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 | 广东改革第一人习仲勋的中国梦

作者：信力建 

今年10月15日，是中共改革开放的领军型人物习仲勋诞生100周年纪念日。习仲勋（1913.10.15－2002.5.24）祖籍河南省邓州市，生于陕西省富平县。系中共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他指导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教工作。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习仲勋又遭受了整整16年的打击与迫害，直到1978年才被释放。先在广东省委做了几年第一书记，1981年到1986年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率先提出在广东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曾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第五、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习仲勋的一生，是情系祖国心怀大众的一生，也可以说他是这一百年来，真心实意做着振兴中华富裕人民中国梦的志士仁人。

在他中国梦中，最重要的是群众利益梦。早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在遴选西北局书记一职时，毛泽东就曾有言：“我们要选择一个年轻的担任西北局书记，他就是习仲勋同志。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的确，习仲勋是一个来自大众，也心系大众的领袖。1943年2月，刚上任绥德地委书记的习仲勋就提出“为五十二万群众服务”的要求，并保证自己和地委机关的工作人员必须做到。正是在这种自觉的服务意识主导下，习仲勋带领地委干部将地处边区北大门、各种关系错综复杂的绥德治理得有声有色。如何将服务意识转化成行动？1944年秋，在绥德地区召开的司法会议上，习仲勋发表了《贯彻司法工作的正确方向》讲话，讲得很明白：一、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二、不当“官”和“老爷”。三、走出“衙门”，深入乡村。不仅对司法干部要求如此，其他部门的干部也要深入基层，转变作风，真正为群众想办法，办实事。为了解决全区群众文化水平偏低的问题，根据冬季农闲的特点，习仲勋主张办冬学。仅1943年，全区办起冬学905所，参加学习的人数达70715人。由于不占劳动时间，冬学深受群众欢迎，成为绥德地区普及文化知识的一个重要阵地。正是因为十分注重群众路线的贯彻，因此，无论在哪个岗位上，习仲勋都非常强调脱离群众的危险。1945年底就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不久的习仲勋在布置1946年陕甘宁边区的任务时，就特别指出，要整顿党务，转变作风。克服脱离群众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告诫同志们“永远不要脱离群众”。1952年7月，习仲勋受毛泽东之命，亲赴新疆，妥善地解决了发生在那里的一场民族纠纷事件，稳定了新疆政治形势，使各民族重归于好，和睦如初。事后，毛泽东见到习仲勋时，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1978年7月上旬，刚就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到达广东后第一次外出到地市县考察，选择了逃港现象最严重的宝安县，亲眼所见的情景，让他百感交集。据当事人介绍：“那次考察是七八月份，可是我们在南头的田地里并没有看到农忙的景象，田里只有一些老年妇女、小孩，还有边防部队派来帮助收割的战士，精壮劳力都跑了。习老看了非常不好受。”在收容站里，习仲勋问一个外逃的人：“社会主义那么好，我们自己当家做主人，你们为什么要跑到香港那边给人当奴仆，受人剥削？”对方老实回答说：“我们穷，分配很低。到香港容易找工作。”做了一辈子群众工作，习仲勋已经看出，外逃的根本原因在于内地经济极端贫困，这一点不解决，外逃就会一直持续。在宝安的这次考察对习仲勋的触动非常大，此后他为解决偷渡外逃开展了一系列工作，他认为防范外逃要标本兼治，“标”，是采取反偷渡外逃的专项斗争，这能一时奏效；“本”，是要对外开放，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尽快缩短与香港的差距，才能稳定人心，有效刹住偷渡外逃风。而这种对人民切身利益的关怀，也成为他后来坚决推行改革开放的动力。

其次，是他的“反左”梦。习仲勋对“左倾路线”的危害，是有切肤之痛的。1935年9月下旬开始，西北革命根据地发生错误肃反事件，逮捕了刘志丹等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错杀200多人，造成西北革命的严重危机。习仲勋罹祸其中。肃反主持者准备活埋被监禁的同志，甚至土坑都已经挖好。庆幸的是这时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制止和纠正了错误的肃反，释放了刘志丹、习仲勋等100多位被关押的受害者。因此，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习仲勋对“左”极度反感，也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斗争。在80年代“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整党”中，他都从坚持“反左”的角度，同胡耀邦密切配合。例如：在“清除精神污染”中，习仲勋批评贺敬之等人“在文艺界搞了十八天‘小文革’”。1983 年10月，在中央书记处讨论整党方案时，胡乔木提出：“这次整党要既反‘左’也反‘右’，反右主要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打断他的话：“你说得不对，主要是反左，其次才是防右。”习仲勋表示：“我赞成耀邦同志的观点。这次整党的重点是清理三种人，通过清理他们达到从组织上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当然，他最为闪亮的举止是1987年初，在所谓“民主生活会”上对胡耀邦的声援和对极左势力的反抗。在此次会议上，只有他站出来对那些气势汹汹围攻胡耀邦，并要他下台的元老表示：“你们这些人在干什么？这不是重演《逼宫》这场戏吗？”还拍着桌子表示大：“这不正常！生活会上不能讨论党的总书记的去留问题，这是严重违反党的原则的。你们开了这样的头，只会给将来党和国家的安定团结埋下祸根。我坚决反对你们这种干法！”在胡耀邦劝他：“仲勋同志，我已考虑好了，不让我干我就辞职。”才暂时保持沉默。1980年代初，时任中共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与《人民日报》社长秦川在中南海散步时说：“我这个人呀，一辈子没有整过人，一辈子没有犯‘左’的错误。”这是他对自己清醒而公正的评价。

再次，则是他的“法治”梦。在1986年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他指出：“法治是现代政府管理社会的最好方式，也是我们走出困境、走向明天的最佳选择。实际上，今天这个会就是在昨天和明天之间选择。我们面前摆着两条路，一是恢复和继续走‘全能政府’即人治的老路，靠一位伟大领袖发号施令，用计划经济甚至专营的办法去解决经济领域层层盘剥的问题，靠学习领导人讲话或思想政治工作和道德教育去解决以权谋私、腐败堕落的问题，用加强纪律去解决思想、理论、文化界的是非问题，如果还是这样，小平同志就是活100岁也解决不了我们的体制转变。……为了防止封建专制披着革命的外衣顽固的盘踞在统治地位……从现在起，我们应当坚持从人治向法治过渡，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为了改革，为了前进和发展，小平同志退出中央，实行退休制，就会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又立一次大功。”他还进一步表示：“我只是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角度出发来讲这番话的，同时也考虑到小平的健康。周恩来同志由於工作太劳累，活了76岁，就过早地离开我们，毛泽东同志虽然活了82岁，但最后几年一直害病，未能很好地行使领导职能，所以我们必须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啊！”

最后，则是他的“特区”梦。1978年4月5日至28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4月8日，习仲勋在中南组发言。他说：现在中央权力过于集中，地方感到办事难，没有权，很难办。接着他提出：“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问他要什么权时，他表示“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所谓的“现在的体制”，指的就是计划经济体制。习仲勋的汇报得到了政治局的赞许和支持，就连华国锋也说，广东可以先走一步，中央、国务院下决心，想给广东搞点特殊政策，与别的省不一样。也就是他这个“梦”，直接导致了深圳珠海两个特区的诞生——当年10月，广东省革委会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规划设想》的报告。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央在北京召开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习仲勋在发言中提到，希望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多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允许广东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以及开展“三来一补”等，他的观点得到了与会者的赞同和支持，这更加坚定了他对外开放的决心。

要之，习仲勋是中共领导层中少有的几个具有“圣人”特质的领袖，虽然他的“梦”无论在毛泽东时代，还是在邓小平时代，都没有真正“圆”过，但他毕竟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与前途。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党外，在非官方的语境中是这样评价习仲勋的：与胡耀邦、赵紫阳、任仲夷一样，他是中国共产党中一位并不多见的有人性、有良知、有民主精神和开放意识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