网眼从事于秘密的操纵和扩张。

　　消费、生产、广告、商业、消费者文化，以及洪水般的信息的专制统治无所不在。以上一切，人们都不断加以分析、描述，但却很难把它们想像为人类自我重新发现的起源。1978年6月在哈佛，索尔尔仁尼琴谈到了没有以个人职责为基础的自己的虚幻本质，因此，传统的民主制度周而复始地面对暴力和极权无所作为。我们对于民主社会里人们享受的许多个人自由及保障闻所未闻，但自由和保障最终并没给人们带来益处。因为他们最后也是同样的自动化的牺牲品，不能保卫他们对自我本质的关切，避免自己流于肤浅，也不能超越对个人生存的关心而变成社会的自豪而充满责任感的成员，并为改变、创造自己的命运作出真正的贡献。

　　因为我们所有的大变化的前景都是非常非常遥远的，我们有义务关切这个传统民主的深刻危机。假如能够在一些东欧国家中创造民主的条件(虽然这种可能变得越来越小)，这可能会是一种适当的过渡性解决方案，可以帮助我们恢复饱受摧残的公民意识，恢复民主的讨论，并容许基本形式的政治多元化作为生活目标的一个根本表现得以落实。但依我之见，死抱着传统议会式民主政治理想不放，一味迷信，觉得唯有这种“久经考验“的民主才能保障人类永久的尊严及人类在社会中的独立地位，至少是鼠目寸光、毫无远见的。

　　我以为政治重新重视实实在在的人，这远比回到西方(或资产阶级)民主的常规有更深远的意义。1968年，我觉得只要成立一个与共产党公开竞争权力的反对党，就能解决问题，然而我长期来逐步认识到问题远非如此简单，正如单凭新的选举法本身那样，单凭反对党本身，是无法保障社会免除新的暴力形式的。没有一个“干巴巴“的组织手段本身能提供那样的保障，而且我们在这些手段里将不得不得出这个结论：上帝便可独自拯救我们。

　　二十一

　　那么，现在该问我这个问题了：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很怀疑不同的政治模式和体制改革或改造能够拯救我们。当然，我并非怀疑所有的政治思想。我强调应该重视活生生的人生，这也并不是说我就对结构上变化的可能性漠不关心。相反，第一项已经说到了，第二项也应该论及。但我只想谈几点非常一般性的看法。

　　归根结底，任何存在的革命都应该给人类的道德重建带来希望，也就是彻底更新我所说的“人类秩序“，即人类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是任何政治的秩序所无法替代的。一种新存在的体验，一种在世上重新再生的根基，一种崭新的、高度的责任感，一种新发现的人与人、个人与集体的内部关系——这些因素清楚地告诉我们应该追寻的方向。

　　政治上的结果又如何呢？它们会在新的机构中得到体现。新的机构将来源于“新的精神“、人的因素，而不是来自政治关系与保证的特殊构成。也就是说，问题的关键是价值重建：信任感、坦率、责任感、团结与友爱等。我相信这样的机构：它们的目标不是权力行使的“技术“方面，而是权力运作在这些机构中的意义。这些机构由对社会团体重要意义的共识维系着，而不是被向外扩张野心的共识所操纵，必须有开放的、生气勃勃的小型机构，因为个人的信任和责任感这种人际关系超过某种界线就不起作用了。原则上一定有对新机构的产生不加限制的机构，任何权力的积累(自动化的特点之一)对新机构是格格不入的。这些机构像社团，，而不是官方机构的组织制度。它们的权威当然不能依赖冗长空洞的传统，如群众性政治党派的传统，而是取决于它们具体处理问题的态度和方法。各种组织最好在需要的时候出现，对特定的目的充满热情。目的一旦达到，组织随之解散。这样比把各种各样早已成形的组织进行战略整合的办法要高明。领袖的权威应产生于他们的人格，并且在特殊环境中接受考验，而不能产生于被赋予的职位。他们应该获得高度的信任，靠这种信任也应该有高度的立法权力。这似乎是摆脱传统民主组织典型的软弱无能的唯一途经。传统组织常常看起来依靠的不是相互信任而是怀疑，不是责任感而是集体性的不负责任。唯有依靠每个成员最充分的存在意义上的支持，社会才能建立起抵抗“蔓生的极权主义“的坚强堡垒。作为社会“自我组织“结果，这些机构自然是由下而上产生的，它们的力量来自与生活的真正需要的不断对话、交流。一旦生活的这些真正需要已经不存在了，这些机构也就随之消失了。它们的内部组织原则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并且只有最少的外部规章。“自我组建“的根本标准，是这样一些组织的真正意义，而不是一种抽象的规则。这些不断出现、不断消失的生机勃勃的组织进行形式多样的和全面的合作，就是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基础，对于社会的经济生活，我相信自我管理的原则。这个原则也许是实现一切社会主义理论家们梦寐以求的理想的唯一途经：工人阶级真正(非形式的)参予经济决策，从而产生对于他们的集体劳动的真正责任感。控制和约束的原则应该摈弃，而由自我控制和自我约束的原则取而代之。

　　从上面如此简略和一般性的概述中，我们也许可以看清，“存在的革命“带来的制度上的变化远远超过了传统议会式民主的范畴。为了便于讨论，我提出了“后极权主义“一词。也许现在应该把刚才所描述的暂时称为“后民主主义“制度的前景。

　　无可置疑，这个概念不可以进一步发展。但我觉得这种发挥乃是愚蠢之举，因为这样一来，这个概念就慢慢地与其自身异化和脱节。无论如何，“后民主“制度的本质是：它的发展必须通过生活事实，是从生活直接产生的一种过程，来自新的环境，新的“精神“(政治思想在其中当然也起了作用，它的角色不是导演，而是一个向导)。如果新精神尚未存在，我们也不清楚它的真实面貌，就对其组织、结构上的表现加以臆测，未免流于主观武断。

　　二十二

　　要不是因为我有一种不断的感觉让我这样做，我也许略去前面整节更适合于个人反省的文字。我的感觉可能会显得相当武断，因此，我想把它作为问题来提出：“后民主“结构的想法，是不是让我们回想起某个“不同政见“的小组和某些个人的观点，而这些观点我们通过周围的环境已经是很熟悉的了。这些各种小团体，受着共同的磨难而走到一起来了。它们是不是导向我们所谈论的有特别的“人性内容“的政治关系和纽带呢？这些团体(是团体而不是大的组织机关)的活动动机主要是对它们的使命的深远意义有一致的看法，因为它们没有直接的、外部的成功机会。

　　官方机构中司空见惯的公式化、仪式化的纽带，由团结和友爱的真情实意而取而代之。这些团体不就是在这种环境里团结在一起的吗？“后民主“的人际关系是人与人互相的、直接的信任，以及由其而产生的个人的、非正式的权益。这种人际关系的背景，不正是大家共同体验到的困难吗？这些团体的出现、发展和消失，摆脱了空洞的传统的负担，而来自生活具体、真实的需要，这难道不是事实吗？难道在冷漠、麻木不仁的社会中，努力创造“在真实中生活“的明确形式，努力重建高度的责任感，不正是某种初步的首先重建的征兆吗？换言之，这些由信息灵通、无官僚气、生机勃勃、开放的团体构成的“平行政体“难道不是后民主政体更有意义的体系的一种初步的雏形，一种有象征意义的模型吗？而后民主体系是可能成为美好的社会的基石的。

　　我从无数的个人经历中明白，在《七七宪章》上签字这个简单的事实，就足以在过去是陌生的人们中间直接创造了一个更深、更公开的关系，并且激发了突然、强烈、真诚的团体感。在麻木不仁的官方机构中长期共事的人们中间，这样的事情极少发生，人们似乎要了解、接受某种共同任务，共享某种经验，就能够转变自身与周围环境。人们的社会公益工作似乎更有人性内容，而这一点在别的地方是难以找到的。

　　也许这一切只不过是受到一种共同的威胁的结果，也许一旦这个威胁消除或停止了，它所帮助创造的气氛就会随之消逝(然而威胁者的目的正好与此相反。威胁者们以各种卑鄙的手段来破坏受威胁团体中人与人的关系，他们这样作所花的精力简直叫人吃惊)。

　　然而，尽管如此，这丝毫也改变不了我所提出的问题的内容。我们不知道摆脱世界衰败的途径。如果我们把自己所作的那一点点看成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案，把我们自己、我们的团体和我们解决自下而上问题的办法看成世上唯一值得做的事，那将是不可饶恕的狂妄。

　　即使如此，如果我们对极权社会的思考是正确的，人类在不断捍卫他们的自我，发展了内部的组织，那么我所提出的问题还是恰如其分的。我的问题别无它意，目的只是引起人们对我们自己的体验作具体的反思，想一想我们经验中的某些成分能否有更深刻的诉求(也许我们对此并无自觉)，超越它们明显的局限；想想在我们的周围，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很多挑战还没有得到解释，还在静候着被诠释，被掌握的时机。

　　而真正的问题是：“光明的未来“难道真的一直是那么遥远吗？如果事实正好相反，这个未来已经早来到了，只是因为我们的盲目、我们的软弱，让我们看不到这个在我们身旁、在我们中间的未来，使我们无法进一步开创这一未来，我们该怎么办呢？

　　注：①扬·巴托契卡(Janpatocka1907-1977)：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学生，哲学家，现象学家，《七七宪章》理论的创始人。

　　197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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