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一十 | 希特勒的阴影

作者：underground1984 | 评论(1) | 标签:历史, 德国, 希特勒, 魏玛共和

《永远活在希特勒阴影下吗？》是德国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Heinrich August Winkler）的文集，汉译本二百页出头，容纳了二十篇文章。这些短小精悍的文章，多发表于大众媒体，目标读者并非专业人士，而是普罗大众，所以内容浅显晓畅。

文集的标题，来自作者在1986年11月14日《法兰克福评论报》上发表的同名文章。在文中，温克勒写道：“在波恩内阁的圆桌会议上，在《法兰克福汇报》的编辑室，在众多历史学家的书桌前，一位冷酷的客人徘徊不去，这位客人就是纠缠不休的‘过去’。人们想赶走他，他却毫不屈服，并不断质问：‘为什么你们德国人会犯下20世纪的滔天大罪——欧洲犹太人大屠杀？’”

这段陈述针对的是另一位历史学家恩斯特•诺尔特（Ernst Nolte）。此君于那年早些时候在《法兰克福汇报》发文，将奥斯维辛视作苏俄古拉格群岛的德国镜像。温克勒认为，这种“之前任何历史学家都没有提过的观点”，言下之意是犹太人大屠杀或可理解为“一种假想防御”，因为犹太人在战时很可能充当“第五纵队”之类的角色。如果这种阐释所言不虚，那么这的确是种非常危险的倾向，因为恶行被悄然转化为无奈。

1970年，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的犹太死难者纪念碑前跪倒忏悔。这个充满勇气和善意的举动，传达出他个人以及联邦德国反省“二战”责任的决心。但是，在为世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同时，它又无心地部分遮蔽了联邦德国内部的历史观分歧。

温克勒的文章，可以看作历史观分歧的组成部分。像《朗读者》中的女主角汉娜，以及政治哲学家阿伦特笔下的艾希曼，都在个体层面表现出纳粹罪行对德国人影响的复杂程度。学者们的论争，自“二战”结束即开始酝酿，在1980年代中后期达到高潮。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乃是其中的重要议题。约略划分出的阵营中，有温特勒所说的那个“《法兰克福汇报》右翼联盟”，除了前文提及的诺尔特，还有试图将大屠杀的性质局限在“反犹主义”的弗里德里希•弗洛梅，及将犹太人国际组织比为“盗尸者”的恩斯特——奥托•迈茨克等人。而反方，除了温克勒，还包括那位被中国学者抢来抢去的的于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

利用民主成就极权的纳粹之路本来就颇为令人费解，而民族自豪感的驱使、摆脱历史负担的诉求和对德国前路的忧虑等因素，使得这场争论具有更大的张力。“所有的政府都要为前任政府的政绩以及罪行承担责任，所有的民族也都要为该民族的过去负责。”阿伦特的总结再正确不过，但是付诸实践却几乎断无可能。逃避永远是最现实、经济且安全的选择。

知识与实践的困境当前，历史学家能做些什么呢？毋庸讳言，历史学家既不是包治各种历史创伤的神医，又不是章鱼保罗那样的“预言帝”。像温克勒，他就没有预料到两个德国会重回统一的“民族国家”。通过检讨过去以寻求更好的未来，是历史学家的可能性之一，也是他们介入公众视野的较优方式。如巴巴拉•塔奇曼（Barbara W. Tuchman）说的那样，“使我们避免过去所犯的错误并在下次出现同样的情况时做出更好的处理”。同样的愿望，也催生了这本小册子。

德意志的毁灭之路

恰如书名，文集的主角是希特勒，但是他却常常隐藏在幕后，仅以“阴影”面目示人。书中的二十篇文章，打乱了发表时间，而以文章所讨论的历史事件为顺序。作者梳理了两方面问题：统一的德国如何成为纳粹生长的土壤，“二战”后分裂的德国将向何处去。

格茨•阿利（Gotz Aly）把第三帝国称为“民族帝国”，意谓希特勒通过“造福”民众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实践来获取政权的合法性，并换得了大众的支持、沉默，告诉了那些那些“平庸的恶”。摒弃道德评价的话，第三帝国的内政和外交成就都堪称奇迹。另一方面，众所周知，为创造奇迹所付出的代价堪称灾难。

在温克勒眼中，希特勒的上台并非“历史的必然”，而是“可避免的灾祸”。通过俾斯麦时代以降德国历史的追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概率事件背后一系列令人慨叹的错失。统一和自由无法并存，使历次革命乃至一战后的魏玛共和都没法取得其应有的效果。俾斯麦成就了德国的统一，却囿于利益集团的势力而无力实现自由。“在普鲁士，革命只能造就国王”，俾斯麦一语成谶——虽然魏玛共和国的宪法已经规定了公民的诸多政治权力，但是真正的议会民主制度要迟至柏林墙倒掉之后才降临德国。

接下来，1919年春天，在内外交困当中，或许还受到了“缺乏反思的‘民族感’”的影响，艾伯特总统的社民党政府在最后关头放弃公布战争真相，使德国民众保留了“一战”是德国自卫战争的幻象，没能“和沦陷帝国的道德决裂”，也丢掉了洗刷“刀刺在背”恶名的机会。这样，“对当前问题的讨论已逐渐取代了对过去的反思”。

当然，战败没有给德国的社会结构带来什么变化，“军方高层、政界高官、大企业主和易北河东的大地主们依然是社会的‘中坚力量’”。温克勒正确地指出，“德国人的罪责意识越淡漠，凡尔赛的和平条约就会越发激发他们的民族仇恨情绪。可想而知，这种仇恨会激发复仇的呼声，为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埋下伏笔”，而无罪之说的“最大受益者就是希特勒”。

在1925年的帝国总统大选中，保皇派兴登堡以微弱优势战胜共和派威廉•马科斯。那时他已经78岁了。魏玛宪法第48条赋予总统在危机时刻绕过帝国议会的权力，而让一个前朝遗老据此高位，共和无异于在自掘坟墓。昏聩的兴登堡类似于“代位皇帝”，他的施政（如果还有政可施的话）受到了普鲁士贵族和军方这两个利益集团的极大影响。利益集团成功地打击了左翼的社会民主党，议会失去了多数派，大权进一步集中于总统周围的小圈子。

放宽历史视野来看，这些权术运作再一次确认了德国的未来命运。议会的分裂给了纳粹和德共等党派借议会扩张的机会，而它们根本不相信任何议会制度。只不过，夺取权力的需求，以及苏俄的干涉，令后者实际上总在帮纳粹党的忙。1932年的总统大选，使兴登堡的权力完全凌驾于议会之上，而在议会选举中纳粹终于成为了第一大党。转年，在各方角力、妥协和对德共的广泛恐慌当中，兴登堡总统做了他平生最糟糕的一个决定——希特勒被任命为帝国总理。

温克勒不无惋惜地说，“兴登堡是一个不谙权术的人，看不清别人对他的利用。他被精明的军方利用过，被保守派朋友利用过，最后又被希特勒利用了……兴登堡是一个神话的名字，但他一直是被神话的对象，而不是神话的主人。他任由一切发生，因此也对世界史上的大灾难负有责任。”他亲眼见证了德意志帝国的勃兴，又亲手把它推进了深渊。除了他，还有巴本、施莱彻尔之类的政客和那些汲汲于自身利益的集团，在满足自己欲望的同时，用一次又一次的失误成就了即将到来的灾难。

兴登堡死去后，连最靠不住的个人威望都消失了。虎兕出柙，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终于放手去做自己想做的一切。

独特的民族？

当然，政客只是政治生活的一部分。魏玛宪法给公民以参与政治的权力——公投、违宪审查乃至直选总统。的确，希特勒某种程度上是人民的选择，但将其归结为选举制度的失败就属于过度阐释了。“让德国落后于西方社会的并不是其反动，而是其进步”，历史学家施塔德尔曼对于开明专制的评价用到这里倒也神似。魏玛共和的法学家们找到了正确的方向，但是他们被波谲云诡的环境所击倒。

政治势力的混乱价值观给了希特勒乱中取胜的机会——“在这些彼此竞争的党派之间，并没有建立在人权和公民权这种基本共识上的共同价值观”

将视角从庙堂里的政客转向江湖中的民众，可以看到德国历史中有利于第三帝国的一条隐线，其表现之一是“大众对西方民主的偏见”。当时，凡尔赛之耻进一步增加了这种偏见的力量，民族主义更能够攫住人心。

公元9年，阿尔米纽斯（Arminius）率领的日耳曼部落在条顿堡森林战役中击败了瓦茹斯指挥的罗马部队，战场靠近今天的德国城市奥斯纳布吕克。这场辉煌的胜利，使罗马帝国征服莱茵河以东和阿尔卑斯山以北日耳曼尼亚（Germania）地区的计划落空，同时在日耳曼尼亚与罗马之间划出了文化和隐喻两种意义上的分界线。

在公元98年完成的《日耳曼尼亚志》一书中，塔西佗像个人类学家一样对日耳曼人进行了记录：“说到日耳曼人本身，据我推测，他们应该是一种土著，从来不曾和外来的或亲善的异族混杂过……虽然他们人数极多，而体格则完全一样：他们都有着凶暴的蓝眼睛、金黄色的头发、高大的身躯……”同更早的一些作者类似，他所谓的“日耳曼人”，是对生活在日耳曼尼亚地区的若干部落的概称。

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这一区域的国家，无论是东法兰克王国还是神圣罗马帝国，其内部都存在着形形色色的半独立的公国或王国。未能统一的德意志相对于西欧，仿佛是日耳曼部落之于罗马帝国的升级版，依然存在着分裂与落后带来的自卑与自大。1455年，散佚多年的《日耳曼尼亚志》于一家修道院重见天日。塔西佗对日耳曼部落的记载颇为详尽，却极可能道听途说得来，但是他的小册子成为了民族主义者创制日耳曼民族渊源的重要依据。这本风行一时的小书也成为纳粹的理论资源，希姆莱曾因此书而感慨于祖先的“伟岸、纯净及高贵”。从后人的剪裁与阐释中，不难看出从民族主义向种族主义的转化。

这样，德国人具有格外强烈的历史主义渊源不足为怪。他们相信自己的文明是外在于西方文明的独特存在，并附着了许多成为真正强国和洗清耻辱的历史夙愿。在这种情形下，本来被预期为冷静观察者的知识分子，在民族主义的驱使下，也自觉地放弃了自己的思想独立。书中提到，对希特勒与纳粹持保留意见的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哈内克，在1940年时也为德国军队的战功而兴奋：“我的心中也充盈着对军队的喜悦、赞美和骄傲。竟然收复了斯特拉斯堡！怎能不为之欢欣雀跃！”而兴登堡的选举胜利，在“一方面要归功于大多数德国人对秩序、权威和‘泛党性’的渴望”。

融入西方

温克勒认为，政治势力的混乱价值观给了希特勒乱中取胜的机会——“在这些彼此竞争的党派之间，并没有建立在人权和公民权这种基本共识上的共同价值观”。那么，“如果他们真的有一种共同价值观，那么‘当事人的追求和奋斗’、‘他们的斗争’最终也不会走向那条如此远离‘伦理地平线’的道路”。纳粹覆亡之后，盟军对德国社会的改造，除了令德国重新分裂外，还带来了两次大战之间所没有的新机遇——两个德国可能就此完成价值观重建的任务。

在首位总理阿登纳的推动下，联邦德国至少在政府层面限制了敌视西方的“德国特色道路”，转而积极地融入西方。1954年加入北约和1963年与法国缔约都是重要事件。知识界当中，哈贝马斯在1986年时曾经热情地呼吁，“联邦德国应毫无保留地向西方政治文化敞开臂膀”。若干年后，柏林墙倒掉，可以说两个德国的价值观重建都获得了最终胜利。

学者们针对历史观的争论，就发生在这个重建与复兴兼容的大背景当中。1985年，美国总统和联邦德国总理一同到比特堡的士兵公墓纪念“二战”终战四十周年。温克勒认为，这个举动传达了“‘二战’被重新定义成了一次欧洲范围的普通战争”的信号。《法兰克福汇报》上刊登的若干篇文章，进一步鼓励了将德国的“二战”罪责，尤其是犹太人大屠杀弱化和相对化的尝试。“最后他们又回归了三百多年前的德国人早已得出的结论：一切历史都是罪恶史，德国的历史也不例外”。

在《永远活在希特勒阴影下吗？》一文的末尾，温克勒写道，“比特堡的幽灵试图阻止我们吸取历史教训。它让我们充满对别国‘常态’的嫉妒，虽然这种‘常态’亦真亦假。它迷惑我们，让我们误认为如果修改历史，就能获得一种权利。它诱惑着我们再次走上那条曾经将我们引向灾难的道路。今天，我们是时候驱走那个幽灵了。”对此，他于十多年后的文章里回应了自己，“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克服狭隘的民族视角，用长远的眼光共同面对欧洲的过去与未来。德国要迎接这一挑战，这是我们从20世纪的灾难中吸取的经验教训。”

经历过许多不幸的人们，应当能够从这种期许中读出希望。即便有太多不确定的事情，即便保证的可靠性有限，这份基于自我省思的力量还是指出了美好生活的方向。

载于《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2011年1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