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报 | 薄熙来小聪明制造的大问题

2011年9月,我在重庆和当时那里的一把手见过。那时候,他正在向中国权力的巅峰前进,似乎已经看到了一线曙光。

尽管不能这样搭配词组,我还是要说,这是个风流倜傥的官员。长相俊朗,反应机敏,谈吐文雅,举手投足间,颇有领袖气质。

说实在话,在中国的官员中,这样的人是凤毛麟角。

他自己,也是以一个政治家的形象来展示自己。而所有的人都知道,在中国,政治家是稀缺品。

听说,他在重庆非常努力,办公室的灯常常彻夜长明。所以,晚上在饭桌上,我对他说了这样的话:你是我的偶像。

当然,多少是为了找补我下午对他的不敬。

下午是一个座谈会。一把手从北京开会回来,据说下飞机后还去视察了一个地方,风尘仆仆进的会场,很谦恭地和在座的老同志打招呼寒暄。有人很有点献媚地说,昨晚看了红歌表演,真的不错,只是有的还不够专业。一把手反应很快,立即说,不专业就对了,这才显示是群众的业余演出。

真是聪明的回答。

出席这个座谈会的,除了我以外,大都是体制内的官员和学者。记得有前中组部长张全景,社科院副院长朱佳木,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李捷,还有温铁军、李希光、程恩富、崔之元、苏伟、房宁等人。他们说了很多赞扬重庆的话,这也可以理解,在那个场合。

一把手很认真地听,不时插几句风趣幽默的话。

我是最后一个发言的,也是唯一一个说了不中听的话的。

记得我主要说了这样几条:一是说,群众是分层次的,一部分群众因为收入增加,住上了廉租房和公租房而满意的时候,也许另一部分群众为不能畅所欲言甚至不能开口表达而不满意。

二是说,我刚刚从美国回来,美国学者说,重庆打黑打了1000多亿财产,不知道哪里去了。

三是说唱红。我说,我看了红歌会,很多并不能算红歌,例如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小提琴协奏《花儿与少年》等,为什么要强调红歌概念呢?为什么要强调跟着毛泽东走呢?我说,现在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毛泽东是分水岭之一,左派认为毛泽东仍然是千古伟人,而右派则是完全相反的看法。因此,唱红歌的结果是使许多赞成重庆其他做法的人站到对立面去。

一把手脸色有点不好看,因为他的脸色本来就黑,我真的没看出来,这是后来别人告诉我的。他把椅子挪动了一下,更加正面地朝向我,一脸凝重。

但是,他只回应了我的最后一条。他说,按道理说,我应当不喜欢毛泽东,我父亲因为文革被整了十二年,我自己也坐过监狱,但是,我想来想去,中国只有走毛泽东的道路才行。

晚上吃饭时,市委宣传部长何事忠端着酒杯来找我,说,我们知道你是好意,但是,我们不怕那些议论。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怕是不怕,但是很不满意。

据说,当时在场的有的记者汗都出来了,而一把手则质问秘书长,这个姓周的是干什么的,谁请他来的?

也许一把手真的不知道,重庆市委办公厅给我打电话时,说的是领导想请你到重庆来参加一个座谈会,可以主要谈党群关系。

那个时候,重庆有意识地约请一些也许持不同看法的人来参观,希望尽可能多的人为他们说话,起码是站台。有一个较为知名的学者,一向是给人以偏右形象的,一次碰到我,悄声说,我到了重庆,那儿搞得真不错。我说,那你写篇文章?他连连摆手:那我被骂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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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2日 上午 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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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国际华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