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愿有来生：一个逃港者的自述（一）
1979年8月某日，我降生在广东省阳江县（当时行政属县）大沟镇某农村。
我的家乡阳江县，地处粤西地区，不在珠江三角洲之内，自古商业不发达，主要依靠农业和渔业营生。由于位置偏远，自古信息不发达，人的思想意识也相对落后，在历史上也没有出过什么真正值得一书的人物。
我读史多年，很少读到有关我的家乡的人或者事迹。但是以下两则，则给我印象较深：
1905年，大清国废除科举制度，断绝了大量读书人的功名前程，阳江县有两位秀才，投笔从匪，武装船只，啸聚海盗，洗劫了当时的海南万宁。
1911年，辛亥革命，阳江县籍的革命党人若干，制造假冒炸弹，吓唬阳江县巡防营，不慎露馅，被巡防营开枪打散。
上述两件讲起来啼笑皆非的事情，就是我从近代史史料中读到的关于我家乡的文字。
阳江县很早以前开始就有传教士在这里开设教堂，但是这里的传教士倒也和当地人相安无事，没有酿成什么“教案”一类的外交纠纷。1949年大陆建政，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传教士被驱逐出境，阳江县的洋教士，自然也呆不住，卷起铺盖走人。
阳江县的人种构成与别处不同，这个地区自古以来由黎族及其分支后裔、客家人、广府人、福建移民、疍家人等多种人口杂居，阳江方言也由广东话、客家话、黎话、疍家话等各种语言混杂而成，十分复杂难懂。在文化方面，由于信息闭塞，这个地方受迷信思想、中医思想、重男轻女思想等各种封建思想的影响很深。
我的外公，在青年时代是一个小贩，在街边摆卖农产品的时候，被国民党当局的城镇管理人员（相当于当今的城管）驱赶。我的外公是条汉子，他咽不下这口气，投奔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粤中纵队第二支队第八团滨海总队恩阳台独立大队”，也就是说，参加了共产党的游击队。
当今的城管，仍然在驱赶小贩。六十一甲子。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在共产党游击队里，外公当上了一名侦察兵，军营扎在阳江县一座名叫“紫萝山”的易守难攻的深山里面。外公在世时对我说过他的一次死里逃生的经历：
有一次，外公受命外出侦察敌营，不慎被国民党军警发现，立即逃跑，军警在后面“啪啪啪”地开枪。外公冒死一股气狂奔脱身之后，回到部队，低头一看才发现：挎在腰间的铁口盅，被子弹打破了一个洞。换言之，只要国民党军警的枪口平移那么一寸，我外公当天就为“人民”光荣“牺牲”了，而后来也不会有我的存在。
解放军从苏军手中接收了日本关东军的大批精良武器、并收编了伪满洲国的军警部队之后，立即发动攻势，从北到南，势如破竹。我外公也响应大势，带着十几个兵、几十个兵，攻打阳江县的一个又一个的乡公署。在阳江县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史里面，我外公留下了他的名字。
外公在从军时期，他的童养媳妻子（即我的外婆）孤身留守在阳江县乡下的村屋，有一天，国民党军警带了大批人马，手持火把，将我外公外婆的房子，一把火烧了个精光。
1949年大陆建政多年之后，有一天，我的外婆在马路上遇见了当年带头烧她房子的前国民党军警某君，于是，我外婆立即报告给人民政府，人民政府当即将此君逮捕，不久，这个人在马路上，被人民群众用石头活活砸死。这一幕，是我的母亲亲眼看见、并告诉我的。
我的外公是条好汉，自不消说，可是，他同时也是一个脾气古怪的人。大陆建政之后，我外公既不与老战友联系，也不主动找政府要官要职。他有的战友当上了广东省公安厅厅长等一类的高职，而生性孤独倔强的他，却甘之如饴地留在家乡的“供销合作社（当时的一种经济组织）”，当了一个小小的主任。
我的爷爷，于1911辛亥年生于世代务农之家，小时候上过私塾，青壮年世代也是务农，但是在1940年代末，我爷爷经常搭乘渔船、去香港兜售糖果。外公在世时，跟我讲过这么一个故事，我记忆犹新：
当时，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大批国民党军队的官兵涌进香港避难，聚居在香港一个叫做“调景岭”的地方当难民，生活十分艰苦。不少国民党军官的姨太太，出于对前途的绝望，到处寻找归宿。
其中，一个花枝招展的国民党军官姨太太，跟当时在香港马路边卖糖果的（我的）爷爷说，要求我爷爷带她走，她哀求道：只要有一口饭吃就行，没有别的要求。当时，我的爷爷已经有了家室，遂拒绝了。不过，我的爷爷多年之后对我说起这个往事，似乎说明了当年那位美艳的国民党军官姨太太，也许给了他不小的视觉冲击和震撼。
国民党姨太太的故事告诉我们：人要经济独立，才能人格独立。
我出生的乡村：阳江县大沟镇某村，本来有个大地主，名叫“冯佩三”，据我奶奶生前回忆，该地主其实人很好，经常借米借粮、救济乡亲，人也很友善，但是，在大陆建政之后，冯佩三被公审、并当众枪杀，其家人全部逃亡去了香港，从此不再返乡。
我的父亲，身为农家子弟，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他年轻时候响应号召，光荣参军，服役于湖南省某部队，是个司号兵。1970年代中期退伍。我的父亲在世时，曾经对我讲过这么一件事：
1979年2月17日，“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当时，我尚在我母亲的腹中。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新手小兵们，在打了二十多年仗的越南老兵面前，吹亏不小，伤亡很大，当时我的父亲接到了广州军区的通知：要求某年至某年退伍的老兵，做好准备，重新集结，应征上场，
奔赴越南战场，我的父亲于是也到镇政府去报名了。不料一个月不到，人民解放军从越南撤兵。否则，也许我生下来就不会再有父亲。
我的母亲是个平凡的妇女，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我出生之后，全家搬到阳江县一个名叫“东平镇”的渔港小镇生活。当年，我的母亲在“阳江县东平水产公司”上班，我父亲则在“阳江县东平船厂”，两个都是“国家单位”。当年的“国家单位”是给职工提供宿舍的，当年的“宿舍”，是一座瓦房子，虽然简陋，但也足够一家大小居住。
所谓“水产公司”，就是从渔民手中低价收购水产品，然后进行加工、冷冻、运输。我的母亲曾经告诉我：在1970年代初期，当年最好的水产品，是不能让老百姓享受的，而是由“领导”签名，直接送到一些地方，例如北京。
我母亲还告诉我：在中越交恶之前，也有相当一部分水产品，是由领导签名、直接送往越南、“援越抗美”的。我也还很清楚地记得，在我小的时候，东平镇的街边巷角，经常能看到一些“英雄的越南人民”、“战无不胜的越南人民万岁”一类的标语口号。这些都是当年的广东、广西两省“援越抗美”所留下来的的历史痕迹。
越南难民，也是我幼儿时代记忆犹新的画面之一。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有大量的越南难民逃离越南，他们主要是此前的“南越亲美政府”的一些相关人员以及亲属、以及越南华侨，还有的是因贫穷而逃离国家谋生的人。我还清楚地记得在八十年代初，阳江县东平镇的渔港上，偶尔会聚集一批越南小船，船里的越南难民拿着金戒指一类的财物上岸，要求和中国人兑换大米，当年镇上的派出所所长，据说参与了这个兑换的生意，并且挣了不少钱。我也还记得一个越南难民妇女上岸讨饭，遭到我邻居的驱逐，十分狼狈。我的母亲施舍了她一些饭菜，那越南妇女吃了之后，用笔在纸片上写了一堆拉丁化的越南文字，我不懂是什么意思，但我推测那也许是表达感谢一类的话语。
我的幼时记忆比较深刻的，还有我家乡一种名叫“疍民”的人群，他们又称“蜑民”、“疍家人”、“疍家佬”。这一类人很奇特，他们不上岸居住，而居住在自己的小船里，语言、文化、风俗、长相、服装都和岸上的汉人不同。但是，他们又不属于中国五十六个民族的一个。大陆建政之后，人民政府组织疍家人“上岸居住”，并划拨了些土地给他们建房，其中，在我小时候居住的东平镇，就有一个叫做“渔民新村”的地方，是人民政府组织“疍民”上岸为家的产物。
疍民以打渔为生，他们的人生是很苦的：死亡风险高。我小时候的玩伴，就有许多是疍民的子女，他们之中有一些是只有母亲、没有父亲的，因为他们的父亲在出海打渔的时候，因台风、翻船、不慎坠海等各种原因、掉进茫茫大海里面、淹死了。我还记得其中一个儿时玩伴，他不但没有爸爸，而且他的妈妈还是精神有点失常的，据说是经受丧夫的打击，而导致精神出了问题。
范仲淹的诗：“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所说的，就是这个。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可是，大海既能养人，也能吃人。我幼时的玩伴之中，就有一个在海边游泳时，被海水淹死，其父母跪在沙滩上痛哭欲绝。当然，以现在的眼光去看，儿童在海上溺亡，父母负有不可推卸的监护责任。
可是，我幼时生活的八十年代初，和现在的中国城镇社会，区别是很大的。我当年的中国边远城镇社会，虽然不至于挨饿，但却的确是一个物质、文化、观念、生活方式、价值观……各方各面全面落后的状态。幼时所见的许多人、许多事，以我今天的眼光去看，是相当荒唐的。
我的幼儿时代，没有幼儿园这回事，我从小就和我弟弟、以及邻居那些疍民家的野孩子们，在屋后的山上乱跑，撒野，扑蜻蜓，抓昆虫，当年的父母也都不管，也不管你可能会被蛇咬，也不管你也许会掉进悬崖，总之，当年的孩子基本上都是这样过来的。
幼年在山上撒野的时光里，我记忆很深的，是钻防空洞。更早前，毛救星准备和苏俄打仗，“深挖洞，广积粮”，我幼时生活的东平镇，就在山脚下挖了相当多的防空洞，都是准备一旦和苏俄打仗，苏俄的飞机来了，人民群众就可以涌到这里藏身、躲避炸弹。
那些山脚的防空洞，又黑又深，一眼望不见底，幼时多少有点“怕鬼”的心理，于是当时钻防空洞，是我儿时最刺激、最难忘的集体狂欢活动之一。据说那些防空洞，现在全部都毁了，被房产开发商整个给端了、现在都建成新房了。
其实当年所谓“深挖洞”，或许有点狂热过头了，实际上象我幼时生活的这种不起眼的海滨小镇，就算爆发中苏大战，人家苏俄毛子也不见得会来轰炸这个小地方。当然，响应伟大领袖号召，挖些个洞，虽然未必有用，但是却也“政治正确”，乌纱帽要紧。
幼时还有一个刺激的活动，就是玩火。每逢过节时期前后，我们这些野孩子们，就会到处搜集一些鞭炮，将里面的火药倒出来、堆到一起，然后剪刀、石头、布，谁输了就去点燃它。有一次，是我输了，我划着了火柴，往火药堆上一放，说时迟那时快，窜起来一人高的火柱子，当场将我的小手灼伤，我当时大哭着走回家。
当年可不象现在，一有点事就往大医院跑，我幼时生活的小镇，也没有什么大医院。我母亲听信了江湖老中医的建议，命我将烧伤的小手，浸泡到一桶尿液当中，每天浸泡好几个小时，后来不知怎的，倒也真好了。
八十年代初的中国边远城镇，医疗水平还是很落后的，我记得小时候偶尔有穿着白大褂的政府卫生人员，穿街过巷，给儿童注射防疫针。有时候不打针，而给个糖丸，可好吃了。现在我才知道，当年那个叫做“糖丸”的玩意儿，是预防“小儿麻痹症”的疫苗。
现在的孩子们恐怕不知道什么叫做“小儿麻痹症”了吧。“小儿麻痹症”在1960-1970年代，可是祸害中国大地的特等瘟疫之一，许多中国人因为“小儿麻痹症”而落得个单腿残废的悲催人生。诸位想想：有没有见过单腿残废的人士？八成是小儿麻痹症闹的。
当年的中国人，活得是很糊涂的，不知道“水果健康、肥肉有害”这些概念，也不知道“每年全身体检一次”这些今天看起来是常识级别的事情，当年也没有什么“医疗保险”之类的玩意儿，谁家那谁一得病，治不起的，就往家中床上一躺，就这么等死，时间一到，静悄悄地走，不给党和人民增加任何负担。
还有一件不得不提的事情，就是小时候擦屁股的事情。八十年代初，可没有什么卫生纸可用，家里也没有什么下水道、抽水马桶之类的，要上厕所，一律上臭烘烘的公厕。方便完了之后，用什么解决呢？用瓦片、树枝、作业本、树叶、小人书、竹篾……总之，各显神通，花样百出。当年的公厕，男女分两边，中间一堵高墙，但也不透顶，结果那边的女人说笑，这边的男的都能听到。这边的男的一用力，发出点不雅的声响，那边的女人就集体哄笑。唉。那样的生活，这是不堪回首。
小时候，电视机也是稀罕物，不是家家户户都有的，起初我们家每当吃完饭，就要拎着小凳子，到邻居家“蹭电视”，后来我父亲有一次因为和别人争位子闹了不愉快，一怒之下，他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很快，这下变成邻居们拎着小凳子，到我家来“蹭电视”，我父亲为人宽厚大方，于是不少人晚上来我家看电视，每晚都挤得满满的。
当年最红的电视剧，应该要数香港剧集《霍元甲》了，黄元申演的。当然，现在接触近代史史料多了，知道了：霍元甲打擂台是虚构的，虹口道场也是虚构的，霍元甲被毒死基本也是不符合史实的。可是当年的老百姓哪里管它真真假假？过把瘾再说。当年人民群众的精神食粮，十分匮乏，来点能过瘾的爱国主义情怀就好，至于历史的真真假假，谁也没兴趣管。
至于读书，当年的人读的最多的，是小人书，而且是二手的。街边经常会见到摆卖二手小人书的摊儿。有一次，当年大约四岁的我，偷了人家摊儿的一本小人书，藏在身后，可是我在转身溜的时候，忘记将小人书也转过来，结果被摊主当场揪住，大喝：“这是谁家的小孩？”于是，我被我的母亲用棍子暴打了一顿。从此再也不敢当匪。
当年我家乡人的意识是落后的，我从小就被母亲一干人等灌输“男女授受不亲”的思想观念，有一次邻居一个姓“司徒”的女孩子来我家玩儿，我们当年都是四岁左右的年纪，我们玩沙子、玩昆虫，玩得疯癫之时，我和她爬到我家的大床上，蹦啊，跳啊。那女孩子回家之后，告诉她的父母：她和我在我家的床上玩了半天。结果，人家家长找上门来了，要我父母“给个说法”。这事儿想起来，真是荒唐。
我的爷爷，给了我启蒙教育。爷爷对我的启蒙教育是很有用的。因为这个，我在学前就能读写汉字数百个，在起步阶段就远远超出了同龄学子。爷爷念过旧社会的私塾，认得字，而且认得不少。从小，他教我许多古文，象什么叫《王子求仙》之类的旧社会私塾课文，我现在都还能背诵得出来：
王子去求仙
单乘上九天
山中方七日
世上已千年
爷爷也教我唱歌，教的是《大刀进行曲
》：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这首歌想必大家都会唱。但是它唱的是谁呢？唱的是宋哲元下辖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的大刀队。这首歌不少人唱得起劲。杀鬼子当然正确，但是真正了解大刀队历史的人，唱起这首歌，味道则复杂得多：宋哲元的大刀队，在真实的历史里面，砍杀的鬼子并不算多，但是砍杀的同胞却不算少：
1928年的中国北方，还处于军阀混战时期。陕西发生了大屠杀事件。当年，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宋哲元，带兵攻打陕西省宝鸡县凤翔的军阀党玉琨。宋哲元部队攻入凤翔城之后，将党玉琨手下的五千名战俘，用大刀全部砍杀干净，一个都没有留。这件事儿，是张宣武目击并亲自记录下来的。
扯得有点儿远了。过两天接着写。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