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事情人们永远也不需要知道。如果人们一天有几次能够做一些有趣的事，就会对自己更满意。大多数事情人们无需了解，即使是极好的东西。在这种背景下，比其他任何事情更重要的是，给自己的口味、价值观、兴趣和直觉装上健全而有效的过滤器。顺便说一句，这些东西只能够缓慢地获得。”
需要保护慢速的时间。一位寻求政治庇护的人士提出的血泪申请，往往会遭到掌权者的拒绝。这需要公众的支持、社会福利和它所能得到的配额。速度如果控制得好，没有什么可以超过它。人们可以依赖个人和职业的位置，在个人层面上用不同的方式保护慢速。但是为了不被速度生吞活剥，有必要自觉地加以选择。例如，可以做出这样的决策：
只在周一早上回复电子邮件；
周二去一个秘密的地方钓鱼，别人找不到自己；
每天上下班需要驾驶60英里，一个人在车上时，电话和收音机全部关掉；
周二与周三阅读专业期刊，不读报纸；
不设立自动留言电话，当自己不在办公室时，不用管那些未接的电话；
在用无线上网设备阅读新闻之前，总会阅读一首诗和两条注解；在下午4点半到晚上8点半之间，与自己的家人待在一起，不接触外界的事情；
每隔一周的星期三去听音乐会，或者去听管弦乐作品，不受干扰也从不间断；
只要现在这一刻适合自己，就要拒绝下一刻的打扰。
其次，延迟是伪装的祝福。它们会为反省产生空隙，人们不得不了解如何利用它们。说比做更容易吗？当然。但是每一次人们因为会议延期而觉得宽慰时，就开始意识到这一点。
第三，小木屋的逻辑值得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在北欧国家（包括芬兰），小别墅或木屋的概念具有特殊的含义。只有一半的北欧人可以轻易地拥有小别墅，但每个人都明白其深层的意义。当人们抵达那些小别墅时，会发现它们要么位于偏僻和荒芜的山间，要么就在海岸线附近的荒滩上（因为各种原因，丹麦除外），此时缓慢的瞬间接管了一切。人们把手表放在抽屉里，等到返回城市后才把它取出来。对于别墅是否需要电视、电话和互联网，很多家庭都发生过激烈的讨论——尽管这些设备可以带来方便，人们却羞于承认这一点。尤其是在挪威，许多人甚至拒绝在别墅中使用电。在这种环境下，产生压力的不是管理活动的时钟，而是管理时间组织的活动。孩子们上床睡觉会比平常晚一个小时，晚餐是因为饥肠辘辘，只要你喜欢就可以随意采摘浆果或钓鱼。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的想象特别丰富，下一刻似乎永远不会到来，不需要越过这一刻去看它，把它放到一边去。（这几行文字的写作地点就是——你猜测一下——在我们的小别墅里！）目前，现代社会很少有市民会梦想永久地回到这种令人喜悦的时刻。我们对其他的乐趣知道得太多，也非常理解我们当前社会的复杂性，知道回归天然的梦想确实非常具有吸引力。然而，我们别忘了别墅的状态完全不同于碎片化的匆忙情形，可是通常后者管理了我们的大部分生活。我认为在别墅的时间里，安排许多不同的活动会很有利，不过其前提条件是，这些活动不需要仔细精准的合作。（在这方面，似乎北部的人在处理专横的时间时，具有相对的优势；在英国，与此最密切的等价物似乎是板球，但事实上并非同一种事物。）
第四，所有的决策会排斥其所包括的事物。长时间的重要新闻节目以及很长一段时间待在偏僻的地域，可能会比其他的短暂选择更好一些；问题在于人们花时间做的每一件事，都需要寄生于其他事情之上，而后者可能也要花费他的时间。当我被其他不太苛刻和互相不太排斥的活动包围时，我怎样才能确定，用一学期阅读康德的著作和待在一个节奏缓慢的泰式小渔村里，哪种使用时间的方式比较明智呢？如果我按照优先顺序进行处理，又该采用什么标准呢？因为缺乏不证自明的标准，很多人试图找时间做一切事。结果是每一件事或每一个活动都痛苦不堪。这恰恰就是问题所在。
如果你有钱，可以不带薪休假，暂停工作和学习，并把孩子放到乡下友善的亲戚那里，让自己用上半年的时间搞一些有意义的活动。建议你首先考虑下列活动：
学习弹爵士钢琴；
在巴黎呆上6个月正确地学习法语；
在最新版的模拟城市游戏中，真正熟练地建构一座虚拟城市；
熟悉符号逻辑；
读一下《尤利西斯》这本小说；
照顾家庭并成为一个更好的厨师；
与朋友在咖啡馆或电影院玩个痛快；
在热带沙滩的吊床里悠闲地度过尽可能多的时间。
这些都是值得赞赏的好主意，但是自然不可能同时实现。可以把两三个主意合并在一起，但是计划中捆绑的主意太多，就会把事情搞砸。在这方面，我们这一代人有机会经历的概念，是我们的祖父母那一辈的十多倍，因而必定有所保留。报酬递减的原则和堆垛作用十分强势。
在前面的章节里，我提到有些人具有不同寻常的能量与精力，可以同时做12件事，而且都做得很好。然后在做第13件事时，突然间就会做得一塌糊涂，或者会因为病症发作而精力衰竭。与任何悲观主义或新勒德分子关于使用“停止键”的建议相比，这种见解是一个更有成效的起点。速度是一份巨大的礼物，直到它失控为止。与其他许多人类学家一样，我在田野工作期间也住在一个热带村庄里。村庄的日常生活根本没有我们想要的那样缓慢。对于大部分居民而言，时间不是一种可以测量的稀缺资源。生活以悠闲的节奏继续向前。自然的，数月之后我感觉非常厌烦。有趣的是，这也是许多村民的感受，尤其是年轻的男子和女子。他们从出生以后，似乎一直在等待生活的加速，因为他们生活在现代的边缘，接触的是大城市快速变化的电影与故事。
换句话说，他们不需要浪漫而无限缓慢的时间。现代就是速度。同时，埃科的“超现代性”的主要内涵，应该就是超速发展。
第五，有必要在快慢的时间之间有意识地进行转换。近来，坐立不安成了个人的一种特性，这种特性正在茁壮成长。一般来说，这种心理特征的出现，往往是缓慢时间遇上了对快速时间的期待。上下班高峰期和延迟的航班就是最好的例证。《明镜周刊》的一篇老文章（准确地说是在1989年的文章），援引了一个9岁小孩的话语：“我的老师比保姆雅达利说话慢，有的时候慢得让我发疯。我在想快点，让我回家去找雅达利，她能更快地告诉我这些事情。”
然而，1999年在联合国对小孩教育的调查研究中，一个5岁的小孩接受访谈时说：“我从来不去玩。因为总有人说快点，我讨厌匆匆忙忙。”总的看来，这两个案例表明了当今同时存在的两种对立趋势：别人的缓慢引起的坐立不安，以及外部对速度和效率的需求造成的挫折感。
两个小孩的观点之间的差别，自然已经被包含在这样一个事实之中：德国的9岁男孩（现在已经是一名大学生了）能够调整自己的速度，而5岁女孩的节奏则完全由外界决定。解决方案是有意识地管理自己节奏的变化。
很多事情人们永远也不需要知道。如果人们一天有几次能够做一些有趣的事，就会对自己更满意。大多数事情人们无需了解，即使是极好的东西。在这种背景下，比其他任何事情更重要的是，给自己的口味、价值观、兴趣和直觉装上健全而有效的过滤器。顺便说一句，这些东西只能够缓慢地获得。
为了让慢速的时间留存下来，不仅仅需要这些个人训练的项目，还需要政府、贸易组织、雇主组织、政治家和非政府组织的支持——必须将其嵌入社会的结构之中。仅仅呼吁每个人具有良好的心愿，还远远不够。好的愿望不受约束也无法托付给他人，迟早都会被制度系统埋没。人们很容易而且可以自由地伸出食指，说现在自己离线的时间多，很少看乏味的电视剧，读了一些好的老式期刊，不再写很多电子邮件，关掉了手机，乘坐火车而不是飞机去旅行，与小孩和老人呆上足够长的时间。虽然这方面的箴言具有较高的价值，但很明显它们也是有限的。如果要从根本上限制信息社会的副作用，就需要社会优先权。要是政治家、官员和企业主能够意识到，我们目前有一个黄金的机会，可以从快慢两个世界中获得最好的东西——如果我们只看到其中一个，那么我们将失去无法估量的价值，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正像19世纪工人阶级为了使工业制度为末端服务（不仅仅是为资本家服务）而不得不耐心并强硬地斗争一样，我们这个时代的斗争是为了稀缺的资源——慢速，这将导致更大的对抗。可能因为技术专家（包括许多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大笔的金钱都处于错误的一方，他们在效率上共享一个价值体系，几乎将其视为一种宗教信仰。
文章节选自托马斯·H·埃里克森书目《时间，快与慢》
推荐书目：《时间，快与慢》
作者: 挪威托马斯·H·埃里克森(Thomas H. Eriksen)
出版社: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后浪出版公司
出版年: 2013-7
ISBN: 9787550215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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