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56年考入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的，1958年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于1960年毕业，被分配到贵州安顺的卫生学校任语文教员。这样，我和本书的作者“北大老五届”的同学，就有了一种特殊的关系：据本书的《跋》介绍，老五届包括“理科1960–1965级，文科1961–1965级”的同学，那么，他（她）们都是在我毕业以后入学的，是我的师弟与师妹；他（她）们又在1968或1970年被发配到了基层，其中就有到贵州的，而我已经在那里生活、工作了近十年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似乎又是他（她）们的先行者。因此，我读这本《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就感到特别亲切，不仅引发了许多记忆，还有更多的感慨与感想。这些年我一直在研究北大校史：不仅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北大，更注意在北大校史里被有意无意遗忘的历史，先后对1957年北大“五。一九民主运动”和1980年北大“校园民主选举运动”作了专门的研究。在研究文革史时，对北大文革前的历史也有所涉及。但直到这次读到北大老五届同学的回忆，我才发现了一个重大的遗漏：文革后期北大老五届作为“九千多人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集体下放，他们也书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而且如书中一位作者所说，他们在北大1949年以后的校史里，是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的（卢达甫：《老五届大学生》）。就我的研究范围而言，他们上承1957年的校园民主运动：不仅文革前期和中期的北大造反运动与“五。一九运动”有着复杂的关系（这还有待于研究），而且当年的北大右派同学早就以“反革命”的罪名发配劳改，现在老五届也以一种“原罪”发配农场和基层改造，尽管彼此处境并不完全相同，某些精神的历程却是相通的。而正是因为有了底层的经验与反思，文革结束后回到北大，才会有1980年校园竞选运动对中国改革问题的大讨论。本书编者说，老五届的“独特行迹，是北大百年历史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奚学瑶、张从：《韶华如水忆逝年》），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卢达甫同学还谈到：“我们的历史学家与文学家、艺术家，似乎都遗忘了老五届大学生。中国的知青文学铺天盖地，老五届文学几乎是空白”。这确实是历史研究、文学书写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这是一段“不可遗忘的历史”。现在，北大老五届的同学回忆当年亲身经历，用“自己描写自己”的方式，开拓了一个新的历史研究领域，这本身就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我们这些历史研究者，应该是一个启示与挑战。我写本文，也算是一个回应吧。
所谓“不可遗忘的历史”，在我的理解里，应该有三个层面的意思。
一，不可遗忘的苦难记忆。
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在当下中国思想界、学术界，有一种刻意美化文革历史的倾向，有人就宣称，文革是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最辉煌的一页”，那些苦难都是知识分子虚构与夸大的，即使有苦难，也是推动历史进步必须付出的“代价”。在有关的知青生活的回忆和文学作品里，也有人竭力用玫瑰色来描述那段历史，过分地强调所谓“青春无悔”。这样的对历史血腥气的着意遮蔽与抹杀，对在“强迫遗忘”的文化、教育环境里长大的中国年轻一代的欺骗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后果也是十分严重的。因此，今天，当事人的苦难记忆，说出历史真相，是具有“拒绝遗忘，抗拒谎言”的现实意义的。
因此，我读本书，最感惊心动魄的，是那些泣血的回忆：470名部队官兵、83名大学生，“十八至二十三岁刚踏进社会的稚嫩青年，在狂热高压的政治氛围里，为了政治口号而赴汤蹈火”，牺牲了宝贵的生命（白嘉荟：《殇痛牛田洋》）；1963年技术物理系的高材生聂永泰，因为被社会所不容，只能只身到高山雪原进行科学考察并寻求心灵的慰藉，竟然被狼活活吃掉（陈焕仁：《一朵溜溜的云》；景仁玲《雪山泪》）；同样是技术物理系的高材生李建宇，被下罚到山西汾西矿务局煤矿当“煤黑子”，而且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被视为“从里到外都是黑的”狗崽子，“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心灵折磨比身体伤害更难忍受”（《李建宇：《我的“煤黑子”生活》》。这都是不容掩饰的血淋淋的事实。
问题是，这样的从肉体到精神上摧残人的生命，是当时的一个既定方针、政策。老五届毕业前，有过一场关于分配方针的争论。有同学提出“分配应该考虑专业对口”的要求，却被执掌权力的工宣队斥为“修正主义分配路线”，公开批判说：“什么专业对口？就是要枪口对炮口，一切专业只对阶级斗争这个口！”（陈焕仁：《一朵溜溜的云》）。那么，什么是当时“阶级斗争这个口”的需要呢？其一，文革初期为了打击官僚体系，放出了青年学生这些‘小鬼’，让他们大闹中华。到了1968年，需要重建秩序，就需要收回‘小鬼’。开始让他们回到学校，此即所谓‘复课闹革命’。无奈‘小鬼’们野性已成，还留在社会继续闹，只得干脆把他们全部赶到农村去，让这些‘小鬼’分散在如汪洋大海的农村，再无联合造反的可能。其二这是实现民粹主义理想的需要：不仅将农民、农村理想化，更把知识分子视为打击，甚至消灭的对象，因此，他们不仅号召中学生“上山下乡”，把大学生发配农村、工矿，而且也把教师、老知识分子都打发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这是一个全面地、有目的、有组织地改造与消灭知识分子的大战略、大计划。当时，姚文元发表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便是这这个思想路线的典型文本。本书编者把老五届和他们的老师都称为具有“原罪”的“末代臭老九”（奚学瑶、张从：《韶华如水忆逝年》），是点出了要害的。他们的意图就是要一举而最后消灭中国的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完全自觉的反知识分子、反知识、反文化的运动。这样，本书的“苦难记忆”，大学生发配到底层，遭遇到从精神到肉体的无情摧残，就绝非偶然，也不是具体执行者的道德、水平问题，而是一个根本性的指导思想和体制的问题。
这里，我还想就个人的经验，作一个补充。前面说过，我比老五届的同学要早十年到基层接受改造。而我感受到的“改造”，其可怕之处，不仅在肉体的伤害和精神的折磨，更在心灵的控制，把专制的逻辑渗透到你的灵魂深处，在“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成为“万劫不复的奴才”（鲁迅语），久而久之，“知识分子必须改造与消灭”，就成了知识分子自身的自觉要求。这样的主动的，心甘情愿的受迫害、被奴役，才是真正残酷的。因此，我说过：“在我的苦难记忆里，最不堪回首的一页页，全是关于在外在压力下，内心的动摇、屈服，以至叛变，自我人性的扭曲、丑恶，以至变态——这样一些惨不忍睹的记录，我无法抹去这一切，它梦魇一般压在我的心上，无时无刻咬嚼着我的灵魂”(钱理群：《苦难怎样才能转化为精神资源》)。
这一切，怎么能够随意、轻率地遗忘！我们年轻时候流行一句话：“忘记，就是背叛”；如果遗忘了这一切，不仅背叛了当年的牺牲者，更背叛了我们自己的青春年华。李建宇同学说得好：我们必须追问“谁之罪”，“希望这种噩梦不要重演”（《我的“煤黑子”的生活》）。这就必须从观念到体制上进行深刻的反思，也要反省国民性的弱点，以及我们自己的责任。导致悲剧的观念、制度不变，悲剧就会重演。要知道：当我们遗忘了“狼活活吃掉大学生的时代”，以至今天的年轻人已经不相信曾经有过这样的年代，这就意味着那个时代正在回归：今天，各种形态的“狼吃人”的悲剧，难道还少吗？
二，不可遗忘的精神坚守。
历史总是两面的：有压迫，就有反抗；有消灭“臭老九”的险恶用心，“臭老九”也必要坚守自己的知识分子传统。对于从来就怀有“天生我才必有用”的使命感的“北大人”，就更是自觉。记得我自己在贵州改造十八年，即使是在大饥荒与文化革命的大混乱的年代，就从来没有动摇过对知识的追求和“知识就是力量”的信念和信心。我读本书，最感欣慰，也最为感佩的，也是老五届同学和我一样的坚定信念和坚守。聂永泰同学之所以让我们永远怀念，不仅是因为他那“葬身狼腹”的悲剧凝结着历史的血的教训，更因为他身上那股永远不改、永不放弃的知识分子的“臭气”和“傻气”：“从不关注世俗的人情世故，不关注个人的生存条件”，只是“执着、亡命地不断追求”知识，“除了追求学问，他从不妨碍别人，虽然面对艰苦的环境，仍然毫不消极”，可以说，他是因为这样的坚守，才被狼，也被社会吞噬的。陈焕仁同学说“他的英魂变成了跑马山上那朵溜溜的云，端端溜溜地照着康定溜溜的城，永远地留在了康藏草原”（《一朵溜溜的云》）；他更永远留在我们每一个北大人的心里。
而且这样的坚守，不是聂永泰一个人，而是老五届一代人。像马云龙同学，一辈子都坚持“脑袋里乱想，嘴上乱说”的北大人的“坏德行”，在文革中因此被关押了六年；改革开放以后从事新闻工作，又因为坚持说真话，而“两次被辞职，一次自动辞职”，始终“不合时宜，不合领导胃口”，却从不知悔（《票友人生》）。像俞肇智同学，被下放到江西一所县中学，仍不改天不怕、地不怕的老脾气，受到学校“土皇帝”的诬陷，就拍案而起：“陈伯达都敢反了，你这个小小的刘某某算何东西！”不料想，从此与刘某和整个地方独立王国结仇，在文革中被批斗许多场不说，文革结束后，他要报考研究生，也遭到百般阻挠。他不屈不饶抗争到底，终于大难不死，逃出虎穴，还是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突破重围》）。大多数同学即使没有什么“出格”的行为，但如奚学瑶同学所说，虽然历经磨难，也没有被社会“完全鞣熟”，依然“保持学生时代的正义感、朝气和锐气”，到了晚年，“无官薄禄”一身轻，“当年豪气换来两袖清风，一丝慰藉”（《旅痕》）。而有些北大“奇人”，更以其多才多艺，不竭的创造力，在晚年习武练舞，演奏琵琶，骑车游遍全国，创造了“辉煌的黄昏”（马以钊：《琵琶弦上说相思》，孔繁钟鑫：《十年磨一剑》，以及曾军、蔡华江的壮举）。记得我们前后几代人，都熟知前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那段关于“如何度过人的一生”的名言；现在，到了走向人生最后一程的时候，我们这些老北大人，也可以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在逆境中抗争，在顺境中奋发”，我们也做到了“无悔一生”（奚学瑶、张从：《韶华如水忆逝年》）。
我还想谈谈老五届北大人的这种坚守，在北大校史上的意义。我发现，以往的校史研究，包括我自己的研究，都限于北大师生在校期间对北大传统的继承与创造，而较少关注“出校以后”对北大传统的坚守与发展。其中一个具体原因，就是学生毕业以后，就处于分散的个体状态，难以有整体的关注与描述。在这个意义上，就显示出北大老五届的特殊性：他们是北大历史上唯一在离开北大以后，依然保持了某种“群体性”特征的，如前文所引述，本书的编者是将老五届命名为一个“九千多人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的。在“特殊的时代”里，他们遭遇的“群体性磨难”和群体性坚守，就构成了北京大学历史上坚苦卓绝的一页（奚学瑶、张从：《韶华如水忆逝年》）。在我看来，像聂永泰同学以及其他一些同学的命运与精神，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北大老五届”对北大传统的坚守和发展，是应该进入北大校史的历史叙述的。
三，不可遗忘的底层体验。
我在阅读本书时，特别注意到一个细节：李建宇同学回忆说，他被发配为“煤黑子”，尽管是“阎王”（各级领导）和“小鬼”（积极分子）的“肉中刺”，却得到了队里工人的善待，他们“不大关心政治，不具备有文化的人那么高的政治觉悟，对伟大领袖没有表现出那么多的热爱，对阶级敌人也没有那么多的痛恨”，“他们不会落井下石”，“你干活遇到困难，他们会不声不响地过来帮你；你身处险境，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抢救你”。正是这些“真诚、善良”的底层民众帮助他们称为的“北京家”度过了人生险境（《我的“煤黑子”生活》）。这就是我在研究右派的遭遇时所发现的：“无论政治的统治力量多么强大，在底层的父老乡亲那里，还是自有衡人看事的标准，即人们通常所说‘老百姓心中都有一杆秤’”。尽管各级领导都把知识分子视为“臭老九”，普通矿工还是把李建宇这样的大学生，看作是“北京家”，是“落难”而下放到他们这里的，因此也就按照“善待落难人”的民间伦理，用最大的善意对待他。这就意味着，即使是把阶级斗争发展到极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善待人”的民间伦理，仍在底层社会发挥作用，并神奇地保护了体制的“敌人”，虽然有人执意要消灭的“臭老九”。在这个意义上，底层社会的民间伦理，就构成了“体制的控制的反力，对体制统治的有效性形成无形的破坏和削减”（钱理群：《“活下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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