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报道说，有些地方房地产市场有些反常，能快捷获得最新信息的富人与官员群体在密集抛售房产。说这是“反常”，乃是因为房产是当今中国人最看重的财富和身份地位象征，放弃它一定是有什么原因。权贵人物“好生活”最吸引普通人眼球的是他们的豪宅和女色。豪宅和女色形成了富人“阔文化”的象征。媒体的频频有关报道，无论是以反腐还是窥觑为由头，都是抓住了读者对这种“阔文化”的好奇和羡慕。
“阔文化”是美国社会学家凡勃仑(Thorstein B. Veblen, 1857-1929)早就讨论过的那种“有闲阶级文化”。说起有闲阶级，人们也许会以为是无所事事、以打麻将来打发时光的懒散之人。其实凡勃仑指的不是这些人，而是那些最为忙碌的人群。从人类的前工业时期开始，他们的工作就是掠夺性的，他们凭借武力或狡黠掠夺财富，而不是靠技艺或劳动致富。有闲阶级虽然不比其他人对社会更有贡献，但其行径和养尊处优却不仅得到社会默许，而且还受到那些被他们掠夺和欺凌的其他人羡慕。他们不但未被视为寄生虫，反而被奉为能者与强者。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社会对工作的态度也随之改变。有闲阶级用强力赢取财富被视为一种荣耀和成功。相反，依靠出卖劳力而生活则遭到社会鄙视。
现代社会里，有闲阶级不再依靠公开的武力，而是改变了他们的职业特点，当然也改良了掠夺和炫耀财富的方式。他们以往专门寻求战利品或女色，而现在则代之以金钱和财富的积累。豪宅和各种高档名牌的服装、皮草、手表、首饰、汽车、游艇和其他奢侈品成为他们炫耀财富和身份的新道具，也成为以前挂在印地安人帐篷上的人头皮的现代仿本。
有闲阶级不仅因袭了古老的掠夺习性，他们的个人劫掠力量也一如既往地备受社会推崇。凡勃仑在分析这种情况时说：较早的掠夺性阶级必须具备部族里认同的那种超人一等的体力、武艺与狡黠。同样，在现代社会里，要能赢得其他人的敬畏，就必须拥有高人一等的权力、财力、影响力和控制力。在“力”的竞赛过程中，从事于、普通劳动工作的人们不能不自觉低人一等。他们会对有闲阶级怀有怨恨，但更多的是羡慕。他们并不认为存在有闲阶级有什么不对，他们只是对自己不能进入这个阶级愤愤不平。
现代的有闲阶级因善于掠夺而备受敬重和羡慕，凡勃仑却称他们是“未十分开化的野蛮人”。“阔文化”不仅说明了有闲阶级存在的现实，而且暗示了一种社会内聚力的本质。早先的经济学家并未能十分清楚地告诉我们，当社会组成阶级的利益发生重大分歧之时，到底是什么力量成功地把社会捆绑在了一起？为什么马克思阶级斗争观点所预言的革命并没有发生？凡勃仑对这个问题给予了自己独特的解答。他认为，下层阶级与上层阶级并不是针锋相对的，他们一起拥有一种看不见的，但却十分牢固的共存方式：
劳动阶级并不企图取代他们的管理者，他们只是试着去模仿。他们默认自己的工作远不如主人们的工作体面而高贵。他们并不想除掉比自己高等的阶级，他们只是设法让自己成为那个阶级的一员。正是这种心态，让他们怀有“富起来”的梦想，使社会得以保持平衡稳定。
豪富们拥有多处豪宅（且不说还可能占有多个女色），这些是他们的战利品，也是他们现实优越身份和能力的显示。这与一般人出于生存需要，倾毕生收入购置住房的消费是不同的。豪富们代表的不只是“富”，而且是更高级的“阔”。用炫耀性消费博取的社会知名度、声望和敬仰则又可以转化为进一步攫取财富的无形资本。他们的行为和价值观形成了一种被社会中大多数人接受和认可的，并有制度指标意义的“阔文化”。
人们所接受和认可的文化实际上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获取财富和占有财产的方式、社会荣誉的标志与显示、人的等级区分及其标准、工作的高下和贵贱之分、“成功”和“幸福”的观念、家长对子女前途的期待和指望——所有这些无不受到制度的无形规范，也无不在强化广泛存在的思想和社会习惯。制度和社会习惯受价值观的影响，一旦价值观发生变化，它们就会随之而变。“阔文化”既然是在中国人的价值观变化中形成的，它也一定可以随着价值观的再变化而被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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