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杨祖陶：酷热的记忆

　　一

　　2013年7、8月份，全国许多省份遭遇空前的高温肆虐，以至使著名的火炉城市武汉相形见绌。上海、重庆、杭州、长沙、南昌、福州等城市高温纷纷超过摄氏40度，且驻足长留，创多个历史新高。每天看到天气预报的副热带高压牢牢控制的大面积的血红色的图标范围，就惴惴不安，但有丝丝慰藉的是，相比之下，今年武汉毕竟不是高温最酷的城市。气象专家已经提出要把极端酷热的天气列为一种自然灾害。这种自然灾害与人为的、过度的对环境与生态的破坏是不是相关联呢，这无疑是关系到人类自身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刻不容缓的问题。

　　武汉虽然还没有达到40度的极端天气，但热的持续时间特别长，不给人以喘息之机。而且据有关资料，武汉市的最低温度仍然是全国第一，那就是夜间温度总介于28-30度之间，如果预报最低值为27度，你会顿时感觉好一点；又，武汉市8月中旬的高温天气也创下百年来的最高记录。昨日（08-18）傍晚在我正在写作时，一股未曾预报的强对流天气突然降临武汉，威力凶猛，顿时天黑地暗，电闪雷鸣，风雨交加（据说还下了冰雹），人们既兴奋又有些恐惧，电视、电脑都不敢开了。这个历时一个小时的不速之客，给酷热紧逼中的武汉市民松了松绑，今日武汉总算有了少见的27-36度的“好天气”了。

　　我家用空调是1997年搬到现住处才开始的。在我们还没有这种奢望时，经子女的再三鼓励与出资出力才安装的。今年我家用空调的时间，恐怕是历年来的总和。现在好像已经完全离不开空调了，好在我家有一个挂式的格力大空调，很实用，高挂在内厅的墙壁上，不占地方，而冷气又可扩散到大厅和我的书房以及电脑房，颇有“中央空调”之势。我家用空调实际上是“空调加电扇”，温度设置为28度已很足够。这样，我还可以自如地每天进行有限的书案上的活动，如为邓安庆博士的新著《启蒙伦理与现代社会的公序良俗——德国古典哲学的“道德事业”之重审》作了序；地审视了何卫平博士新写的16000字的学术论文《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与康德的反思判断力》文稿，在充分肯定与赞赏之外，还认真、仔细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供他参考。如若没有空调这些活动是不可想象的，整个热季至今没有停过电也是很顺人意的。

　　白天骄阳似火，不敢出门，腿勤的肖静宁也只能一大早外出买来早点、水果菜蔬，她给朋友写信说家里夏日的伙食办的好，有一种“清淡美”，我真的好有福。在“中央空调”的大厅内，肖静宁每天打4套太极拳，还以不灵活的指法，利用外孙女出国留下的钢琴，坚持弹奏极其简易的乐曲，自得其乐，并自称太极与钢琴是她的两个“护身符宝。

　　由于我住在4楼，腰疾致行动不便，总是要借助于助行车。早上本该外出一下的，但要推出放在地下室的助行车，很是麻烦。肖静宁觉得我老在空调房呆着不好，就任命我为“护绿使者”，把为阳台（还有大厅外）花架盆栽植物浇水作为一项任务交给了我。我对这项任务估计不足，开始还可以一天浇一次水，后来每天都要浇两次水了，面对三十余盆植物要水喝，我只有歪着身子提好几小桶水才够。有意思的是，肖静宁种了十株薄皮的芜湖辣椒，起初是完全不辣的，在与烈日的抗争中，辣椒积蓄了火热的能量，有一次炒菜只放上3个，就辣的眼泪也出来了。

　　我这个护绿使者是很卖力的，早上起来浇水是我与大自然对话的一个必要的窗口，我充分利用这个窗口，享受一点自然气息，那些舒展、美丽的植物带给我愉悦，如若有一点微风，那感觉特别好。下午太阳快西下了，这些顽强的生命又熬过了一天，看着它们那可怜的奄奄一息的样子，我就情不自禁地要奋起保护它们，我浇水是在护绿啊，我真切地感到了一种使命感。我是一个很少有自我欣赏感的人，当我看到阳台垂吊的青绿已有1米多长、半米宽的气势，阔叶的龟背竹、旱芋越热越兴旺，芦荟、石榴、各式仙人掌、仙人球、天竺葵、鸡冠花、三角梅生意盎然，还有看似柔弱的红色、黄色的太阳花充斥在这一片绿色之中，营造了好一派生机的小小绿色世界。我可能是远近最高龄的酷热下的护绿使者了，心中不禁有点沾沾自喜。

　　这个护绿使者当的有点辛苦，特别是下午那一次，从空调房进入阳台，相当燥热，谈不上任何陶冶和享受，每次浇完，汗湿衣衫。听肖静宁说，新近资料表明，排汗不仅可调节体温，还可加速人体内的重金属离子的排出。此劳作还有这般功效，那就更值了，而更重要的是，这也是我健康与体能的一种表现吧。

　　酷暑中，人们只能在晨间和傍晚出来散步，当看到人们驻足仰望我家阳台的独秀时，我觉得这不正是对我的一种赞许吗？

　　二

　　我现在的住房是武汉大学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首次集资（当时一次拿出5万元集资款谈何容易，校方允许分两次交）修建的，人称“博导楼”、“高资楼”，共两栋46套，破天荒的干部不参加，全部分给国务院评定的博士生导师，根据拟定的条件（其中不乏因人而异巧立的“加分”）打分，依得分的高低确定点楼层的顺序。由于入住者年龄都偏老，2、3楼最紧俏，我如愿以偿地点到了我希望的3门4楼，顺利地搬入新居。此坐落在古树参天秀丽的珞珈山脚下的楼房，地理位置十分令人羡慕。每户建筑面积达126平方米，4室两厅、第一次有两个卫生间，这样好的条件，这样宽敞的住房，还不受限制地用上了空调，实在是非常满足了。在福利分房向首次集资分房的转型中，我实在是够幸运的了。想想1968年文革中我要随哲学系一锅端下放到襄阳农村去搞“斗批改”，肖静宁在武汉医学院好不容易弄到一间16平米的房子，她带着两个孩子安顿下来，我回汉探亲也才有了一个落脚之地。

　　我出生和成长在气候温和的四川，大学就读于四季如春的昆明的西南联大和北国之都的北京，毕业后我留在北京大学工作，住在美丽的未名湖畔的备斋的单人宿舍，何等惬意自在。谁料，1959年我以支援之名奉命调到武汉大学，从此，毕生都与奇热的武汉结下了不解之缘，留下许多酷热的记忆。

　　难忘的是，我的两个子女，都是在酷热的8月出生的，婴幼儿时期在武汉都在劫难逃地饱受热毒之害，他（她）们那不堪回首的痛苦至今仍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中，任何时候想起，总是那样的揪心。

　　那时没有电扇，家庭用脚盆装水洗澡，更不知世界上还有空调之物。武汉白天有南风（室内有时达34-36度）尚可对付，要命的是晚上静风，一丝儿风也没有，高温闷热难耐，家家户户只有每天从室内、楼上不厌其烦地搬上床架子，棕绷子，竹杆子，挂上蚊帐，在并不凉爽的户外睡眠，这是当时武汉特有的一道风景线。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

　　改革开放使古老的中国焕发青春，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大改善了，那些酷热的记忆已成为不可思议的往事了。

　　随着国门的打开，我的子女相继以优异的成绩出国留学，开创了自己的美好人生。子女都远在天边，现在最最重要的是注意自己的健康了。好在目前我们还可以，也只好放下空巢家庭的“后顾之忧”，过好自己的每一天吧。

　　三

　　今年我是以休息为主、安度苦夏。去年此时还在为首译《耶拿逻辑》而忙碌不已呢，再往前推，为《回眸》，为首译《精神哲学》，为主导新译《康德三大批判》；都是在政治环境较宽松、现住宅相当优越的条件下完成的，不知道经历了多少个酷暑的三伏天，但能够做自己喜爱的工作、并在高龄不倦地完成和推出新成果，这是何等的幸福啊！

　　再再往前推，自己是如何走过来的一切就难以想象了。1959年，我随北京大学哲学系从下放一年多的难苦农村回校不久，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初到珞珈山。当时面临高压的政治态势，虽因三年困难时期阶级斗争的弦稍为松一点，颁布了“高校60条”，但学术环境还是险恶的。我既要承受政治环境的压力，又要想方设法解决现实生活的问题。那时什么也没有，就那么一点凭粮票的口粮那里够啊？听说汉阳门码头有农民用船运萝卜来卖，没有办法，只好步行数十里到长江边，自己背回来，用萝卜丝裹上些许杂粮粉子炕起来充饥。此外，还要承受酷热的煎熬。在这三重压力下，我忘命地工作，日以继夜写出了40万字的《18世纪初到19世纪四十年代的德国古典哲学》教材（90年代初整理为《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出版），受到当时余志宏等系领导的高度肯定，1963年把从1956年以来首次涨工资的全系只有两个指标中的一个给予了我。

　　那时，好像什么也没有想，就是被“调动”赶着鸭子上架，如过河的卒子没有回头路。我在学者云集的北大可是一堂西方哲学史都有没有上过，我不拼命行吗？当我进入了自选动作的状态，就什么也不顾了。三伏天，为了保护正在书写的稿纸，汗水把用来垫手腕的好几层纸都浸透了……后来自己也想不明白当时为什么没有丝毫怨言，为什么没有丝毫懈怠？困难时期的头一个冬季，副校长何定华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号召大家多晒太阳保健康，说这是延安时期的经验。可是，那怕是三九天里，我能去晒太阳而不埋头工作吗？原本我也完全用不着如此拼命的。但反过来说，如果我不这样，对得起我钟爱的哲学事业、对得起我的老师的期待吗？我能在复杂的环境中生存和立足吗？我这个“笨鸟”能飞到今天吗？

　　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在芜湖召开的、具有拨乱反正意义的、影响深远的《全国西方哲学大会》。我那时50刚出头，刚从农村分校重返珞珈山，很久没有写过文章了，为了赶紧给会议提供学术论文，我经历了刻骨铭心的酷热煎熬，我当时与后来的武汉大学李进才副校长（长期任江汉大学校长）合住在二区18号，他在楼下，我住楼上。楼上房间低矮，室温很高，幸好有一小电扇对着吹，有人形容当时到楼上拿东西都需要勇气，拿了赶快跑，是一点也不假的。李校长对我如此炎热下工作十分钦佩与感动，多次劝我不能这样。我终于在这个室温34度的屋子里写出了我为大会提交并在大会发言的文章——《黑格尔哲学是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吗？》。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关于黑格尔哲学的重要问题，一桩哲学公案，我有根有据地实事求是地作出了自己的回答，受到与会者的高度关注。现在我实在不可想象酷热中我是如何坚持的，也许那时的年龄算是个优势吧。

　　2013-0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