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呀么：不可以死，因为我要书写历史

1

伯克利历史系有位老师叫Michael Nylan。中文名叫戴梅可。特点是超级爱怼人。

讲话不超过五个单词就会被怼。

去她家，我跟她打招呼，“嗨！教授——”

“不。不！”她激动地跳起来，“你或者叫我麦克尔，或者叫我耐冷教授。我知道在中国，你管你的老师叫‘老师’。但是在美国，这是不合适的。你或者使用第一名字，或者使用姓加称谓。”

吃饭的时候我没话找话，“麦克尔难道不是一个男人的名字吗——”

“不。不！”她激动地叫起来，“谁说麦克尔必须是男人的名字？麦克尔当然也可以是女人的名字！虽然这种情况罕见，但确实存在。我的名字叫麦克尔。但我是一个女人。”

……很好地解释了什么叫尬聊。

耐冷老师周二晚上习惯在家里摆宴阅读。总是聚集着一帮稀奇古怪的牛人。本杰明是一个四十岁的埃及文学生，来伯克利前在中国当流浪歌手。露西娅是讲话我从来听不懂的耶鲁本科生。特棱顿能准确引用《封禅书》到《礼乐志》到敦煌写本的封禅文献到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哦还有知乎大神在野武将。不鸣则已，一鸣则拉丁文希腊文法文德文张口就来。知乎十三万粉真的不是买的……

家宴上读了些什么我是真的不记得了。就记得我是地毯，被大神们碾来碾去。

某个学期耐冷老师与某犹太历史学家合开了一门课，司马迁与约瑟弗斯。也是很好玩了。只见耐冷老师以一当十越怼越欢，怼天怼地怼学生。身处课堂犹如亲见华山论剑，剑气嗖嗖嗖地从身边穿过。我这种五个词就能被怼死的废柴当然是顷刻炮灰。有的人能撑到十个词。有的人能撑到二十个词。也有人靠语速快（露西娅）或者嗓门大（本杰明）坚持到把自己的话讲完。还有像特棱顿那样，用充分的文本证据一直把耐冷老师怼到面红耳赤无话可说。

诚然他们争论的经常是刘邦大腿到底有几颗痣这种傻逼问题……

英文烂，学术更烂。大多数时候都是沉默地坐着。一开口就被怼。反正我就是活得很压抑了。

2

我自己的专业是文学。我看历史一直是云山雾罩的感觉。在耶鲁时有一位考古学老师问我如何理解历史。我回答说：“历史首先是一段叙述……只有被叙述出来的历史，没有所谓真正的历史真相。”

那位老师瞳孔放大，脸色涨红，压抑着语气里的情绪对我说：“我认为确实存在历史真相。虽然它经常被掩盖在表象里。历史学以及考古学的目的，就是用各种手段去还原历史现场。虽然永远无法触及，我们仍然尽最大努力伸手去够……去接近那个真相。”

以至现在提及历史学家，我脑海中浮现的形象，仍然是一个白发苍茫的老人，颤巍巍地向悬崖伸出双手，死命去够一个彼岸。

用后世的标准去看，司马迁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历史学家。司马迁以降的史家，以实录为作史圭臬，平铺直叙力求客观。读那些历史著作，你完全不必纠结史家本人的人生际遇。只有《史记》是例外。二十四史没有哪个著作，像《史记》这样充满诘问，感叹，疑惑，挣扎，矛盾，痛楚，喜悦，以及悲凉。

跟耐冷老师上课的时段，是我情绪非常低落的时段。我选择了自杀这个题目，几乎是自然而然。讨论的文本有《伯夷列传》与《太史公自序》，还有管仲田儋五百烈士。《伯夷列传》讲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死，叩问天道为何好人不得善终。《太史公自序》讲不可以死，因为我要书写历史。一个讲去死，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一个讲我不死，载明圣盛德，述功臣世家，小子何敢让。

那时才有机会细读史公自序。因为最无聊最无趣的一个罪名，承担最沉重最惨痛的屈辱。没有温暖，没有治愈。一遍遍说服自己活下去，要活下去。守着一个残缺的身体，和一部未完成的书。

要背负痛楚与屈辱，一个字，一笔一划地写下去。心里无比清醒，这不是一部可以被出版的书。中国的审查制度由来已久。明天不会被看到，明年不会被看到，一直到死都不会被看到。含辛茹苦忍辱负重，到死不能分享一丁点盛名。

在最惨重的苦难里，一个写作者，以无比的清醒，写一部不能被看见的书。

这该是怎样的悲凉寂寞。

这样的悲凉寂寞，太容易激起后世史家的共鸣。

我与耐冷老师不睦。可是我感谢她带给我的启蒙。她对《史记》的挚爱感染了她的许多学生。我记得那一次是课堂将终结，她忽然回忆她早年坎坷的求学求职经历。1976年她在普林斯顿攻读博士学位，那时根本没有做中国的老师；她的导师完全置她于不顾，她只能自己跑去剑桥找鲁惟一完成学业。毕业后又有长久的漂泊，然后在一间文理学院教书十五年，直到2001年聘于伯克利。可以想象作为先驱者，以及女性的艰辛。

她最后叹一口气，轻轻合上书本。

“学术是一条孤独而充满挫折的道路。在那些令人沮丧的时刻，在无所适从的那无数个日夜，我在灯下读着这些文字，然后对自己说，‘这一切是值得。’”

3

读中国历史，经常使我生出一种绝望。

就是太黑暗了。太黑暗太黑暗了。皮厚心黑的称王称寇，忠肝义胆不得好死。斩尽杀绝的寿终正寝，宽厚仁恕终生抑抑。

这是司马迁在《伯夷列传》里发出的诘问：颜回屡空，糟糠不厌，而卒早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

也许就是在这诘问里，生发出中国史家最终极的作史动机：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天道不能完成的审判，由我来执行。

李惠仪在论述司马迁对孔子“述而不作”的阐释时说：

司马迁为孔夫子作为一个史家的基本任务提供了另一种视角与特质：记忆，传统的延续，文化的定义，拒绝让伟大陷入遗忘。(Wai-yee Li, “The Idea of Authority in the Shih chi,”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54, no. 2 (Dec., 1994), p. 361)

承继，延绵，发扬。鲜血书写的文化定义，白骨挑起的民族脊梁。

“拒绝让伟大陷入遗忘。”

4

在读《史记》的时候，有很多次我热泪盈眶。我会想象他执笔的样子，他落泪的样子，在冷风残灯里一笔一划写下远古汉字的样子。我很想问他：你还痛吗？我很想给他一个拥抱。很想告诉他：你知道吗知道吗？你做到啦。你伟大而不朽。

可是他不会知道了啊。

可是，可是的可是，在那一刻，我想，他是不是通过我而复活了呢？

那些他所记录的，逝去的伟大，在我的脑中呈象的瞬间，他们，是不是通过我而复活了呢？

好像是那一刻，写作者与阅读者，书写者与被写者，相遇寒暄，彼此欢喜。司马迁与孔子，在光阴的窄径里重逢。

而我与司马迁，在彼此赋予意义。

他的痛楚将因我而得慰藉。我的困惑将因他而得出迷津。

彼此为彼此赋予意义，彼此为彼此消解苦难，彼此为彼此寻找救赎。

已然死去的，将通过我们而复活。我们死去后，将通过新生而得新生。

巉岩如春水，血脉如生花。这样的延续而默默。彼此为彼此的新生。彼此为彼此的复活。

以我们的个体的渺小与短暂，成就我们文明的共同的伟大与不朽。

我看见，在悬崖前，在黑暗里，他伸出双手死命去够。

这人世已经黑暗得不能再黑暗。这人生已经荒凉得不能再荒凉。可是我不死。我要活下去。我要拥抱和歌颂这古老的文明，“拒绝让伟大陷入遗忘”。

在他双手的前方，正义与美德生出光芒。那光芒穿透历史的层层黑雾。无限光明无限璀璨。泽被苍生照耀万物。它无声跟我们确认：这一切——黑暗，苦难，孤独——这一切的一切，是值得。

你割掉我的小鸡鸡。我献给你一部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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