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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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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 Yi讨论 | 贡献2015年11月17日 (二) 18:40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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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者》導讀導讀 @沈清楷 (哲學星期五創辦人、輔大哲學系助理教授)

  「或許每個世代內心懷抱著改造世界,我的世代知道在這個世代是無法做到,而他的任務或許更大,在於阻止這個世界的崩解。」 
──卡繆,〈一九五七年諾貝爾文學獎得獎演說〉


卡繆出生於第一世界大戰前夕、法國殖民阿爾及利亞的期間,在一個貧窮的葡萄農的家庭中長大,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加上親身體驗殖民與被殖民之間的不平等, 構成他行動以及作品很重要的參考。《反抗者》是卡繆對「反抗」論述的集結,它不單是一本名稱響亮、內容豐富的作品,《反抗者》必須從卡繆對他自己整體作品 的評述脈絡來看:一是「荒謬」式的如:小說《異鄉人》(1942)、文集《薛西佛斯的神話》(1942)、劇本《卡里古拉》(1944)、劇本《誤會》 (1944),構成了一個荒謬的循環;另一個是「反抗」式的如:小說《鼠疫》(1947)、劇本《戒嚴》(1948)、《正直的人》(1949)、文集 《反抗者》(1951),則構成了反抗的循環。《反抗者》一書,經過荒謬的循環,再透過小說、劇本的淬鍊而成的思想之作。




《反抗者》的出版,也是當時法國文化界重要的歷史事件,起因於沙特創辦的《現代》雜誌對這本書的批評,以及卡繆、沙特彼此攻擊性的回應,讓他們的友誼出現 了裂痕,沙特酸了《反抗者》,認為這本書證明了卡繆「哲學能力的不足」,並認為《反抗者》的內容是由「二手的、匆忙拼湊的知識」所構成。加上媒體的推波助瀾,挑動著這兩位未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卡繆於一九五七年、沙特於一九六四年獲獎)的不合,終於造成沙特與卡繆之間一九五二年的正式決裂。儘管這兩位,在行動上有不少相似之處,都是劇作家、小說家,也從事報刊寫作,但是他們對生命、政治以及時代的看法,卻有許多不同之處。而造成他們友誼破裂的,不僅是作品 的品味與哲學素養的問題,也是長期政治理念分歧所造成的。尤其是,他們當時對蘇聯集中營的看法,沙特贊成蘇聯的共產主義思想;卡繆則揭露蘇聯的殘酷性。卡繆不從偉大的革命目的去談,而是從人的存在處境以及歷史的角度,並以非暴力的精神去深化反抗的意義。




荒謬到反抗 




荒謬起於追求意義的人面對世界,生命的無意義所產生的一種存在衝突感。如果不知道荒謬,要反抗甚麼?如果了解荒謬,任其宰制,不去反抗,又會是甚麼樣荒 謬?荒謬產生於存在的「不可思議、這是不對、怎麼會這樣」的驚訝,面對荒謬,我們可能屈從於令人順服的引誘,轉為「就是這樣、怎麼樣都一樣、不然還能怎麼 樣?」,而荒謬牢牢地寄居在自身的存在當中,從而產生一種「無所謂的態度」,然後人靜靜地、荒謬地享受著痛苦。卡繆筆下《異鄉人》男主角從第一人稱,以純 然的旁觀,來看自身與周遭的關係,或許毫無緣由或是基於「因為太陽太大了」而開槍殺人,然後又冷冷地對著屍體補了幾槍。陽光、女人、沙灘的小確幸構成荒謬 的陷阱,讓主角活在對外在價值的質疑與冷淡,既清醒卻毫無作為,在可有可無之中載浮載沉。而男主角在審判的過程中,卡繆也上演了一場從法庭到媒體,跟著習 慣性虛假的隨波逐流。在《薛西佛斯的神話》中,薛西佛斯永無止境地承受宙斯對他的懲罰──把大石頭推上山,到山頂又滾下來,周而復始。而卡繆告訴我們,必 須想像「薛西佛斯是快樂的」,又是何其荒謬。面對這句話可以有兩種解釋,一是設想「薛西佛斯是快樂的」用快樂來反諷毫無意義、徒勞的努力,和無止境的折 磨,合理化這種不合理的現象,因而試圖將荒謬提升到最高點;二是面對毫無道理可言的磨難,薛西佛斯也可以象徵為面對現實不合理的人,快樂而勇敢地保持自己 的正直,作為反抗的見證,為了大地的陽光而不願意進入地獄的黑暗中。薛西佛斯的角色,為荒謬到反抗埋下了伏筆。




卡繆從文學到評論,提出荒謬的概念,去突顯了人自身處境。即使,沙特批評卡繆的《反抗者》是拼湊出來的二手貨,卻無損我們看見卡繆透過文字,如何在荒謬的黑暗中,迸發出閃閃發光且具有深度的反抗思想。




直接進入到《反抗者》,可以發現,卡繆有其深厚的哲學背景,不論是法國詮釋學大師呂格爾(Paul Ricoeur 1913~2005)還是當代法國哲學家翁斐(Michel Onfray 1959~)都認為《反抗者》是一部經典之作。卡繆透過荒謬的概念去「反抗」當時流行的(從黑格爾到馬克思的)歷史主義的目的論。後者承繼著由黑格爾以降 的歷史哲學,認為在歷史有種看不見的理性,朝向一種意義的目的前進著。儘管在歷史中充滿著暴力、不幸,但是就神聖的目的來看,所有的苦難都微不足道,重要 的是如何看出歷史所顯示出的意義,真正幸福並不存在歷史當中。相較於歷史目的論者,卡繆要揭示的人們所相信的歷史的合理性,掩蓋了多少的苦難,容許了多少的罪惡,充滿著多大的荒謬。人難道不是透過歷史理性的解釋,以更大的合理性所包裹著虛假、殘忍、暴力、死亡,在歷史意義喊得響亮之際,掩蓋了受難者哀號。 歷史理性所預設的最終朝向所有人都將自由的虛幻目的,只是讓荒謬更荒謬。




「我反抗,故我們存在」 




反抗產生於對現實的荒謬、無理、不動、停滯、面對屈辱、也包括自己的絕望,失去了耐心;在長期的沉默中,他旁觀著、醞釀著、猶豫著、恐懼著,中間不乏妥 協,直到反抗行動的剎那,他開始清醒,拒絕他所認為不對的事情。反抗者不僅是勇敢的反對他覺得不對的事,在反抗中,人將自己置身於自我覺醒當中。這就是為 什麼一個反抗者,不僅是一個說「不」的人,同時也是對自己捍衛的價值說「是」的人。反抗看似拒絕現實的合理性,但並不放棄反抗背後的價值,因此,在反抗的否定中,帶著對價值的肯定,而對其捍衛的價值肯定地說「是」。




卡繆強調並非所有價值會導致帶來反抗,但是所有的反抗都帶有價值。因此,當反抗變成價值的肯定與捍衛,它不僅僅是個人的義憤(indignation),不是充滿怨恨的人,更不會讓自己身陷於仇恨與蔑視當中。反抗者相信價值跨越了個人或是自私的考量,將人從孤獨性超拔出來,因為他所相信的價值是一個普遍的價值,因而適用於其他人,從自我覺醒走向集體覺醒,從個人走向了群體,為了所有人共同存在而冒險。反抗的行動也不僅限於被壓迫的當事者,有時被壓迫者並不反抗,但反抗背後的價值,促使著人看到他人被壓迫時,起身反抗。因為反抗是集體性的,不會止於個人的義憤,又具有對他者的關懷,卡繆借用笛卡爾的「我思故 我在」的名句,轉化為一種更具有實踐性的格言──「我反抗,故我們存在」。 




面對荒謬,卡繆提出三種可能:反抗(la révolte)、自由(la liberté)、熱情(la passion),最重要的是反抗,清醒地認識到生命的無意義,然後接受這種無意義,而非逃離這種荒謬,甚至去相信非理性的信仰以及自殺。當人停止相信存在有其目的時,才能獲得自由,在當下充滿熱情並帶著希望盡情地活著。在《反抗者》中,卡繆主要將反抗分為兩種:「形而上」的反抗和「歷史」的反抗。卡繆理解的形而上,並非就存在來談存在的傳統形上學,而是將它放在「人的存在」角度來理解:人起身反對自身以及全體人類的荒謬處境。另外一個脈絡是,大多數的法國哲學家受到馬克思影響的黑格爾詮釋,將黑格爾的主奴辯證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我們也可以在《反抗者》看到主奴問題脈絡。反抗面對不僅是無意義的荒謬,還具體地正視主奴之間不平等的問題,當奴隸要求和主人一樣,從現實的不平等,透過反抗促成了自由的行動。因而,反抗者堅定地拒絕暴君,或被奴役下的舒適、小確幸。 




卡繆區分了義憤與反抗的差異,前者是個人性的,後者是集體性。在歷史的反抗,他也區分「反抗與革命」的差異,不同於當時馬克思與存在主義合流的看法,卡繆不覺得反抗到革命是一種進步,革命的血腥與暴力,是不應該被進步的邏輯所合理化,也不能宣稱流血是不可避免的,就忽視無辜的受害者。他認為,在革命的歷史 主義進步主義裡,革命者追求虛無的目的,卻允許手段之惡,不惜使自己成為壓迫者,違背了反抗的初衷,最終墮入虛無主義的漩渦。卡繆認為,人的手段需要自我的節制,因為反抗面對的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不同於歷史主義中預設著神,並將神當作目的,人當作手段。如果有目的,在歷史的行動中,人要成為人,而不是神。神。




當時法西斯主義結合無神論,奪取上帝的位置,透過造神所建立的超人,荒唐地「製造了屍體與低等人,從而讓自己也成為低等人,與死神卑賤的奴才。」他對共產主義解放全人類的理想,在自由的偉大理念下,卻成為實際的壓迫者,一個獨裁、極權國家,革命勝利卻藉由「警察、審判、流放驅逐」等手段,在迫害異己的同時,摧毀著人性尊嚴。而一個追求自由的革命,卻不斷地上演著壓迫的荒謬場景:在屍體與血泊中高歌人性自由的意義。




對卡繆而言,反抗必須拒絕手段之惡,目的的崇高,只能藉由手段來檢驗。不是反抗本身就是高貴的,而是反抗所要求的事情:反抗者檢視著手段的正當性,不會為 達目的、不擇手段。


《反抗者》也重提卡繆改編自一九〇五年的真實事件,而創作的劇作《正直的人》(Les Justes ),故事大概是這樣:社會革命黨打算用炸彈殺掉俄國沙皇的大公,時間到了,投擲炸彈的男主角卡利亞耶夫(Yanek Kaliayev),看到大公的小孩在旁邊,所以他並沒殺掉大公。第二次,卡利亞耶夫成功殺掉了大公,卻被逮捕入獄。大公夫人前去談條件,只要供出同夥, 他就自由了。但是他並沒說出來;很快地,他就被公開絞刑。卡利亞耶夫的女友朵拉(Dora)認為她的男友很有勇氣,她決定下個攻擊,她去丟炸彈。在過程中 有太多的意外,或許可以歸諸於當事人的軟弱,但是卻並非如此。在《正直的人》中,卡繆筆下的主人翁,第一次他不願傷害無辜而放棄謀殺;第二次,他寧願被處死,也仍堅持拒絕說出同黨之名。這指出他拒絕「不擇手段」,拒絕為了自我保存而接受「私利的誘惑」。這些拒絕,對抗著荒謬,反抗那些讓正直妥協的虛無力量。




反抗者在拒絕的荒謬的同時,無時無刻不在追求著意義,不是因為自由所以要反抗,而是透過反抗,才能擺脫奴役而帶來真正的自由;不是由於希望才要反抗,而是透過反抗,才能在絕望中帶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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