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前，孟子和告子，就人性善恶有过一次辩论。有趣在于，辩论不是抽象的，而是用比喻来展开。在告子看来：“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善不善，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这个比喻很恰切，人性像水一样，可以东流，也可以西流；全在于你向哪个方向“决”（疏通）。
孟子不然，他对告子的看法先肯后否。的确，水的流向不分东西，但也不分上下吗（“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这是用水性就下比喻人性趋善。这样的人性观，后人称为“性善论”。
比较告子和孟子，告子显然占上风。正如后来王阳明所说：“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水既然可东可西，人性也就可善可恶。孟子的问题在于，他的比喻至少在我看来搞反了。水之就下，可以比喻人性趋恶，岂可比喻人性趋善。毕竟水就下比就上易，正如人性趋善比趋恶难。
因此，在比喻的意义上，人性如水，自然走下。这走下坡路的趋势，似乎无怪于人，因为人的基因就是自利的。设若资源稀缺，人在自利的同时往往无从顾及他利，甚至有可能损他利以自利。即使这不是人性，至少也是一种人性之趋。
中秋那天晚上，从本地电视看到一则新闻。南京狮子桥美食一条街有一种“台湾饮料”，20元一瓶，卖得特别好。但记者跟踪，原来这饮料就在附近一所民房内灌装，直接用的就是自来水。且灌装现场，卫生条件不堪，地面大量积水，就连自来水龙头上的塑料管都发生霉变。
记者报警后，检查人员来到现场。问其情形，一位像是主事的人声称：他们不知道这里情形。他们是要求用纯净水灌装的，这里的加工作业，是自作主张。这样的推诿，显然无法让人相信。我注意到他的口音，不是大陆人，是台湾人。
这些年来，台湾业已成为大陆的样板。同为中国人，台湾人的素质高于大陆，估计大陆人大致不会有异议。由于与大陆的自然疏离和政治疏离，他们没有经过五四，也没有经过文革，因而传统文化没有遭到大陆这样持续一个世纪的污染与破坏，这显然是台湾人文明素质较高的缘由。但，眼下这个“台湾饮料”，虽不致让台湾人素质高的看法破产，却可以引发我们对人的素质作一番从文化到制度的思考。
2009年我去台湾，一次夜市吃饭，朋友笑着说，尽管放心吃吧，卫生，也不会有假（他是针对大陆情形而言）。对此我深以为然。在我看来，与其说台湾是台湾，还不如说民国终究是民国。民国时代虽然有一种政治力量从根本上反传统，但传统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依然是普通民众的信条。纲常不坠，素质不堕。我们今天的国民素质如果不能和民国时代的国民素质相比，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台湾人之间的差距。
但，问题来了，台湾人在台湾是台湾人，可是，到了大陆却成了大陆人。你可以想象这个饮料造假的人在台湾也会这样做吗。当然不会。这其中缘由何在，古人早就给了我们回答：橘逾淮则为枳。橘还是那个橘，为什么它在淮南是橘，到了淮北就变成枳了呢。一言以蔽之，环境变了。
从橘到枳，是自然环境变了。这个台湾人的大陆化，是社会环境变了，更准确地说，是制度环境变了。大陆造假，“享誉”全球。类似台湾饮料之类的造假，早已充斥我们生活的各个部分；甚至国人到法国旅游，连卢浮宫的门票都批量造假了。这真是一项世界性的荣誉，你可以想象这种情形会在同文同种的台湾出现吗。
于是有不少人提倡从道德文化入手，以此来“正人心”。但，如果是道德文化出了问题，你还怎么靠它来解决问题。素质本身就属于道德文化，它的衰颓无以从它本身找原因，原因在它之外。因此，只有寻其病因，才能对症发药。
人是环境的动物。这里最重要的环境是制度环境。是制度环境出了问题，才有层出不穷的造假。这里最严重的，还不是民众方面的权利造假，而是权力造假。拣轻的说，众多官员以在位之身却能拿到博士学位，真真假假，不仅官员自己心里有数；正如经由他们之手的各种统计数字，假假真真，也不仅我们心里有数。各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检查，本身就是造假的集成，它无非成就了一堆注水的材料。
须知，权力造假的危害无从低估，它不但直接影响我们的制度环境，它本身就表征了我们的制度环境。上行下效，社会中的各种权利造假，不过是对权力造假的有样学样。
人性如水，自然走下。缺乏制度对人性的刚性管束，人性是不可指望的。台湾饮料就是例子，固然文化决定素质，但制度更决定素质。前者可以让人的素质走上，后者却防堵人的素质走下。换言之，如果是提升人的素质，制度不重要，文化重要；但维系人的基本素质而不堕，文化重要，制度更重要。
今天，要杜绝台湾饮料之类的造假，不在于选择性地惩处，唯有在已经坏了的制度环境上痛下工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