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后期，毛泽东曾对当时的“敌情”有一个新的判断：“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记得为此自己曾着实高兴了好几天，因为我家庭成分“地主”，社会关系复杂。为此14岁读高中时就因没饭吃、缺课多，被学校确定为有“反动思想”，全校开展批判，团内留团察看处分。读大学时的“肃反”运动中，又因为对一同班同学的大字报，说过“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的话，再次受团内严重警告处分。到后来，“反右”运动检查三次才过关，并下放20年。
“文革”时期，我是所在单位被揪斗的第一人。这个政治身份格局，使我在绵延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几乎阵阵落不下。毛泽东曾指责周恩来距右派只有50米，其实冤枉。但对我而言，那时，谁一说“反动”、“反革命”，我就会心惊胆战地感觉和自己近在咫尺。现在上峰终于说出反革命“不多了”的话，也许今后我的日子就会相对地好过一些，所以高兴。
“文革”清理阶级队伍期间，和我同住一室的老王，因为当过几天国民党兵，思想负担很重，整宿睡不着。由于过度紧张，在清晨起床后的“早请示”中，就把“最高指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读成了“千万不要阶级斗争”，把那在当时谁也不敢忘记的“忘记”忘记了。声音很高，别人都听到了，他本人却浑然不觉。好在同室的人没有“运动乐”，大家谁也不提此事，他才幸免于难。但他错读的这句话，倒确确实实说出了我多年来内心深处的期冀。
上述我的自然情况，还使得我有个“偏得”，即平日只要有了“反标”（反动标语的简称）案，就自然首先被列为重点怀疑对象。有时得惊动你，找去问问话，了解情况：一次，一个公安局的人到学校来找我，说要问我几个问题。“你前不久借阅过《新港》杂志？”“是。”“杂志在你手里共有多少天？”“一周左右。因为没有什么好文章，翻了翻就还了。借还具体日期可查借阅登记”。“在此期间有没有人从你处转借？”“没有。”“就是说杂志一直就在你家。”“是的。”问完就走了。因为不能打听，究竟怎么回事，至今不得而知，但这起“反标”案肯定与该期《新港》有关，凑巧的是正好这时我借了我们学校的这杂志。更多的时候是用比较隐晦的方法，比如为搜集我更多的笔迹，就以上级要检查作文批改情况为由，抱去我教的班级学生的作文本。
也是由于上述“政治格局”，我待过的单位的领导，不乏一有机会就想甩掉我这个“政治包袱”的，所以我的工作调动，也就较为频繁。世间也真有祸福相倚的情况，我还真喜获过被“甩掉”的幸运。
那年，我刚从范镇中学调出不久，该校就发生了一起“反标”案。当局采取公安机关和群众破案相结合的方法。而群众破案的具体操作，是大会提名、票选“嫌疑人”。会上的提名、票选，当然事先都是经领导渗透了意图的。有人提名，无人反对，即确定“当选”。据说当时选出了五个人，都是家庭成分地富、有历史问题、亲属有被杀关管或过去运动中挨过批斗的。选出后，革命群众也分成五个小组，每组包围着一名当选者，拿来墨汁、废报纸，在群众监督下，命令当选者当场“挥毫”，且必须迅速、自然地书写出领导口中念出的字句。然后全部交付领导，通过查对笔迹，据以找出“反标”书写者。
命令书写的内容，当然不会按“反标”原有的词序，但从让“嫌疑人”书写的文字，大体可以猜出“反标”的原文。那次让写的内容据说是：“打倒国民党、毛泽东思想万岁”，那“反标”很有可能就是“国民党万岁”之类。
范镇中学的“反标”案，最后是由公安机关侦破的，案犯并非票选出来的五个人中的任何人。几年后我有事去该校所在地，当选者之一的李君向我详细介绍了那次群众破案的经过。他指着路边建筑工地上一个正在和水泥的人说：“就是那小子。特能装相，他就在我那组，一边还吆喝催我‘快写’呢！因为他家贫农成分，坦白交代得好，除了按规矩被开除团籍、开除公职外。政府只判了他两年。不久前才从劳改农场出来，现在建筑工地当临时工。”又说：“你小子走运，腿脚快，要是不调出，头一个被提名当选的就得是你。”
但这种“幸运”不可能总有，“文革”期间的一桩“反标”案，我就深陷其中，久久未得摆脱。
“清理阶级队伍”尚未完全结束，这时发生了一起“反标”案。因为破案都由“专政小组”操作，是绝对保密的，内容当然不知其详，但从追查中得知，案件涉及当时很常用的一种稿纸－－“稿纸副页”。其特点是，额头隶体“稿纸副页”四个字，下面是若干横隔浪线，字和横隔浪线都是红色，左侧空白，右侧则连续竖排五六十个小红点。后来听人说才知道，这些“小红点”中隐藏着“大学问”。原来，各地印刷厂每次印制这“稿纸副页”时，那小红点的数目和排列都有所不同，公安部门可以此掌握该稿纸为何时、何地印制，为破案提供方便。果然，这次就派上了用场。
那是一次单位召开传达上级精神的会议，王兽医（当时我所在的耕读大学办有“兽医班”）挨近我坐，他看大家都在笔记会议内容，自己空坐着，觉得不太好，就拿出钢笔，向我要张纸做笔记，我就随手从正做笔记的“稿纸副页”的后面扯了两张给他。几天后清查“反标”案，在向群众介绍案情、广泛搜集破案线索时，偏偏就涉及“稿纸副页”，我作为“文革”中单位第一个被揪斗的人，王兽医就及时向专政小组检举了我。
专政小组几个人把我找去，单刀直入：“你使用过稿纸副页？”答：“是。”
“可不可以把那稿纸副页给我们一页？”答：“可以。”头头示意一名成员“陪同”我到宿舍取回一页稿纸副页。组长仔细查看了一番后，又与他文件夹里的一张核对，那页纸上有歪歪扭扭的两行字，那应该就是我撕给王兽医的那张。问话继续。“你这稿纸是哪来的？”答：“在学校教务处领的。”“不可能。学校从来没有卖过这样的。”答：“我一辈子当教员，写字的纸是从来不用买的。”“除了这样的以外，还有没有别样的？包括你家里的。”“我爱人在二中，也可能是她从二中拿回来的。”“二中我们查过了，没有你这一种。”我无言以对。“你回去认真回忆一下，有结果告诉我们。”我只好答应尽量照办。
一连好多天，怎么也想不出这稿纸的来源，专政小组问过几次了，由于毫无进展，他们有些不耐烦。我找到组长，说我是真无法提供这稿纸的来源了，案件的构成条件很多，办案不是得讲究“四脚落地”嘛，即方方面面都得对上号，“反标”案也一样，得作案条件都能对得上，才能定案。如果其他条件都和我吻合，稿纸来源一项就不用考虑了，那案犯就是我，专政机关怎么处理，我都毫无怨言。组长态度缓和下来，讲了一番每人都有义务帮助组织上侦破反标案的大道理，让我继续“协助”查找稿纸副页来源。
看来，交不出这稿纸来源，我是要永远背着这书写“反标”嫌疑的黑锅了。于是回家翻箱倒柜，查找“稿纸副页”。苍天不负苦心人，终于从妻子的书堆里翻出了一叠“稿纸副页”，前几页是妻子笔迹抄写的每行长短不齐的×和○。晚上妻子回来问其来源，她说“去年住院生茵儿时，同一产房的四商店的一位售货员织的毛衣花样挺好看，我就抄下来了”。原来这×和○，不是特务的联络密码，是织毛衣的正反针记录。“这稿纸哪儿来的？”“当时我也没有带纸笔，都是她的。”看来，是我在回家时，为了抄写什么东西，顺手扯了几张妻子的稿纸副页。老天开眼，总算找到了。第二天，我向专政小组交上了妻子那一叠“稿纸副页”和那售货员的姓名、单位，这桩拖延了一个多月的“涉嫌反标”案件总算得以了结。
经过多次政治运动的历练和“反标”案的“洗礼”，尤其是“稿纸副页”案的持续追查，更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身份和在当局心目中的位置，平日处事都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处处留意，事事小心。尽可能主动把自己时时置于群众场合之中、监督之下，这样起码一旦出事，找证明人比较方便。比如，在阅览室或教室里看书报，一看人走得剩下一两个的时候，自己赶快离开，去人多的操场，或回几个人在的住宿处；再如午睡时，一看别人都起来离宿舍出外边了，自己也赶快穿鞋出屋。原因就在于“个人独处”，多发的“反标”案一经发现，极易弄来“嫌疑人”那顶可怕的帽子。
中外历史都反复证明：老百姓要想具有真正的尊严，国家就必须首先具有真正的民主。否则，无论用多么绚丽的外衣遮盖，一切都是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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