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边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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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在甘肃河西走廊重镇酒泉三十里外，地处祁连山下，荒漠戈壁之中。1957年4月，成立于1954年3月的夹边沟农场改变为劳教农场（行政名称是“甘肃省第八劳改管教支队”），开始收容甘肃省的机关、企业和学校揪出来的“极右分子”、出身剥削阶级家庭或者曾有过其他错误的“右派分子”，还有一部分大鸣大放期间有右派言论的“历史反革命”，以及工人民众中因右派言论而获罪的“坏分子”[1]。
夹边沟风大沙多，有限的农田“严重盐碱化”，“主要植物为芦草”，“几乎无降水”，这些长年的生态记录一目了然。事实上，这个小型农场自开办时起就只能接收四五百名劳改人员，因为它只能养活这么多人。但1957年甘肃当局却将两三千名右派源源不断地押送至此，没有人想及以后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结局。
只是三年半的时间！前一年半是右派们的劳累史，后两年，也就是1959年初到1960年底，则完全是三千右派的饥饿史。在饥荒中，吃尽了荒漠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所有东西，最后超过一千五百人成了饿殍！
根据幸存右派的回忆和杨显惠的调查，1960年春播的时候，有一半的人已经累垮了，下不了地，只能在房门口晒太阳，躺着。死亡开始了。每天有一两个两三个人从卫生所的病房里被抬出去。就在这年冬天，被堂哥傅作义写信从美国劝回国内的水利专家傅作恭，在场部的猪圈边找猪食吃时，倒下了，大雪盖住了他的身体，几天后才被人发现。生前他曾经给哥哥傅作义写信求救，据说傅作义无法相信弟弟信中的描述而没有邮寄钱物。
在死神面前，右派们开始了本能的挣扎求生。夹边沟生存条件极为惨烈，右派们的自救更是令人瞠目结舌、惊诧莫名。在每天吃过了食堂供应的树叶和菜叶子煮成的糊糊汤后，他们蜷缩在没有一点热气的窑洞和地窝子里，尽可能地减少热量散失，等待一下顿的糊糊汤。
如果有了一点力气，就到草滩上挖野菜、捋草籽，煮着吃下。体质稍好的，到草滩上挖鼠穴，抢夺地鼠过冬的口粮；看到晰蜴，抓来烧着吃或者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到了寒冬腊月，野菜无迹可寻，右派们只能煮干树叶和草籽果腹。草籽吃了胀肚，树叶吃了也便秘，无奈之下，只好趴在洞外的太阳地上，撅着屁股，相互配合掏粪蛋。
俞兆远，原是兰州市西固区工商局的一位科长。在吃遍树叶野菜草根草籽之后，他开始吃荒漠上的兽骨。杨显惠在书中写了这样一个场景：
……骨头经风吹吹雨淋变得光溜溜白花花的，同室的人都说那东西没法吃也没营养，但他说，没啥营养是对的，可它总归没有毒性吧，毒不死人吧！这就行！他研究怎么吃骨头，总也想不出好办法，便放在火上烤着看看。谁知这一烤竟然出现了奇迹：白生生的骨头棒子被烤黄了，表面爆起了一层小泡泡。他用瓦片把泡泡刮下来，拿舌头舔一舔刮下的粉末，无异味，尚有淡淡的咸味。于是，他把几根骨头棒子都烤了，把泡泡刮在床单上集中起来，居然凑了一捧之多。他像是吃炒面一样把它放进嘴里嚼，咽进肚子。后来，他们全窑洞的人都去山谷和草滩上搜集兽骨……
1960年9月，夹边沟农场除了三四百名老弱病残之外，悉数迁往高台县的明水农场。这里的条件比夹边沟更为恶劣。右派们开始大面积出现浮肿。一位存活的右派回忆道：
他们在死前要浮肿，浮肿消下去隔上几天再肿起来，生命就要结束了。这时候的人脸肿得像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肿得如同兰州人冬天吃的软儿梨，里边包着一包水。眼睛睁不大，就像用刀片划了一道口子那么细的缝隙。他们走路时仰着脸，因为眼睛的视线窄得看不清路了，把头抬高一点才能看远。他们摇晃着身体走路，每迈一步需要停顿几秒钟用以积蓄力量保持平衡，再把另一只脚迈出去。他们的嘴肿得往两边咧着，就像是咧着嘴笑。他们的头发都竖了起来。嗓音变了，说话时发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声音，嗷嗷嗷的。
由于右派死亡太多，而且渐渐地连掩埋死者的右派都很难找到了，他们都再也没有足够的力气了，因此，对死者的掩埋越来越草率，大都是用肮脏的破被子裹一裹，拉到附近的沙包里，简单地用沙子盖一下了事。当时的右派们形象地称之为“钻沙包”。1960年的冬天，在明水的夹边沟右派们进入了生命的绝境，最为骇人听闻的一幕出现了：活人吃死人。“钻沙包”的死者都是饿死的，身上皮包骨头，于是，他们的胸腔经常被划开，内脏被取出……
这些“钻沙包”的死者都有亲人啊。古时唐诗有此凄美的名句：“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其悲情非常动人，但现在这些死去的右派甚至不敢企望得此“享受”！首先，“无定河边骨”生前不管怎样说也是为国捐躯的战士；而自己却已沦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是“人民”的敌人（右派分子的全称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还有，自己会是千里之外的“深闺梦里人”吗？真不敢有太多的想象。君不闻，“一张大被不可能盖上两个阶级”，许多亲人在高压之下大义灭亲划清界限还唯恐来之不及。不过也有例外。杨显惠书中有一位不懂政治不理会政治的上海女人，从遥远的上海赶到夹边沟时，活着的丈夫已经消失了。泪水已干的这位女人非常坚强，抱着对丈夫的一腔忠贞，终于找到连屁股上一点点肉都已不知被谁吃去、干巴得如同剥去了树皮的树干似的丈夫的躯体。这位女人还是“幸运”的，她毕竟将她丈夫的遗骨带回了上海；这位右派丈夫也是“幸运”的，他毕竟圆了生前的唯一的心愿……
电影《夹边沟》
《夹边沟》是中国大陆导演王兵的第一部故事片，于2010年9月6日在威尼斯电影节首映。影片根据杨显惠的小说《告别夹边沟》中的片段改编。（维基百科：《夹边沟》电影）
作家余世存在文章《历史没有音乐——关于电影“夹边沟”》中这样评论写道[2]：
这个劳改农场几乎是中国政治社会生态的一个缩影，一群右派份子被发配到这里。人被分为上级、管理者、帮凶或打手、大家或大家中的老林老李小王、外部人……人的生命或生活被简化为不服从者不得食，不服从者被强制劳动改造，劳动者被规定生活即起居、工作和饮食……，平常的生活已经够悲惨了，遇到“社会主义建设遇到困难”的时候，人们更是只能一天吃两顿，天天喝汤水，被开恩的也只是暂时不出工劳动，……但是，死亡、虚无，这些超越政治社会的逻辑酣畅淋漓地上演，人们的生活就是寻食：草籽、老鼠、人们呕吐出的食物、外人带来的吃货……人们的生活就是把死人裹起、拉倒、埋掉，就是吃死人的尸体，就是在“地窝子”里等死……人们的生活就是听任“政治理性”的恩典或威福，是听任政治人格的呵斥或捆绑，就是私下独语或相互之间说话以免睡觉而死去……
所有由制度、习俗、技术、权力……阴谋或阳谋倡导的人类生存，都值得精神个体当仁不让地拒绝。中心的生活、主流的方式、时髦的日子、因循的境地，都是可怀疑的，可抛弃的。所有历史上最重大的人类呼号，都是个体生命的表达而非合群的自大；它们从主流或中心的边缘发出，最终传递到人群之中，更新人们的生活和人生体验，从而救赎了人群和人类。拒绝，正是一种寻找、确认并完善我们生命的有效方式。
这种拒绝，一以贯之地表现在《夹边沟》的创作里。王兵以拒绝的方式，给我们繁荣的当代中国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历史维度和历史叙事。他甚至把 “夹边沟”历史情境的众多要素删繁就简，以极为简单的画面、人物和故事，讲述了一种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在《夹边沟》里，人的命运被如此粗暴地安排，在“夹边沟”，一种大漠荒凉和地窝子幽闭的交替折辱里，生命何其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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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百科：夹边沟
夹边沟农场，是曾经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甘肃省酒泉市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一个农场，距离酒泉市区东北约30公里。最初为1954年建立的一个劳改农场，1957年转为劳教农场，1961年10月撤销，原址现为夹边沟林场。1957年至1960年间，前后有来自甘肃省各地的三千多名“右派”被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由于恰逢大饥荒等原因，大多数在该农场劳教的右派因饥饿而死亡，这一事件又被称为“夹边沟事件”或“夹边沟惨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