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访谈由参差计划独家首发 经李承鹏本人大眼审阅 采写&编辑 / 柯勇
2013年1月29日深夜，李承鹏乘坐友人的沃尔沃轿车赶往位于怀柔的中影影视基地，由他的小说《李可乐寻人记》改编的同名电影正在那里做后期，他本人在电影里客串了一个戏份不多的角色，虽然只有三场戏，不到五分钟，李承鹏那天深夜为电影的后期录音工作了3个小时。
有时导演表示满意之后，李承鹏还会主动要求再录几段作为备选，在整个录音过程中，他的敬业精神感染着包括导演和录音师在内的许多人，除了偶而从录音棚走出抽根烟提神，大部分时候他总是精力充沛、目光有神，投入的完成每一个规定动作。
在之前的两周里，他的新书《全世界都知道》签售时因现场一位突兀的“扔刀者”而演变为一次大众传播事件，事件过去一周之后，他在酒桌上对新星出版社副主编老愚说，“这件事让我学会了宽容”，许多朋友劝他诉诸法律，可随着这位现场“扔刀者”的身份信息逐渐清晰，李承鹏发现自己的“敌人”其实是一位生活窘迫的中年人，对于练过泰拳的李承鹏来说，这位“搅局者”似乎更值得同情。
老年的胡适曾经感叹，“我年纪越大，越感到宽容比自由更重要”，胡适另一句被广为传播的话是，“若批评无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柯勇：我从你新书最后的几篇文章可以感受到，你是一个有文学梦的人，何时开始将文学放下，开始深入接触现实的呢？
李承鹏：很多记者问过我，“一个学文学的人为何会去关注社会？”我觉得这是一个误解，世界上大部分作家、文学家都是关心社会的，你能找出一个只关心文学不关注社会的优质作家吗？巴尔扎克，他写的全是社会，雨果写《悲惨世界》，写当时的社会进程，托尔斯泰、海明威、王朔，哪怕金庸写武侠小说，也是在大量影射当时的文革，所以你这个问题本身是一个问题。
柯勇：有一段时间人们说“文学已死”，你如何做到让文学在你的杂文上复活的？文学的功能还有哪些是未被开发的？
李承鹏：“文学已死”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描述社会的能力被限制了，在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一直到2006年，文学确实已死，那是因为你不可以写社会，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一部经典作品是不写当下的，《红楼梦》写的是当下，哪怕《西游记》这样的神怪小说，写的也是当下的官府与在野，各种利益纠结和情感，人的修炼与幻灭。
应该感谢中国的互联网，激发了大家重新描述和批判社会的空间，这个空间被激活之后，文学才可以活过来，文学从未死去，只是描述和批判的空间被屏蔽了，当空间被激活，文学自然复活。
柯勇：你说过你对计算机软件几乎一窍不通，当初你是如何发现这个空间的呢？
李承鹏：没有人去发现它，是网络发现了大家，它出现了，它方便，它可以说真话，我们就一步一步做这个事情了。
我写的不是网络小说，是通俗+纯文学。网络小说是南派三叔他们写的，穿越、魔幻。一个作家不仅仅是一个文字的书写者，他是一个互相发现的媒介，不存在一个孤立的作家，一定是社会、读者、他的内心之间的互相激活，我们长期习惯了作家是负责宣传的，比如郭沫若，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作家很多时候是被动的，也是主动的。
柯勇：可不可以说是互联网激活了李承鹏？
李承鹏：互联网激活了所有人，所有写字的人。以前我们提到王蒙，他是文坛泰斗，甚至不敢去质疑他，质疑王蒙等于质疑文学，当王蒙在法兰克福书展上说中国文学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代……报纸上你想批评王蒙，是不可以被发表的，可互联网提供了这个空间。当这个空间的豁口被撕开之后，开始出现另外一个空间，你可以告诉王蒙，中国文学怎么可能处在最好的时代呢？他的证据是中国印刷品数量全世界最多，但是它们不说真话，就是手纸，难倒胡适这么伟大人物的画像挂在学校里，就能说明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吗？你为什么不想一想，当年胡适的著作风靡神州。
好好的一个人，被打压，被曲解，被侮辱，被屏蔽，当他的名字偶尔被闪现的时候，不去追溯时代对他的倾轧，而去讴歌这个时代的宽容，说文学处在最好的时代，这是多么混乱的逻辑和犬儒的精神。
在百家讲坛最火的那几年，大家觉得于丹是多么的神采奕奕，但在互联网时代，大家可以自由表达了，她却告诉人们，“当你遇到挫折，不应该埋怨社会，请一定要追问自己的内心”，当你一次一次可以调侃她，批评她，文学的空间自然出来了。
柯勇：可不可以说于丹和王蒙属于另外一个话语体系，而你是属于互联网的？
李承鹏：不是，你不可以这么说，另外一个平台不表明它是正常的，在我们的时代，另外一个平台其实是不可以存在的，你不可以说各有千秋，不可以说《新闻联播》的话语方式也弥足珍贵，微博和互联网是另外一种价值观，不是这样理解的，世界上的价值观一定是有标准的，是某种恒定。
柯勇：你指的是一种普世的价值观？
李承鹏：在这个世界上，你应该相信神灵的存在，你应该相信人与人之间应该互爱，你应该相信不是一种主义才能统领一个国家，城邦和国家不是为一种主义准备的，所谓普世价值是最基本的价值观，它守住的是底线，而不是最高端的道德要求，你为什么要求每个人都大公无私，像雷锋一样活着？
虽不全面但简单点说：不违背法律，爱我的家人，不侵犯幼女，不去贪污公共的财产，守住自我的权利和对社会的维护，让社会向更文明而不是更残暴发展，这就叫普世价值。
柯勇：通过互联网，你看到了什么？
李承鹏：我想补充一点，对于中国来讲，互联网从来不是互联网，他是在野的反对声音的集合地。中国的互联网与外国的互联网不可同日而语，是另外一种特色下的东西。
柯勇：前几年，互联网给人一种众声喧哗的感觉，在你看来，互联网秩序是否在形成中？
李承鹏：比起万口一声，我宁肯热爱这种混乱的喧哗，人类所有的文明来自于诉求的多样性，而不来自只崇拜一个人，只持有一种信念，单一化的永远不是文明，而是恐怖主义。
柯勇：有人将刚过去的签售风波解读为社会的分裂和对立，作为亲历者，你看到了什么？
李承鹏：人数少的人在依靠身体，而人数多的人通过读书、写书，在书店里传播他们的观念，而人数少的人用刀子来表达他们的观点，绝不是简单的族群分裂，你什么时候看到毛左在讲座的时候，右派或中右派上去扔飞刀的吗？最后我选择了文明的方式，就这么简单。事情发生之后，许多人要打他，我说放开她，今天已经不是文革中A造反派与B造反派，而是占人数大部分的人拒绝武斗，那天是几千人对两个人，而不是族群分成两拨儿在决斗。
在微博上我关注了500个人，左中右我都关注，司马南、孔庆东等人我都关注，以及王小山、左小祖咒、五岳散人、刘春、姚晨、封新城等人，我看到网上的支持率都是站在这一边的，你说是一大拨还是一小拨儿？他们统计过，在网上，90%的人都是站在我这一边的。
柯勇：美国有《罗伯特议事规则》，在中国似乎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新旧秩序交替的过程中，议事规则怎样建立？
李承鹏：首先要尊重各种力量实际的存在，只有让各种利益和力量得到承认，才能建立规则，像拔河一样，像比赛一样，必须承认每个人有自我的能动性，才能建立一个规则，不存在只有一个标准的规则，需要宽容和容忍，但绝不容忍邪恶的规则，比如希特勒的规则，那不叫规则，叫恐怖主义。
柯勇：如果“李承鹏”是一份报纸，你希望这是怎样的一份报纸？
李承鹏：我不是一份报纸，我只是代表一个人的声音，而一份报纸是各种声音的集合，我从来不会转发我不喜欢的观点（这和宽不宽容无关，只是个人传播标准），无数个“李承鹏”“贺卫方”“崔卫平”“孔庆东”“司马南”“作业本”“我要说冷笑话”加起来才能成为一份报纸，或者说是一个互联网声音平台。
一个人也无需为了假装公平而转发或支持自己不同意的标准，那样就太虚伪了，社会的公平在于平台本身容纳不同的声音，而不是一个人要去接受不同的声音，这个人一定是疯子，或者是别有用心者。我只能支持我支持的东西，我所包容的是一些基本的原则，比如同类之间要爱。
柯勇：今天看来，你的受众远远大于许多媒体，对于受众，你是一个怎样的心态呢？是否也会做一些建设性的事情？
李承鹏：我每次听到别人说“建设性”就特别的反胃，因为批评是最好的建设，当每个阶层都没有安全感，每个阶层的人都不满，你还在大谈“建设性”。
当所有人都不满意的时候，当社会矛盾日渐激化的时候，首先要批评制度的不合理性，然后才能去建设新的城邦，比如我们批评毒牛奶，难倒我们还要告诉人们健康牛奶的配方是什么吗？
特别弱智的人才会要求我来“建设性”，你吃了有毒的食品，难倒不去批评它吗？难倒只有知道了健康食品的化学分子式才去批评它吗？我批评动车追尾，在没有确定伤者人数的情况下就掩埋车头，难倒我必须是个动车的专家吗？
就像看病的医生和手术的医生往往是两个医生，告诉你得了癌症和感冒的医生，你却问他“你给我动手术切除肿瘤吗？”不然你就说他不是医生，是别有用心的医生，这样的逻辑多么的愚蠢。
柯勇：你希望自己是能够感受到肿瘤存在的医生？
李承鹏：不是我希望，而是正常人类都希望，你去看病的时候被检查出肿瘤，你却希望只是感受到肿瘤，这个问题不是问题。
你们要求过王朔拿出治国方案吗？你们要求过韩寒吗？韩寒批判过上海的高速路，你要求过让他自己去建一条高速路吗？你们要求过李敖，弄出台湾的发展大纲吗？萨特提出一个新的哲学理论，也是以解构和批判旧的理论为主，尼采也是这样，必须要建成一个完美的天堂，他才能成为萨特吗？
这个问题，无数记者都要问我，报纸每天批评那么多的社会现实，读者怎么不要求你们完成一个完美的建设方案？很多记者说他们代表的是读者，你确定是读者吗？
Iphone5都出来了，我们还在问一个286的问题，媒体还在假装把五毛当做群众。
柯勇：文学在这个时代的功能是否还没完全发挥出来？
李承鹏：那是因为你们对文学有误解，你们中毒太深，你们认为文学就是纯文学，谁告诉你们纯文学是什么样？托尔斯泰是不是现实主义？海明威是不是现实主义？王朔是不是？王朔写改革开放之初人的情感，就是记录那个时代，踏踏实实的，比起他来，我还稍微魔幻了一些，《动物凶猛》、《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过把瘾就死》，你仔细想想，全部都是，后来不准你谈现实，才出现了安妮宝贝，郭敬明是文学吗？
中国伟大的作家鲁迅笔下的祥林嫂、阿Q，钱钟书的《围城》写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小圈子，他无需写战争，他写战争背景下的人，《安娜卡列宁娜》也是现实主义。
纯文学已经被批驳的无以复加、千疮百孔，《诗经》是纯文学，《风》是真正的文学，它写的是现实主义，中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是《风》，写男女之情，是文学，还有雅，《颂》就不用说了，你把当年朝廷的奏折拿出来就是《颂》。
我们被“纯文学”“纯电影”这些伪概念害了很多年。什么是纯电影？《泰囧》就是一部纯电影，它就是写了一个屌丝，只不过他妈妈喜欢范冰冰，虽然技术上有瑕疵，但你不要听那些电影评论家说的不如什么什么，照你他们的标准这么看，卓别林很多的电影都不是纯电影，中国的文学、艺术、电影、油画犬儒之风盛行。
为什么会产生文学？人从猴子变成人中间会经过类人猿，类人猿抬木头、砸石头累了，会长叹一声，慢慢出现了节奏，后又出现了音韵，这叫音乐，“锄禾日当午”讲的是太阳太大了，流汗流得都快虚脱了，才会出现“汗滴禾下土”，这就是现实主义，李白是不是现实主义？当然是，“云想衣裳花想容”，你以为他在写美女吗？他在写当朝，都是现实主义。
我们如今把文学妖孽化了，错的东西反而成为了主流，但是我很开心的一点是，老百姓的脚自动选择了好的文学，其实按学院派的标准，很多获矛盾文学奖的人都是不合格的。按卡夫卡、卡尔维诺的学院派标准，中国的所谓纯文学都是狗屎，它侮辱了学院派。
加西亚·马尔克斯写的《百年孤独》多么经典，写的是现实主义，描述一个家族的沧桑史，把那个时代魔幻的、荒诞的、分裂的，但又恰如其分的人的灵魂触动和命运变化，家族关系的撕裂，谱写成一部文字的交响曲，这叫纯文学，不存在一个作品里没有人，没有时代，没有这个时代人的伤痛，不安，被凌辱，被欺压，不公平，不描述这些，不存在纯文学，《诗经》里写道“硕鼠硕鼠勿食我黍”，它就是纯文学。
哪怕是南唐后主李煜，也大量描写了一个没落帝王面对国破家亡的感受，“独上西楼，月如钩”，之前是前呼后拥，现在独自一人，立马映照出一个时代的变迁，“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是现实主义，这句子现在的作家谁敢写？中国文学已死，在文学的巨殿面前应该跪下。
柯勇：你现在的写作其实有传统可循？
李承鹏：我只是想描写当下每一个普通人的爱与哀愁，也不要“知音体”，它要回归到文学本身，描写时代前提下灵魂的东西。
在《李可乐抗拆记》里，他为什么会爱上一个90后，他为什么说菜刀妹浑身像镀满了白银一样，熠熠生辉，为什么将近两米的巨汉最后会惨死，都是有隐喻的，为什么会被关进精神病院，为什么他挖地道，后来又挖错了，为什么他会瞎掉一只眼睛，这是文学的象征。
柯勇：当你描写弱者的时候，你会以怎样的视角关照他们？
李承鹏：我写的不是弱者，这是大家的一个误解，我不会矫情的只为屌丝写作，我要为社会的每一个阶级写作，包括大资产阶级，《李可乐抗拆记》里的大商人，我要写他内心的纠结扭曲和苦痛，我在写情感，写人类的不得已，文学有道德审判的功能，但它本身不是道德审判，文学就是描写不得已，你知道吗？
不得已，没有为之，有时候你做不了任何事情，这是文学的使命；得已，“百万雄师过大江”，那是毛泽东写的电报，那不是文学；我们为什么需要文学，而不只要有美食、音乐、体育、杂技、电影就够了，还要专门开辟一块文学，而且从世界上来看，文学永远不死，就是写人类的不得已，在巨大的苍穹下，蝼蚁一样的生存，他坚韧，都不是弱者，也不是强者，他是不得已者。
柯勇：当你看到一个北京的打工者正在看你的书，你会体会到他的感受吗？
李承鹏：一万个读者就有一万本书，不论这本书写的好还是糟糕；我不负责终端的感受，写出来出版之后，它也与我无关，打工者可能从《全世界人民都知道》这本书里看到了我在为他们呼吁公平，通过《李可乐抗拆记》里的菜刀妹，一个屌丝可以看到他的爱情，宣传部门可能看到我的敏感，真正的爱国者可以看到我对这个民族的热爱，自由主义者可能看到我对民粹主义的蔑视，这些跟我都无关，我只写我的内心世界，高山流水，和音者得之，你懂，自然得到，不懂，也无所谓。
柯勇：你曾今说过，你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实很简单，可否谈一谈？
李承鹏：爱，恨，宽容，妥协，我们已然出生，我们注定会死去，短短的七八十年，你怎样在这个时空中留下个人的刻度，这个刻度在生命、宇宙层面是微不足道的，往往我们都要为微不足道而奋斗。
你需要爱，你也需要恨，你需要妥协，你需要宽容，世界对我来讲只是一段路程，我生，开始走第一步，我死，看完最后一个风景，我迟早要回家的，但是在回家之前，我尽量留住自己的身影和脚步。
就是这么简单，我们总是把生和死看成从母亲子宫里分娩出来到进了焚尸炉，每一天，你每一次旅游都会经历生和死，每写一部文学作品都是生和死，开始和结束嘛，中间是你必须去面对的，你也可以选择什么都不去面对，那你就没有出生过。
像我这样的俗人，大俗人，尽量在生和死的中间路程中把动作做漂亮，虽然毫无意义。
柯勇：妥协也是一种智慧，你的这些人生智慧来自哪里？
李承鹏：其实我很不同意你说的智慧，像我这样的大俗人，无智慧可言，只有生存的本能，当别人不准你这样说的时候，你必须要绕道，用另外一种方程式来解答这个题目，如果一定要说智慧，他可能是一种生存的哲学，当然很多人说我很犀利，我个人觉得我一点也不犀利，我只是能够坚持，一直在坚持同样一种话语方式。
真正有智慧的人，六祖慧能，达摩祖师，圣雄甘地，我距离他们有一万光年，我真的达不到智慧，我们楼下有一个炸油条的，从来不用地沟油，因为我特别爱吃油条，我曾经问过他，你为什么不用，哪怕一三五用地沟油，二四六不用也好，他说，“我只会炸油条，而炸油条肯定成不了李嘉诚，这是给我规定的路，我只能在这条规定的路上做得更好，而且当我们的名声被传扬出去之后，我的生意比过去还好，比卖地沟油的人还好”。
我觉得自己的智慧还不如他，他知道自己成不了李嘉诚，他就要成为自己。
柯勇：许多写作的人，都会遇到想放弃的时刻。
李承鹏：随时想放弃，上天对于写作者、行吟诗人，都是有特别要求的，可能我足够渺小，它忘了我，每次当我想放弃的时候，幸福就来临了，幸福来敲门了，像这次出版杂文集《全世界人民都知道》，确实都想放弃了，但最后幸福来敲门了，虽然敲门的时候也出现了一把黑刀，老天给我什么我都接着，无论是幸福还是不幸福。
柯勇：对于公众眼里的“李承鹏”，你自己会产生某种幻觉吗？
李承鹏：我一直在挣扎，我想告诉大家，我不是媒体上写的那个李承鹏，就像今天一起吃饭，我不同意的时候，我会强烈反对，我不想以身饲虎，我不是圣人，我无数次告诉记者，你们不要给我贴标签，不要绑架我，我有自己自私的地方，对于媒体上的幻象，我也无能为力，我只有时时提醒自己，我只是写字，把字写得有趣，回忆我当年的青春期，我的理想，我对不公的一种情绪，如此而已。
我没有《建国大业》的梦想，我觉得一点儿也不适合我，文本这个东西很奇妙，它会很直接的打动人的情绪，大家一定要给我贴上标签，他们说我是“中国的良心”、“鲁迅”，我听了特别反感，极其反感，我更喜欢的是张恨水、沈从文、李杰文，而不是鲁迅，甚至也不是胡适。
柯勇：你对余秋雨怎么看呢？
李承鹏：我们换一个话题吧。（笑）
来源：参差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