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

“数字化”通常被理解为将信息、流程与资源转化为数据形式，以便通过计算技术进行处理、传输与管理。在全球范围内，数字化被广泛应用于产业升级、公共服务优化与社会创新。然而在中国特有的政治体制下，“数字化”并非一个价值中立的技术进程，而是与国家治理逻辑深度绑定的战略工具。

中国的“数字化”实践呈现出鲜明的国家主导特征。以“数字政府”“智慧城市”“数字社会”为名的各种政策倡议，实则在大规模推进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政府信息系统整合和对社会运行的全面数据化编码。这种进程不仅提高了国家对经济与社会运行的可见性和响应能力，更重要的是，显著增强了其对个体行为、舆论动态与社会风险的预测与干预能力。

在“数字威权主义”框架下，数字化并不意味着去中心化或民主化，反而成为强化控制、压制异议与重塑秩序的技术手段。健康码、人脸识别、社会信用系统、数据中台、情感计算等技术广泛被用于社会治理与维稳体系中，形成从线上到线下、从结构到感知的全景式统治。公民在其中往往既是数据的来源，又是算法治理的对象，却缺乏有效的知情权、选择权与救济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