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电视上在播放以房养老的新闻时，岳母也在看电视。听到“以房养老”四个字，岳母就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说有了房子，政府每个月会给多发一些钱，然后过世之后这房子就归政府？我赶紧向岳母解释“以房养老”的专业术语，并问她愿不愿意这么做。
作为一个前银行员工，岳母马上就明白了住房反向抵押贷款是怎么回事。但是愿不愿意将住房抵押给银行，岳母还是很犹豫。岳母今年66岁，十多年前从银行退休，每月从社保中心领取2400多元的退休金之外，还能在退休前的工作单位领取1000多元的补贴——当年她所在的单位是一家银行，因此会有这些待遇。
岳母岳父每月的退休金加起来大约在6000元左右，这样的收入当然谈不上丰裕，但是也无需为柴米油盐而发愁。不过对于是否采用“以房养老”问题，他们还是非常犹豫。对他们来说，将那个100平米的房子抵押给银行后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每个月多出来近1万元的收入该怎么花？
每个月能够增加1万元的收入当然是好事，不过这么大的一笔资金对于他们来说倒是有点不习惯。对他们来说，这辈子过惯了节俭日子——买什么东西都是货比三家，很少下馆子，外出旅游也是挑便宜的酒店。如果真的每个月给他们多出这么多钱，他们还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花。思考再三，岳母说，我们才不会“以房养老”把房子抵押给银行，我们这辈子总得给你们留下点什么。除非，除非你们现在想买个大房子，每月差1万的按揭款。
听到岳母说出这样的理由，感动之余，我更有些感慨。我们家的工资收入在这个城市也不算低，一年能过50万。这个数目听起来不算少，但是由于在上海生活成本较高，而且我们还在筹划买一个更大的房子，因此剩余的资金也不是很多。岳母经常来上海照顾我们，对我们想买房子的想法早已经了然于胸，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决定。
不过，我们能够接受他们的这个心意吗？当然不会。因为每月增加1万的收入对我们目前的生活并没有明显的改善，但如果把这钱花在他们身上，就会有明显的变化——至少从目前来看，1万元就可以增加一个国内旅行目的地，而且可以保证这个旅行的品质不会太低。
为什么他们不愿意接受以房养老的这种方式？从媒体的报道来看，绝大多数人都把这方面的原因归结到法律方面——70年的所有权限制，还有银行的信用体制等方面。不过从我岳母的反应来看，我觉得以上这些问题都不是主要，更大的障碍在于以房养老和他们的习惯不一致。
正如我前面所说，对于目前的退休人群而言，绝大多数的人都是从贫困中过来，他们过往的生活习惯决定了在退休后也会保持与往常一样的习惯。以房养老意味着他们每个月会增加一笔巨款，在以往，他们积累下的财富都是给子女们准备，比如说给子女买房——据报道绝大多数子女买房时都是需要父母支付一大部分首付。如果真的实施了反向住房按揭，估计绝大多数的父母也会把这笔钱给子女，就像我岳母对我说的“除非你要买一个更大的房子，每月差1万的按揭款”。既然都是要给子女，为什么不给一套房子呢？
岳母的这个想法让我有机重新审视“以房养老”这个概念。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家庭而言，房子并不是用来养老，而是作为一项可以传给子女的重大资产。当然，父母的资产传给子女也无可厚非，这在全世界各地都是如此。以房养老的出现，意味着传统在此中断：一方面，对于对绝大多数的父母而言，自己的日常生活并不需要这么一笔额外的资金；另一方面，这会让房子完全成为自己的资产，而和自己的子女无关。
但在现实生活中，子女从来不会在房产等问题上缺席。估计绝大多数的子女无法忍受父母将房产向银行反向抵押，为什么其他人可以从父母手中继承一套房子，而我家的父母却将其抵押给银行，而自己却在外面风流快活？尽管中国有“养儿防老”的传统，但是从现实来看，儿子的养老功能已经逐渐被社会化的养老体系所取代，子女不再是“防老”的工具，相反，父母才是子女的靠山，是子女最可靠的衣食来源，媒体上我们经常见到有各种对“啃老族”批评，但事实上我们或多或少都是一定程度的“啃老一族”：把小孩交给父母照看——不给父母支付薪资，同时还要父母名下的所有资产都归由子女。
这种现象并不是少数。从这个视角来看，以房养老所遭遇的最大挑战并不是法律和政策方面的风险，而是来自于子女的挑战，如果子女买房的首付款是需要从父母手中获得时，你还能指望子女同意父母以房养老？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房养子”才是当下中国绝大多数父子关系的真实写照，正是它阻碍了“以房养老”这个金融产品在中国的实施，让父母的退休生活千篇一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