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雁：去妖还人：如何改善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龙作妖魔： 中国在美国国会里的形象” 是一位美国学者文章的题目。他指出，主要有三点原因导致美国国会“妖魔化”中国：议员们有意或无意的无知、游说集团的影响以及议员助手对中国了解甚少。他同时指出，“妖魔化”中国实际上对国会和美国的利益都是不利的，因为它歪曲了对中国的理解并阻碍了建设性地讨论有关中国的议题和政策。　除了他谈到的，美国议员和公众脑子里积累的对中国的印象，更多是从西方媒介长期的负面报道里潜移默化而来。本文要谈的，就是中国应该和能够做些什么，去改变在国际话语（话语权）上的被动和无奈。　　

认识双重标准

国内有声音会说，自己本身有负面问题，也就难免人家负面的报道。所以关键还是要解决自身的问题。 西方的逻辑也是如此： 只要中国国内有几个关键的改变，西方政坛及其媒体也不用再“妖魔化”中国。首先， 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成见主要自 “六四”事件始， 把中国政府当作与民敌对的政府。第二，中国政府的新闻管制使西方媒体认为中国媒体比它们更不公正。第三，西方媒体更深层的成见， 源于中国仍为“共产党国家”。按此逻辑，只要中国允许重新评判“六四”事件， 放开新闻自由， 并深化政体改革，中国的话语权和国际形象自然会提高。 关于这里的第三点（即政改，民主化），不仅一些著名的中国主流学者，连自称民族主义旗手的《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们都非常赞同。

国际上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中国的执政党不叫共产党，而是叫“社会民主党”　甚至是“中国儒家党”　（缩写也是CCP），　“妖魔化”中国也不会在西方有如此广泛共鸣和市场。新加坡的印度裔外交官(现为国立新加坡大学李光耀公共行政学院院长) Kishore Mahbubani （马凯硕）就是持有此观点的代表人士。

马凯硕认为事实上，当今的中国共产党，早已没有毛泽东时代和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和专政。保留原有名称的确对自身非常不利。　

他同时指出， 西方媒体从未正视自身对 “天安门事件”的责任，因为它们在“六四”事件前怂恿广场学生守场， 鼓动并报道假绝食。它们也从未意识到，作为有监督权利的媒体，本身也需要受到监督和制约。　实际上， 在远没有今天自由开放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西方对中国的报道却更加肯定; 而在冷战后的今天， 世界格局和西方利益的改变让西方对当今中国却百般挑剔，伐声不断。 　

马凯硕在其众多的文章及演讲里，还指出其他许多与中国有关无关的西方双重标准。如，有的国家可以为了石油去另一国家打仗，言为“民主之战”，而另一些国家到打仗的国家买点石油就是“侵犯人权“（指达尔富尔）；美国在贿选问题上跟津巴布韦总统过不去（或许与中国在那里的经济利益有关），但却对有自己军事基地的一些中亚国家里同样严重的贿选视而不见；西方在全球倡导推动民主，却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里讨厌并阻碍民主，因为西方在这里是少数。 如此等等，不胜枚举。马凯硕作为新加坡常驻联合国大使的身份，使得他的观点有参考价值。　

指出西方的双重标准， 并非说中国自身没有问题。而是说，双重标准的存在说明西方”妖魔化”中国的确是不公正的。 双重标准使中国总是受到指责、质疑和负面报道，而得不到英语中说的”benefit of doubt”。西方媒体会说，它们对本国政府和社会的报道也是如此。但是，中国境外的公众不了解中国，对一概负面的报道缺乏现实环境去做恰当、公正的判断。西方的双重标准也说明中国有理由、有空间在国际上捍卫和诠释自己行为的话语权。这样才能在一边倒的西方媒体面前做出理直气壮的回应。

中国的话语劣势　

有效的话语权， 取决于三个方面: 好的话语(good message)， 好的话语人(messenger)， 好的平台 (platform)。 而中国在这几方面， 均有劣势。

意识形态

首先， 西方以其人权观压中国强调的主权观，发展观，历史观。 美国研究“政治文化”最有建树的Ron Inglehart，多年来一直对文化价值观做全球抽调研究。其基本结论是，物质生活的状态——　处于“匮乏”，“追求”，还是“保障” 这三个阶段　——　决定了一个社会处在什么样的价值观阶段：　前现代、现代、还是后现代。中国正处于现代化阶段，追求的是强国富民、破旧立新、经济发展、物质进步，价值观也应与之呼应。西方国家已走过前两个阶段，价值观相应地转为重视个人意志、现代化的代价、保护个人不受国家权利的侵犯，防止发展给人类和环境造成危害，等等。　然而，西方往往把发展阶段的差距，当成价值观优劣的表现。并以此站在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和媒介的制高点上，评判他人行为。

因此， 并非中国的价值观在道义上低人一筹， 或是不入主流。正如马凯硕常常强调的， 西方八亿人民不能代表世界上其他六十亿人民，不能理所当然地把自己当作他们的发言人。也没有资格一张口便“世界舆论” 云云。广大非西方国家，尚未进入“后现代”社会，因而更认同与他们国家历史和现实更贴近的主权观、发展观、历史观。 马凯硕以 “The West versus the Rest” 来形象地表述这一鸿沟。他在最近的一本著作里形象地说，早已用上抽水马桶的人感受不到用不上它的人们的尴尬和失尊。

然而，中国在理念、 内容上没有理直气壮地去为自己与国情相符人权观辩护。 相反，国内官方和媒体往往被西方人权观牵着鼻子走， 被动地为中国人权状况辩护。 这方面，我们远不如只有几百万人口的新加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有关“亚洲价值观”的东西方激烈辩论中，新加坡官员成为成为亚洲人权观的代言人，如外交官Kishore Mahbubani， Bilahari Kausikan及前总理李光耀。 他们的文章在美国学界， 媒体， 政策圈里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 也常常成为大学课堂里的教材。 1994年新加坡判处鞭打一位涂鸦的美国年轻人时，大多数美国百姓采取了支持态度。

话语平台

其次，在国际话语平台方面，中国的资源、渠道、形式都比不过西方一些覆盖全球，全时段的“媒体帝国”。基于这一点，西方媒体声称只要中国人看不上CNN或听不成 BBC，就没资格批评西方不公正，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平台并不平等。不但是西方的听众，就连西方的大多数记者，也不能像中国大众那样，能听懂外文。我曾参加过《纽约时报》新任首席驻京记者赴京前的一次聚会。我当时很吃惊，一个一点不懂中文，在美国也是区域记者的人，怎么能弄懂并报道辽阔复杂的中国？这种记者报道的中国有多少可信度？然而，由于他们的雇主占有的显赫平台，他们的报道便成为美国上层了解有关中国消息的重要渠道。

当然，并非有了更多的资源、渠道就一定会有更好的效果。更何况，中国连已有的资源、渠道并没有充分利用。如美国国会有关中国人权、西藏、新疆方面的听证会上，往往只有反中国一方的证人。中国政府总是一味地抗议听证内容和国会议案，但对证人安排的不公从未提出过抗议，也未提出要求应有代表中国声音的证人出席。又如对美国媒体涉及日本，新加坡，印度的负面报道，我都读到过这些国家使馆官员给该媒体写去的反驳或解释。但我从未在报上看到过中国官员的反驳信。这样，相当于是对这些负面报道的默认。一些官员们也许会说，太多了，反得过来吗。或说，反正写了也不会登。这种主动放弃，是对现成渠道的浪费。据我接触过的美国电视台反映，他们也往往不是故意在报道上一边倒，只是邀请中方（使领馆）出镜参加讨论时，常常得不到回应。

中国的新闻发布会，也是一大平台。但发言人干巴巴的官腔空话，往往没有说服力。如西藏问题，总是“自古以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和“伤了中国人民感情”这几句话。因为没有更具体的事实和论据，听起来不但空洞无力，而且还给人以强词夺理的感觉。据说，这也是美国政府不愿更多听取中国在藏疆问题上立场的托词，因为他们觉得反正就是那几句话。　据说，在美国国务卿希拉里首次造访中国前，也有人建议她了解中国在西藏问题的立场。但她没有这样做，原因就是反正中国就是那几句话。官方发言人为什么不直接说“元朝以来” 或是“国内的大多数藏民更有权代表藏族人民”？相反，达赖及其追随者不但能说流利英文，还善用西方政治词汇和逻辑，巧妙地把流亡藏人的利益与捍卫美国的“核心价值”联系起来。尽管财疏力弱，却在国际上争到了最大的话语权。

奥巴马上台后，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作为首位美国高官访华，且闭口不谈她擅长的人权问题，算是很知趣了。据报道，她曾要求要去西藏看看。但被中国以“年事已高，身体不适宜去高原”为由婉拒。这里，中国又主动放弃了一次难得的话语平台。如果不便去西藏，为什么不让她去看看成都的藏人街区和社区？这本可使她亲眼目睹藏人与汉人和睦相处的实例。况且，成都市区及周边的藏人，远远多于达赖的达兰萨拉。

话语运用

再次，在话语运用上，语言、技巧、判断不够与“国际接轨”。 固然，这是因为受中国特定的语言文化和历史的限制。再以新加坡为例，特殊的历史使他们有一批能驾驭英语，深谙西方价值观的官员， 能在国际论坛上与西方就人权问题展开有理有力有节的辩论。他们能掌握分寸，知道如何批评西方的人权观及自由过度， 又能让西方接受。 马凯硕对美国的批评，尤其尖锐犀利，然而他说话的技巧和语气的中肯仍使他能在美国的《外交季刊》上发表题为 “The Case against the West” 这样的文章。 在众多的著文演讲里，他也常常为中国辩护， 比中国自己说辞要巧得多。　单在西藏问题上，他就及时在美国主流媒体发了两篇，为中国的立场阐述和辩解。 而我们的官员，懂西藏的又能讲外语的少，讲外语的又懂西藏也很少。

我们在沟通技巧上也比较笨拙。奥运会本是个难得的展示中国话语和形象的平台，但我们在一些显而易见之处，忽略了巧用它。比如，在全球瞩目的开幕式上，出现了不少少数民族成员: 林跃（羌），郎朗（满），宋祖英（苗），潘多（藏）， 李宁（壮）。他们不但出场，还扮演了重要角色。如果让他们穿上本族服装，配以对他们在中国乃至世界上“某某领域之最”的介绍，会让世界感到少数民族不但在中国有机会成功，而且可以是最成功的。 相反，开幕式上各族孩子们手托国旗出场那一幕， 虽然感人，却因为是用了“假”少数民族而受到西方媒体的嘲讽和攻击。 加上这些媒体对林妙可假唱，女体操队员年龄的炒作，好好的奥运会又给了世界一个中国作假的印象。

所以，应该充分利用少数族群中有影响力的人才这一资源。比如，在西方对西藏、新疆问题的非议上上，西方的道德制高点认为，藏人、维人应该有民族自决权，不应由汉人在主权、发展、教育、宗教等方面由汉人为他们做出选择。这样的逻辑下，中国与西方永远也辩不清。但是，如果中国让少数族群的人出来说：“我们了解国内情况，我们才能代表本族人民说话，” “我们也想山里通火车，也想用抽水马桶，”效果就不一样。而中国目前，除了统战部的斯塔外，少有少数民族为官方发言人。实际上，在在西藏、新疆问题上， 应避免汉人官员为官方发言人。

然而目前，凡西藏、新疆出现严重群体事件，总是自治区党委书记（汉族）以地方最高官员在媒体出现。难怪西方总是记得张庆黎那句“达赖是披着羊皮的狼”的话。3.14后，在境外网上看到几幅照片图组，是某地中国领事馆为当地外国记者开记者招待会时拍的。上面有四位领馆官员，中间那位明显在主讲。唯一的藏族领事坐在最边上，好似当个补充、配角的角色。这样排座当然不是故意的，而是论资排辈的习惯。但是我当时看了很不舒服，非常感叹我们的外交技巧怎么会如此拙劣！

争取话语权的对策

扭转话语权上的被动和无奈，主要也要从上述三方面做起：建立更好的话语， 话语人，和话语平台。

改进意识形态

争取道德制高点

这一高点， 可建立在文化多元化这一基点上。 对倡导民主、人权的西方价值观来说， 不接受文化多元化， 即文明间的平等，是说不过去的。 这里， 我们可以大胆学习和启用 “文化多元论”对人权、民主的诸多看法。 下面简单对比一下普世论和相对论在人权问题上的不同角度和价值观:

普世论与文化相对论的人权观

谁的权利优先

普世论：个人， 人的共性超越国界 国家(“没有国， 哪有家”)， 集体

何种权利优先

普世论：政治权利， 民权 (言论、 结、信仰、 集会自由) 文化相对论：生存，发展， 主权， 团体 (工人、 妇女、 儿童、 老人、 农民 等)

如何确定优先

普世论：“天赋人权” 文化相对论：社会发展阶段、 国情

谁有权定义人权

公民社会、 人类共性 文化相对论：文化传统、历史承接，、儒型精英

这里，我们还有现成的亚洲人权观理论可借鉴和发挥。马凯硕早在他的《亚洲人能思考吗》一书里，有力有节有深度地批判了西方人权观和媒体自由的虚伪性，西方中心论及价值偏见。在这本书和他的其它文章著作里，他阐述了一整套很有说服力的亚洲人权观。清华大学哲学系的加拿大人贝淡宁(Daniel A. Bell) 也是这一领域世界顶尖的学者。他在美国最好的两个学术出版社，撰写和编辑了六七本著作，涉及东西方文明对话，东西方人权民主观对话，东西方思想互补，为儒家思想正言，批西方中心论等话题。他不但博学中西，且非常公正客观，对东方世界观表现出严谨而真诚的尊重。他所著的《东方碰面西方：东亚的人权与民主》（2000），《中国新儒教： 一个变迁中的社会的日常生活和政治》 （2008）和他编辑的《东亚对人权的挑战》（1999），对我们在人权、民主问题上建构道德制高点，都有理论和现实的指导意义。

我几乎每学期用马凯硕和贝淡宁的著作当课本。美国学生即使不被他说服，也找不出反对他们的理由。马氏既表扬又批评西方，轻松真诚的语言尤其受欢迎。

长远重建文化价值体系

和交往甚深的老美同事或朋友深谈， 感到他们已渐有放弃“管理世界”历史使命的心理准备。 但他们担心， 中国到底会用什么样的价值观去替代美国， 甚至领导世界?

因为文化和制度的不同， 他们读不懂中国。 有时中国让他们松口气， 更多时候中国让他们担心。 大地震时， 官兵的献身， 全民的哀悼， 百姓的无私， 让老外们放心，因为看到了中国的正常人性和人心。 但是毒牛奶， 毒狗食， 毒牙膏， 铅玩具这类事， 又让他们担心。 这些负面的事的确被西方媒体相对地夸大。 但将心比心， 也可以理解一般美国人的不安。 有了“毒产品”这样有关他们切身利益的坏事垫底， 让他们相信中国在达尔富尔、 西藏、 新疆侵犯人权， 也就不难了。

中国的道德信誉受损， 不只是个外患的问题。 国内百姓也都知道， 他们才是社会没有诚信的最大受害者。 所以， 价值体系的溃败应是我们最大的内忧外患。 没有可敬可尊的价值体系， 拿什么去长期地支撑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国际形象?

而中华最有文化根基、文明影响力和聚集力的， 是儒家价值系统。我不理解为何国内有学者对我们的儒家传统恨之入骨。台湾，新加坡，香港，甚至日本，在西方眼里都属儒家文化。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解释“四小龙”的飞速发展，最先就从儒家文化开始。 孔老二并没有禁锢它们的思想，阻碍它们的进步。相反，大陆游客对台湾印象最深的地方，是台湾社会让他们找回了中华礼仪之邦的感觉。

重树孔子，并非说全盘继承，而是在其基本思想上改良、更新和重建， 甚至要注入西方思想。以我多年教学的经验，还没碰到美国学生不喜欢孔子思想的（我一般用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的头四章教学）。儒家以家庭关系出发，由近及远的伦理，让家庭观念淡薄，家庭关系疏松的美国人感到耳目一新。 联系他们对身边亚裔家庭的了解和印象，对孔子思想还真有些向往。 马凯硕根据儒家价值观写的一篇猛批美国社会自由过度，导致个人行为不受约束，家庭日渐破裂，社会结构瓦解，犯罪率高涨的文章，不但没让美国学生反感，反而很受欢迎。而这篇文章的题目正是，“美国：年轻人，去东方学学吧。”

国内有许多研究中国传统思想的专家学者，我无资格对他们作评论或推荐。但能从东西文明互动的角度讲好儒家思想及其价值体系，提出“儒家民主主义”的内涵，我还是首推清华的贝淡宁。

反媒体帝国的霸权和文化歧视

一方面重建话语体系，另一方面应反西方媒体霸权。这方面，境外智者已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观点和实据。马凯硕早就指出，西方媒体由于不受任何监督制约，本身已成为滥用其话语权的另类专制。他还以事实说明， 近几十年来美国媒体越来越自由，报道越来越无遮拦，也越来越不负责任，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了美国的政体和社会的日益衰落。 美国著名媒体人士，《大西洋月刊》记者James Fallows也写了一本公众爱媒体恨的书， 批评美国媒体堕落，重噱头轻内容，破坏民主运作。 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当日本经济的崛起也给美日关系带来很多摩擦时，日本学者就认识到， 美国的“普世论”是一种变相种族主义。因为它坚持的是：我的价值也应是你的， 否则你就错了。

媒体霸权的毒害可用我一位学生的例子说明。我上学期布置学生阅读James Fallows 的文章《中国制造，其他国家购买》。此文有讲到中国的制造业优势，并非首先是廉价劳力， 而是配套程序的效率，工人的工作态度等。 一位美国学生看后说，把中国写这么好，像拿了他们钱似的。很明显，听惯了负面报道，听一篇实事求是的反而觉得不真实了。中国在西方的形象，常常到了这种状态。

改进话语平台

谈到改进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平台，在国内很容易听到需要“提高实力”的讨论。实际上，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实力，而是巧力。

软管制

新闻管制，是中国软肋，多少令到中国反西方“妖魔化”时底气不足。但是，众所周知，西方也有变相的新闻管制： 与之意识形态差太远甚至相悖的、会得罪广告商和利益集团的、与大众成见不符的、都会受到客气的排斥。理由也冠冕堂皇：稿子太多、这不是我们的兴趣点、最近需要留出版面、度完假回来再看看、 太长了、需要改的地方太多了，等等。可是反对中国的观点， 就算极端幼稚，也总有机会在重要媒体出现。这些微妙技巧，比中宣部直接命令要可爱和有效得多。因为宣传部的管制，可以让人义愤填膺。而软管制却让人有苦说不出。因此，尽管我理论上不赞成新闻管制，但如果不得不管的话，应学习软管制。

对于西方记者进藏怎么管？如果担心的是他们的偏见，可以开个书单，让他们读几本西方出版的公正的书，全面了解西藏的历史和西藏问题的来源。之后需通过一个百题“多种选择”的考试，再发通行证。我建议的书单见文尾。

巧用社会力量

冷战期间，美国中情局全球搞暴力颠覆， 很受美国百姓的反感和反对。冷战后，一个叫“民主基金会”（NED）的半官方机构， 仍然靠国会拨款，承担了中情局冷战时的功能。由于“民主基金会”现在搞的是和平演变、颜色革命、“推动民主”，被美国大众所接受。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启发。中国政府也可有个“孔子基金会，” 资助加强中国话语平台的项目。

如果由中国官方打造一个CNN， 又会被西方当成宣传工具。而且中国已经有了对外的央视9台。 如果此台目前起不到多大作用，也不能指望一个新台会有什么突破。因此，我不同意那种“提高实力”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说法。更有效的， 是利用民间力量，如已经办得不错的凤凰台。它的中立和民间性质、较为活跃的形式、对国内大事的争论、都比官方台更有可信度和亲和力。 新闻管制，也可转型为社会力量操作，以弱化对中国国际话语权和形象有极大负面影响的国家管制。如由公民、学者或人大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决定管制的内容和形式。 又如以美国犹太人的Anti-Defamation League (专门监督和回击对犹太人的偏见和歪曲) 那样的民间组织， 既民主又效果好。因为与民间组织作对，不符合西方的价值观。

以故事说事

好莱坞、宝莱坞、韩剧是那些原产国软力量的展示。好莱坞带动了世界对美式生活方式的向往，韩剧培养了亚洲一代“哈韩族”。以我教学经历为例，我曾发现班上一位藏人学生，对中国较了解，也不像其他藏人学生那么敌视中国。仔细了解，方知她从尼泊尔来，在那里的电视上看过不少中国的电视剧。这一影响使她跟在美国或印度长大的藏人学生不大一样。

在西方对西藏问题上有根深蒂固的成见的情况下，怎么跟它们讲清楚，也让它们听进去中国的这一面？拍故事片、电视剧是方法之一。这比那些不断送到国际市场上去的古装、皇帝、武打之类的片子，更能代表当今的中国。中国有成千上万的援藏、援疆人员，他们有不少可歌可泣的故事：悲欢离合、奉献牺牲、救死扶伤、浪漫通婚、 和睦共处、师生友情。这些活生生的故事，可以让世界对西藏的发展有更全面和感性的认识。但是，当我要找这方面片子给学生看时，只找到文革前的《农奴》和一些宣传性的纪录片。

巧用中国文化历史民族资源

针对西方把西藏、新疆问题歪曲成扩张疆土和殖民异族，我们应该强调中国历史进程和疆土形成的特殊背景：通常是周边游牧民窥视平原财富而入侵征服中原，进而被融合成为中华民族一员， 也同时使他们的疆土并入中原。我们也应该坦率承认，中华历史上大多数王朝统治者并非汉族，而是当时的少数族群。正是蒙古人的元朝在征服中原后又把西藏正式纳入中华， 又在十六世纪建立了达赖这一制度。正是征服了中原的满清政府，比以往任何朝代更牢固地把西藏和新疆置于中央统治之下。几千年来的中国社会也如当今的美国，是个众多文化和族群的“大熔炉”。指出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多族群背景，更能显出当今西方、藏独、维独分子把汉人与藏人、维人对立起来，实际上远不如汉人包容。

改进话语运作

话语运作上与“国际接轨”， 即话语表达上要让外界接受， 听得进去，有说服力。这里的关键在建设能融贯中西、善于驾驭西方语言、价值观及话语技巧的队伍。

启用少数民族话语人

达赖及其流亡政府，热比娅及世维大会，之所以在西方有话语权，很大程度上是他们自称代表境内的藏人或维人。而“流亡政府”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提出“大藏”要求。实际上，在所有的价值观里，都会同情弱势民族要求自治，不受强势民族的统治和同化的追求。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不但容易失去西方，甚至会失去第三世界在道义上的支持。所以，如果中国有关西藏、新疆问题的官方话语人，不是藏人和维人，而且口气生硬， 就只能强化外界反感和对异议人士的同情。

一位英国人，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所西藏部兼职的机会，成了西藏问题上在西方媒体上的一大话语人。 他正是抓住中国这一弱点，极力强调中国难找到为官方说话的藏人官员和其他藏人。这其实代表了西方不少人的看法。即使一旦有少数的中国藏人官员出来说话，也会被此类人士贴上机会主义者或既得利益者的标签。他们成功地造成一种印象， 即大多数藏族和维族人民与汉族是对立的，甚至是势不两立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能傲慢地置之不理。这只能加重外交和话语上的被动。 因为少数族群干部和学者更了解相关的历史和现状，更了解少数族群的切身利益，也更有话语权并更令人信服。最重要的是，只有他们有资格说：流亡势力不能代表境内的同胞。

因此，中国应全方位启用藏族、维族干部，乃至其他少数族裔，做中央政府在西藏和新疆问题上的发言人，并尽量让汉族官员在这类问题上退出发言人位置。在地方和学界，国内有不少有能力有水平的少数族群干部和知识分子。国内的政策上应不拘一格，把他们推到国际话语平台的前沿。

培养话语队伍

这里不但指新闻和政府发言人，也包括外交官、学者、记者、主持人、驻外官员。尤其要注重少数民群队伍的培养。中国国际话语平台上需要会说外语的于丹和老毕。中国应派此类队伍到清华大学向贝淡宁教授学习，到新加坡向马凯硕等学习，到香港科技大学向写过大量学术论文反驳流亡藏人谎言的沙伯力教授（Barry Sautman)学习。前面提到的James Fallows 这两年也在北京，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 这方面，也有很多海外华人资源可以利用。

以退为进

面对西方的批评时，中国常常是辩护。护短实为下策。上策是反过去诚恳地问他们： 要是你们处在我们的发展阶段， 你们会怎么办？你们有什么好建议和经验？你们能帮我们做些什么吗？这种态度下，西方的媒体要偏见都说不通了。 我所任教的公立大学， 汇聚了美国最大城市的蓝领阶层和新移民的子女。对中国工人“抢”走他们父母的饭碗，尤其敏感。连从中东、拉美、非洲来的学生，都抱怨廉价中国货抢了本地人的生计。加上受大量左翼教授的影响， 学生们对全球化和中国廉价工厂更是义愤填膺。 这样， 我布置写文章，不少学生就会选写中国劳工悲惨的人权状况。 同时， 美国的年轻人也挺讲公道，如果引导他们从比较角度去看， 美国工业化初期是怎么样的？怎么进步的？他们也会写出挺公正的论点论据，还觉得学到了更多的东西。

“以毒攻毒”

指用西方人的价值观去批评西方。这里，马凯硕又是难得的高手。比如，针对西方对亚洲和中国崛起的担忧， 他写到，这些后起国家不正是一直在向你们学习现代化吗？难道你们不应为这么虔诚和优秀的学生们而高兴？ 西方常常批评中国把现代化强加给西藏，但中国也是在被打以后，为西方所迫而奋起搞现代化的。我们应该强调，对西藏文化更大的威胁在当今也源于西方的全球化。

实际上，在西方大肆批评”汉化“藏人的同时，中国人也在主动被动地大肆被西方同化。圣诞节， 情人节，愚人节等等，都成了国内年轻人理所当然的节日。反倒是在美国，当地人不会主动给我祝贺“圣诞快乐，”因为我不是基督教徒，不庆耶稣生日。他们要尊重我的文化，怕冒犯我。这一点在犹太人众多的纽约市，尤其敏感。我对学生一贯只说“节日好，”而不提具体节日，以免冒犯不庆祝当天节日的族群。

眼下国内的电影电视剧里，白纱教堂洋婚礼，咖啡可乐洋快餐，也是家常便饭。这给观众是一个很大的“去中”“去传统”的信号。很难想象，西方国家会有满街庆春节中秋端午，红缎花轿接新娘的场景吗？如国内报道有的，也绝对只在西方的唐人街上。

因此，在回应西方对中国“汉化”少数族群地区的批评时，我们也应主动做自我批评，反思被西方的同化。这也是“以毒攻毒”的好招。

结束语

综上所述，中国媒体国际话语权，三方面的劣势尤为突出。

（1）意识形态上，主权观、发展观、历史观受压于西方人权观； （2）话语平台上，资源、渠道和形式比不过“媒体帝国”； （3）话语运用上，语言、技巧、判断欠与“国际接轨”。

因此，要扭转话语权上的被动和无奈，主要也要从上述三方面做起。

（1）在意识形态上，主动争取道德制高点和重建文化价值体系。一方面提倡多元文化价值，文化平等和价值观相对论；一方面反对媒体霸权造成的另类专制、文化歧视、变相种族主义及双重标准。 （2）语言平台上，多用巧用软力量——民间社会力量、中国文化、历史、民族资源； 弱化国家管制、勿过多强调实力及减少官腔空话。 （3）话语运作上， 加强建设融贯中西，善于驾驭西方语言、价值观及话语技巧的队伍，尤其是少数族群队伍。

此外，国内应建立一套国际话语的智囊机制，在每一重大敏感问题上配以相关的专家学者库，以备随时咨询。

（孙雁，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院及皇后学院 政治学教授）（原文发表在《领导者》杂志）

附录：建议西方记者应读的有关西藏的书

历史争端:

Melvyn Goldstein，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China， Tibet， and the Dalai Lam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 John Powers，History as Propaganda: Tibetan Exiles Versu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xford，2004)。 Melvyn Goldstein，The Struggle for Modern Tibet: The Autobiography of Tashi Tsering (East Gate 2000) Tom Gunfeld,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East Gate, 1996) 中情局颠覆活动:

Kenneth Kraus， Orphans of the Cold War: America and the Tibetan Struggle for Survival (Public Affairs，2000) Kenneth Conboy and James Morrison， The CIA's Secret War in Tibet (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 , 2002) Thomas Laird， Into Tibet: The CIA's First Atomic Spy and His Secret Expedition to Lhasa (Grove，2003) Mikel Dunham， Buddha's Warriors: The Story of the CIA-Backed Tibetan Freedom Fighters， the Chinese Communist Invasion， and the Ultimate Fall of Tibet (Tarcher，2004)

西方香格里拉情结： Orville Schell， Virtual Tibet: Search for Shangri-la from the Himalayas to Hollywood (Henry & Holt，2000) Martin Brauen， Dreamworld Tibet : Western Illusions (Weatherhill，2004) Thierry Dodin， Heinz Rather eds。， Imagining Tibet: Perceptions， Projections， and Fantasies (Wisdom Publications，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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