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赵汀阳：现代性的终结与全球性的未来

　　 “现代性”与“全球性”

　　这个题目，其实没有确定答案，这是一个新问题，而且是一个尚未稳定的问题，还在变化中，所以我不能说已经有个能够看得很清楚的答案，也许会有许多答案。因此，我愿意和大家一起思考。

　　面对新问题，首先的困难就是没有一套现成适用的成熟概念，能够用来恰当地反思正在发生剧变的时代。有些人也许不同意，因为现代思想就是我们手头现成的成熟观念，一直都很好用。可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就是现代正在终结，而一个新时代正在开始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已经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这取决于什么样的划分标准。现代的衰落是慢慢发生的，是在现代的盛世就开始的，新时代的发生也是一个过程，并没有一个清楚的起点。也许，我们可以称呼这个新时代为“全球时代”。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全球化甚至在他那个时代就开始了，那时不叫全球化，而说世界化。马克思是对全球化最早进行反思的思想家，他相信每个国家的解放问题必须通过“国际主义”（英特纳雄耐尔）去解决，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应该联合起来打倒各国的资本主义。但马克思似乎没有意识到，至少没有严重地意识到，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未必能够联合起来，而全世界的资本家反倒是有可能联合起来。这一点有些悲剧色彩，后来的全球化事实说明，各国的无产阶级之间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而很难大公无私地联合起来，而各国的资本家却在某些方面更有条件同流合污。

　　马克思也是反思现代性的最早思想家之一，但那时的现代性问题并不严重，相反，那时属于现代盛世。100多年来，尽管有许多欧洲左派思想家或激进思想家一直对现代性进行批判，但现代性还是一路高歌成为了世界的秩序、价值观和通用标准。现代创造的各种世俗好处都是具体而实惠的，貌似立竿见影的灵丹妙药，比如各种技术进步所创造的物质、便利和享受，个人权利所保证的自由，市场化和民主化所制造的半真半假的平等，而现代产生的各种痛苦和危险却比较抽象和隐蔽，就像慢性病一样，因此，许多人相信，现代具有无限进步的能力，能够在不可救药之前克服各种挑战。

　　曾经有一种说法，是福山发挥黑格尔的说法，叫做历史的终结。经济和民主得到充分发展的现代性被认为就是历史的终结。这个说法很快就被事实证明是错的，在现代性的顶峰之时，历史很快就重新开展并且全面进入全球时代，而真正终结的是现代。现代性的终结也是全球时代创造了新游戏的时刻。这是一个思维和行动经常失效的年头，人们能够熟练使用的思维方式在对付新时代和新游戏时，往往是无效的，于是出现各种各样奇怪的事情，好像难以解释也一筹莫展。约书亚•雷默在《想不通的时代》中描述了美国主导的各种现代策略似乎突然都失灵了，甚至适得其反，比如国际秩序、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气候变化、环境治理、地方动荡或各种目标不清的革命，与其说是动乱，还不如说是乱动，诸如此类各种“想不通”的事情。总之，在今天，现代的概念和逻辑很难解释问题到底是什么，或者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思考新游戏。

　　人们一般相信世界现在仍然处于美国主导的状况，美国作为游戏操盘人，应该比较清楚这个世界在干什么，许多事实暗示美国似乎也不清楚世界怎么了。美国20年来干了很多得失难说的事情，比如伊拉克、阿富汗战争到阿拉伯的各国革命，尽管美国大力投入，却似乎没有摆平局面，仍然战乱不止，很难说处处动乱对美国治下秩序有什么明显好处。现在美国又转向亚洲。这一切行动在动机上很合情，都是为了美国利益，但是否在思维上合理，就难说了。“事与愿违”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典型状况，以现代游戏的逻辑去操作全球时代的游戏，就难免“事与愿违”。

　　中国的情况就更复杂了，作为高速发展的新兴国家，中国一脚踏着过去，一脚踏进未来，新老问题同时存在，同时存在于过去和未来的两个时空中，类似于量子同时存在于两个空间。于是，中国不得不同时操作两种游戏：现代游戏和全球游戏。就是说，中国的现代性到今天仍然在建构过程中，可同时又已经深深加入了全球游戏，参与建构世界的未来。双层身份和双重游戏使得中国的问题更加复杂难测，但也并非没有优势，双重视野虽然混乱，却也提供了反思的机会，不至于固守既定观点。

　　为什么对于今天的问题，思维容易受挫，事情容易想错？这是我们今天试图在一起共同思考的问题。思维失效在学术上的征兆，我相信有目共睹，典型表现在经济学、政治学、哲学以及历史学等领域的话语变得非常可疑。比如说，十年前经济学是很受信任的，但是最近几年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声誉大挫，人们发现经济学家并不那么可信。这不是经济学家的错误，而是长期以来一直使用的那些现代思维框架、概念和方法论可能不再适用新游戏，至少不足以反思新游戏。有个反潮流的经济学家纳西姆•塔勒布指出（Antifragile，2012）：现代知识论的追求本身就非常可疑，现代试图预知未来，确定一切情况，然后建立坚不可摧（robust）的秩序或系统，以便应对一切挑战。可是人算不如天算，一旦遇到未知的挑战，就变得非常脆弱而崩溃。塔勒布说，真正能够保证有效生存的思维必须是“反脆弱的”，能够在不断受挫中受益，能够不确定地应对不确定性，也就是像生命而不是像机器那样去生存。塔勒布的反脆弱思维几乎就是老子那种行道如水的方法论的当代回声。在一个充满变数的时代，这种思维应该是更有效的。

　　为什么人们总是忘记应该像一个灵活多变的生命那样去思考？这可是人本来就会的。问题在于，一个时代都有其既定利益的受益者，于是，正在终结的时代的主流观念总是拒绝思想，总是希望人们不要去思想，而去遵循既定观念。每个时代的既定收益主体希望人们不要去想新的问题，不用去颠覆秩序，这样才能够维持自己的收益。因此，在一个时代终结的时候，人们总是迅速捍卫某一个对自己有利的立场，回避反思，回避新思想，回避新问题，而直接把立场当成结论。这就是今天在网络和微博或其他言论空间所看到的那种无思想状态。只有立场，缺乏理性论证、分析和灵感，这就是一个时代正在终结的不思症状。

　　在没有准备好如何思考剧变世界的时候，现代既有的那些观念就是话语的救命稻草，所有想维持现代游戏的人，都拼命抓住和捍卫那些其实已经步履蹒跚的现代观念和价值观，那些观念成为不思考的借口，被毫不犹豫的宣布为不可质疑的。如果只能遵循政治正确的观念，还能思想吗？恐怕除了复述，还是复述。安迪•沃霍尔可以无节制地复制世俗形象，从而使世俗形象从习以为常的无意识状况变成一种对象化的反思，可是，复述政治正确的观念却没有那样幸运，恐怕不可能变成艺术，而只能把被强加的宣传变成主动接受的专制。

　　现代观念本身并不是错的，它们都是现代的伟大成就，对于现代游戏很有效。但关键是，现代观念能成功解决现代游戏的问题，却未必能够解决全球时代的新问题，用现代概念来掩盖、回避或对付新问题是不对口的，因此无效。如果坚持用现代性去理解全球性，思维和行动必定自我受挫。

　　互联网重新定义自由和民主

　　我并不反对现代的思想成果，而是说，现代思想需要在新条件下被重新解释或重新定义，以便适合新游戏产生的新问题、新规则和新标准。

　　什么是新问题？比如说，互联网正在重新定义的自由和民主。互联网是全球化的一个典型隐喻，如果说什么东西长得最像全球化，甚至就是全球化的典型，那就是互联网。互联网意味着一个全球的思想广场，类似希腊的观念广场（agora），公民都可以到广场自由发言，公开理性辩论，寻求共识。作为普遍开放的自由交流空间，互联网的本质就是自由和平等，但比现代的自由平等概念的含义更丰富，这种更丰富的意义来自互联网的网状关系存在方式，而现代的自由平等受制于个人这个实体存在单位。就是说，现代自由主要是个人免于强制的消极自由，实现为个人权利，而互联网的自由不仅是作为免于强制（free-from）的消极自由，而且是作为自由获取（free-to）的积极自由，因此，互联网的自由（free）同时也意味着“免费”（free），这才是互联网的自由平等精神。于是，本质上说，互联网应该是一个免费的自由平台，是资源平等共享的平台。

　　可是，应该不等于事实如此。目前的实际情况是，网络资源并非自由平等共享，而是要交费的，并非自由获取，甚至还被权力所入侵和控制。尽管互联网具有全球化新游戏最典型的特征，但却仍然被现代游戏的资本权力所控制，互联网的理念远没有实现。在此背景下就出现了像亚伦•斯沃茨（Aaron Swartz）这样的网络革命者，一位网络共产主义战士，软件天才，著名黑客，他盗取了大量有版权需要付费阅读的科学技术知识，准备在网上无偿公布。今年年初受到美国法院指控盗窃，判30多年徒刑，之后他自杀了。他有一篇宣言叫《游击队自由取用宣言》（Guerrilla Open Access Manifesto），他说资本主义霸权以网络收费的手段控制各种知识，把科学技术这些应该共享的知识资源变成商业的牟利产品，学术被资本所控制，这也就意味着把贫困的国家和人民拒之知识门外，剥夺了穷人学习和发展的机会，这是一种可耻的暴力。既然信息就是力量，控制信息就是拒绝让人民分享自由权利和平等机会，就是反人民、反自由、反民主。他鼓励黑客们和科学家们联合起来，以网络游击队的方式把科学知识偷出来免费公布。传统的共产主义反对私有财产，以平等侵犯自由，代价太大，而网络共产主义却试图以合理的平等去扩大自由，因此是对现代的平等和自由概念的一种反思。无论网络共产主义是否得当，都不能够简单地用现代概念去反对的，因为它提出了新游戏的新问题。按照现代的概念，知识产权用于保护商业利益是正当的，但在全球化时代，这样的权利概念是否会变成一种新专制或者促进垄断性的剥削？是否需要在全球条件下重新定义、重新解释？这是需要反思的问题。

　　技术专制的可能性

　　现代有个典型观念叫进步，历史观也是按照进步观来叙事的。进步有许多类型，有观念或价值观的进步，甚至社会制度的进步，这些进步一直都存在争议，但科学技术的进步，通常被认为是无可质疑的进步。然而，在全球化条件下，技术进步会不会导致无法控制的灾难甚至种族灭绝呢？许多人会说，技术本身没有问题，是人有问题，人有可能使用技术导致灾难。理论上说，技术本身的确无过错，但是，技术有可能形成某种无法抗拒的诱惑，或者人类无法自控的巨大能力，以至于导致无法控制的违心后果。科幻想象的具体事情未必真实，但危险确实存在。现实地说，技术进步会不会在将来导致一种没有人对付得了的新专制？这是完全可能的。比如说，将来每个人都带有一个全部信息的芯片，能够确保安全、医疗并方便一切服务，大街上每隔50米就有一个能够为任何人提供全面方便服务的感知器，类似监控头，那时每个人无论走到哪儿，都有感知器马上感受到你的全部信息，并且为你提供一切对你可能有用的信息，毫无疑问，这会是一种普遍平等的全面服务，但每个人也可能对此种优良服务产生无法摆脱的依赖，就像毒品依赖。全方位的服务似乎提供了尽量多的自由选择和充分的平等，但同时也完全操纵了每个人的生活和思想，这是一种全新的专制：每个人好像是自由的，但是整个的自由选项和权利空间都被信息和服务所定义和预制，这种自由没有创造性，只有选项。这是一种非常舒服的新专制，而且非常可能实现。

　　有人也许会说，我可以不要这个芯片。人显然有这个自由，可是恐怕很少有人去行使这项权利，因为那样就将失去人人需要的各种社会服务。当服务成为生存必需的系统供给，也就成为无力以抗的权力，人人都会“自愿”接受被控制，就是因为需要整个系统所提供的生活甚至生存服务，只好放弃自由而接受新的专制。社会越发达，人们的生存就越受制于技术、经济和社会服务，也就必需接受系统化的专制。以为经济发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生存问题就普遍得到解决而只剩下自由的生活，这是现代幻觉，而且是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共同幻觉。事实上，高度现代化和全球化反而把每个人的基本生存条件深深植入在复杂的技术和服务系统中，每个人都无法自拔，就是说，在发达现代的生存反而变成了一个复杂的难题，不再是一个双手劳动就能够解决的简单问题。对许多人来说，生存甚至变成一个比各种自由权利更难以实现的目标，一个更费力的目标。我们可以观察得到，在自由和民主不断得到推进和成功的时代，人们享有的权利越来越多，可是悖谬的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