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China周刊 | YANG:如果听,在中环

“在一遍又一边的提醒声里,是既定的权力机制对我们的规训:地铁里一遍遍提醒‘请勿饮食’的广播声;上下手扶电梯时,提醒你‘握好扶手,小心梯级’;在‘请勿超越黄线’的地铁提醒声里,我们变成不会行差踏错的乖乖都市人。杨阳觉得这是‘一种机械化以及去人化的过程’:‘从声音的这一点,我们能看出我们在社会是处于一种被控制的状态’。”

 

“口袋就是那种东西,你放什么进去,它的形状就会随之改变。”本地声音艺术组织“声音掏腰包”(SOUNDPOCKET)创办人杨阳在一次采访中说:“我喜欢那种弹性。”

在全世界高楼大厦最密集的地区之一的中环,根据香港环保署数据显示,约有15%以上人口暴露于70分贝或以上、被定义为“噪音”的声音之中。假如中环的高楼们能像口袋一样,灵活柔软,随每时每刻遭遇的声音而变形:巴士声、红绿灯声、广告中的谆谆善诱、上下班高峰时,一连串高跟鞋、皮鞋竞赛式地踏在阶梯上;星期天,外佣们与朋友欢聚的声音;游行时,愤怒的口号声……

高楼因应声音而舞动,而那片如今被挤压的小得可怜的天空,也将因此被剪裁出不同的形状和宽度。是不是到这种时候,作为视觉动物的我们,才能真切“看到”我们生活的环境中,声音的来源是多么丰富、层次多么细腻?

但石头与钢筋的都市就很难做到像口袋一样柔软。中环的摩天大楼间,声音们冲撞、回荡,再被放大。在杨阳看来,城市于是变成一个巨大的音箱(SOUND-BOX),而居于其中的我们难以分清声音的来源与远近。

在和香港逼仄的居住空间同样扁平的聆听环境里,也不是找不到方法把世界挡在外面。最简单的,塞入两颗耳机,瞬间进入庞大音乐产业提供的经过压缩、可随身携带的自由。或者干脆发挥现代人“闻而不听”的特长,像香港开埠前一年(1840),小说家艾伦坡就写到的那样:(人群中的人)似乎满脑子想的只是,在人群中找出一条道,穿过去。

但回避,或许是在对损害自己的事物的纵容同时,将自己的一部份压扁?“我们是可以选择的。但如果你假设,眼前的就是我们唯一的选择,那你会愈来愈麻木。”

而尝试选择锻炼自己的耳朵,像口袋一样去收纳、倾听周围的世界,也是一种选择之一:“比如红绿灯,你可以纯粹当他是提醒我们过马路的工具,也可以静下来,留心听一听,他的节奏、他与周围其他声音如何迭加,形成另一种东西。”杨阳说:“我们的生活需要工具性的事物,但不能将生活仅仅压扁成工具。听听红绿灯,也许你能发现别的意思,这已经是一种开阔。

声音的阔度

带来的开阔还包括回忆及思考的细腻。作为一个从70年代起,就在中西区一路出生、成长的香港人,谈起中环飞速进行的拆与建,杨阳回忆起2006年底天星码头清拆事件中,消失的钟楼钟声:“天星码头上那个机械钟楼的声音,虽然和教堂的钟声不同,不具备宗教性,但在我看来简直是全香港唯一一个公共的钟声。那时无论你是去大会堂听音乐,还是只是在码头买一罐汽水休息一下,都可以听到。”

她认为这个声音十分重要:“钟声既是这个地方的一部份,也同时在标志着一个位置。比如以前,春天时,海港中弥漫着白雾。渡轮一直往前,眼睛什么都看不到。听着钟声的远近,你却知道自己在哪里。

“所有的遗产都是非物质的”,杨阳引用她喜爱的澳洲学者LAURAJANE SMITH说。旧天星码头拆掉以后,钟楼的声音一并消失。香港政府其后建了个仿古的新天星码头,码头的中央大楼里摆放了一个新的电子仿古钟楼,机械钟声变成仿真的电子声。保育于是沦落为“案件重演”,不如无有。如香港作家小思所写:“香港故事,竟然欠缺真切声音,倒不如无声了。”

而随着中环的发展,不仅大楼们的高度日益攀升,物料的转变也在暗中进行。比如1993年修建的半山电梯,不仅改变了人们上山下坡的速度,也改变了上山下坡的声音:「以前我在中环住的时候,每天上班都要走半山那个长电梯。这时你就能特别感觉到物料的存在。很多很多上班族同一时间穿着皮鞋或高跟鞋,踏在铁或者钢制的电梯上,像锉冰一样,十分吵。有时我受不了这声音,就走旁边的石阶,你会发现会静一点。”

杨阳回忆起一个她在石阶上遇见的一个外籍人士:“他很有趣,我见他时,他穿着拖鞋,正在石阶上几级、几级的跳。发出的声音,让我觉得很有音乐感。他这样子带来的城市的节奏,同你走电梯,产生的质地很不同。

“透过物料,你听到自己与这个世界的接触点。”杨阳相信:“去听可以让你找到、返回自己的位置,这是一种与他人、与外界——小到一条街,一个小区,大到世界和宇宙,建立关系的尝试。”

声音的控制

但为什么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样重要? “如果没有定位,你就迷失方向,而一个没有方向和愿景的社会却常常叫人迷失。”在一遍又一边的提醒声里,是既定的权力机制对我们的规训:地铁里一遍遍提醒“请勿饮食”的广播声;上下手扶电梯时,提醒你“握好扶手,小心梯级”;在“请勿超越黄线”的地铁提醒声里,我们变成不会行差踏错的乖乖都市人:“我觉得这些声音实际上是塞住你的空间,令到你变成机器人。所有的声音都在叫MOVE ON, MOVE ON,让你快点经过这里,快点去到一个地方。”杨阳觉得这是“一种机械化以及去人化的过程”:“从声音的这一点,我们能看出我们在社会是处于一种被控制的状态。”

声音揭露我们在社会中的被动处境,然而我们并不是就因此无所作为。杨阳讲起自己以前住在中环的一个小故事:“当时我住在摩罗庙街的唐楼。有一年新年放烟花,因为我周围都是高楼,无法看见,只能很清楚听见烟花呯呯的声音。这声音虽然不吵,但让我觉得很被动。我又不同意我们拿很多钱去放烟花,为什么还必须听到呢?这件事很霸道啊,那一刻我觉得自己一定要拿回一种主动,就上天台,录了半个钟的烟花声。”

“听是我们有的能力,那我们就要去使用它。简单来讲,就是让你的身体感受世界的振动”,杨阳说。即使这种振动的结果之一,是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录下看不见的烟花的声音,但已经足以启动对声音带来的质疑、愤怒和思考的共鸣。

声音的存在

除了听“见”,声音还可以告诉我们听“在”。据SOUNDPOCKET举办的“听在”声音艺术节的场刊中所写,这个“在”可以是“处于某事某地的聆听”,也可以是“所有聆听经验之可能存在的领域”。作为本地第一个专注于“声音艺术”(SOUND ART)的民间团体,杨阳却从一早就小心翼翼的为自己找一个合适的名词:“我们常避免说自己做的是声音艺术,而更愿意说我们在做与声音有关的艺术(AROUND SOUND ART),那就是SOUND IN ART 或者SOUND AS ART。

分类是一种命名,同时也是一种限制。人的耳朵,不局限于压扁的经验,完全可以像口袋一样,圆鼓鼓地(ROUND)、无止境地吸纳世界的各种声音。

SOUNDPOCKET曾经邀请来港的一位德国艺术家ROLF JULIUS曾搜集不同“版本”的尘埃、碎片,比如花瓶里、杯子里或角落里的灰烬,小碟子上生铁锈的碎片等等,通过装置,放大了他们的声音。意大利策展人CARLO FOSSATI评论称,在这件作品里,JULIUS的凝视总是往下的。而孩子们是这件作品的最好欣赏者,因为他们往往本能的弯下身来,贴近放在地上的尘土。

杨阳在向我介绍这个作品时说,JULIUS的眼睛之所以往下望,是因为他觉得每一点的尘埃,每一点别人不要的碎片,其实都充满着一点人的痕迹。这些东西虽然没生命,但与我们构成一种关系。所以JULIUS向下的凝视就给了我们一种谦卑。 “我时常觉得对比起视觉,一些聆听声音的方式,也带有一种谦虚。假设在中环,你少望一会那些摩天大厦。往下望,听听沟渠里的水声,那么你那一日可能会跟平常有些不同。”

(文章首发于《號外》2013年6月 COVER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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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8月29日 上午 5:15
分类: 网事纷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