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场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文强死刑的双重解读

文强四罪并罚，一审被判处死刑。重庆打黑运动的收官之作，看似圆满。据报道，对此，当地百姓拍手称快。文强是死在四罪中的受贿罪上，对此，一审的审判长在庭审后释法，表示“文强以各种名义收受他人贿赂，严重损害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且受贿1211万余元，数额特别巨大；文强身居司法机关要职，长期收受下属贿赂，为他人调动、职务晋升谋取利益，对重庆市公安局队伍建设和司法机关的公信力照成极大损害，影响极其恶劣；文强肩负打击查处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职责，却长期收受黑社会性质组织所送的财物后，不履行法定职责，包庇、纵容多个黑社会组织，致其发展壮大，长期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社会危害性极大，造成极其严重的社会影响，显然属于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应予严惩”。

对审判长释法的再度解读后，比对其他判决，可以发现，受贿数额达1211万元并不是文强死刑的关键，因为，之前中石化的原总经理陈同海受贿近2亿元，最后只是被判处死缓。即使同样在重庆，2009年，重庆原规划局局长蒋勇，受贿1796万元，最后也是被判处死缓。不请律师的王益受贿也是1200万元，也是死缓。可见，关键点在后面二个因素，一是收的是警察的钱，买官卖官，损害司法机关的公信力。二是，包庇、纵容黑社会，致其发展壮大，危害社会。其实这两点是有一定关联的。司法机关里的蛀虫都买官卖官了，他们必定会和黑社会勾结，以收回行贿成本并拿到自己的那份收益。

因此，文强死在其行使的特殊权力上，这个警察权力既比陈同海案的石油重要，比王益案的股票也比蒋勇案的规划、房子重要。这个逻辑是成立的，因为警察是社会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国家权力，几乎是触目可及；警察权也是保障国家安全、社会秩序，预防、制止犯罪，保障民众权利的最重要的国家机器，所谓剑和盾。如果剑生锈，盾破洞，公民的自由、权利必定会受黑社会或者这些锈剑破盾本身所侵害。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强的死刑是国家对警察权极端重要性的一次重申，无疑是正确的。

然而，从文强的死刑判决中，我们还可以读出另一重意义。文强以一公安局副局长的身份，既可以收钱卖官，又可以包庇、纵容多个黑社会，致其发展壮大，长期从事违法犯罪活动。那么，警察权中的内部制衡，必定是失效了，对警察权的外部制衡，也失效了。因为，根据我们党管干部的原则，文强只是一个二把手，且，党内还有组织原则，提拔一个干部，调动一个干部，都有一定的规程。而文强可以在司法机关内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些干部提拔的原则、规程一定是出了些问题。

外部制约看，我们国家以检察机关的批捕权、对法律的监督权来制约公安和法院，以法院的行政诉讼来制约警察权的滥用或者不作为、以刑事审判来最后澄清黑白，定纷止争。文强包庇黑社会，致其壮大，危害社会，黑社会的受害者本可以向检察院、法院等机关进行司法救济。按照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对公安局该立而不立案，可以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应当立案。我们国家还规定，公民对伤害案件照成轻伤的，可以到法院自诉。更何况，还有人大、党委、政府对公安机关的直接或者间接监督、制约。文强翻云覆雨中，这些监督似乎都在睡眠。

文强的案发是重庆的新任公安局长王立军上台后，掀起打黑风暴，文强及其买官下属才纷纷落马。这个发案有其偶然性，试问，如果没有外来的和尚，或者外来的和尚并不有力，文强是否会落马呢？这一点是否提示我们脱离人亡政息的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呢？

文强案死刑提醒社会，警察权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对警察系统内部干部提升、任免都应有合理的程序，对外部制约警察权的其他机构都应严格依法办案，按照法律或组织的规程、原则来，让警界内部遭受不公者有可投诉之路，让一般民众受害时有司法救济之门，如何保障这些法律、规则能实际运作而不致被架空，是重庆乃至其他地方的一个极端重要课题。因为，一旦脱离这个规则，文强或者文强之流，可以继续带个面具做他的黑白教父。警权失衡，社会变色。

没有可靠的制度制约，就会历史重演，因为人性千年未变，杀人魔王张军对抓获他的警察文强说，“十年后，你与我一样”。毋宁说是对人性弱点的洞视。最近，重庆警界一夜之间，让数千警察重新竞聘上岗，引发争议，或许也在走人治的老路，因为《公务员法》等对此有一定的规定和程序。对此，不知道，文强是否会在刑场对他人说些什么，不过，即使不说，人们大致也可以猜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