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袁伟时：蒋介石的强国梦与宪政之路

　　 1943的中国，看看当时统治者的言行，或能在尘封中觅得若干历史智慧。

　　 在所谓“四强”后面

　　 通常认为，1943年前后，蒋介石和他的国民党最为风光的成就是在外交上。跻身“四强”，消除了不平等条约体系，对一个长期被侵略、被压迫的国家说来绝非小事。国民党和蒋介石本人，当时就曾这样大事宣扬。

　　 这些事的来龙去脉怎样？1942年元旦白宫对中国驻美大使胡适说：“可告知蒋先生，我们欢迎中国为四强之一。”同年10月10日，民国国庆，英美两国都发表声明放弃根据不平等条约取得的在华特权(英国有所保留，不放弃香港、九龙)。无论从那个角度看，中国被称为“强国”乃至“四强之一”，都是名不副实。受难百年，依旧积贫积弱，专制，腐败，令人心痛脸红。尽管如此，这件事仍然不失为中国军民长期坚持抵抗日本侵略的成果之一。但在看到这一面的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相关的国际背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极力想将中国扶植起来。他们打的算盘，一是支持中国抗战，有利于战争全局；二则希望催生一个民主和强盛的中国，有利于稳定战后亚洲的秩序。

　　 以此为背景，这一年里蒋介石及其领导下的国民政府确实在外交上风光一时。当时接连有四件大事：

　　 第一件事是1月11日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在华盛顿签字，中英同名条约同日在重庆签字，完成了美英放弃在华特权的法律手续。国民党藉此大肆宣扬，说一举解决了国人力图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百年之痛。

　　 实际情况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不平等条约取得的特权已逐步收回。开其端的是北洋政府。1921年11月开幕的九国华盛顿会议，讨论的就是中国要求全面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各项主要议题，都有程度不等的进展。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中掀起轩然大波的山东问题，在这个会议期间经过36次谈判，于翌年1月31日达成协议，得到比较妥善的解决。司法主权的收回，也是由北洋军阀打赢第一仗的。1926年，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方要实施建设大上海计划，把租界周围的中国地区建设成为模范城市，作为要求取消外国租界的基础。5月5日宣布自任凇沪商埠督办，而请著名学者丁文江出任总办，全权管理上海，实行这一计划。丁文江实际任期只有8个月，其出色建树之一，是亲自与上海领事团的代表——英、美、日领事反复谈判，于8月31日签订了《收回上海会审公廨暂行章程》，一举把租界当局属下的会审公廨收回，成立江苏管辖的上海临时法院。 总之，除了汉口、九江租界由群众自发行动收回的特例(时间也是在上海收回会审公廨之后的1927年1月5日和6日)，无论执政的是北洋军阀、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通过谈判逐步收回主权的，情况并无二致。

　　 又以关税自主权的收回为例，1925年10月26日开始北京政府和13国的代表开关税特别会议，至11月19日已经基本达成协议，承认中国享有关税自主权，从1929年1月1日起生效；条件是中国政府同时裁撤祸国殃民的厘金。就在这时，实际控制北京的冯玉祥战败，政局动荡，会议停开。26年2月复会，4月20日直系和奉系军阀联手又把段祺瑞赶下台，谈判又被迫中止，功亏一篑。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双方又回到谈判桌上，终于在1929年2月起实现了关税自主。

　　 这些外交成就是历届政府和颜惠庆、顾维钧等职业外交家多年努力的结果，不能完全归功于国民党政府。

　　 更令美、英和国民党政府尴尬的是，汪伪政权和日、德、意等国已经抢在他们前面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迫使他们不能不改变留待战后再行解决的初衷，宣布立即取消不平等条约。

　　 第二件事是1942年底至1943年6月，宋美龄历时七月的北美之旅。

　　 这位“第一夫人”长得漂亮，能说会道，加上珍珠港事件后，美国人民反日情绪高涨，她四处演讲、活动，对争取美国人民同情和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起了良好作用。在一个民主国家，民间的同情与理解绝非小事。从1882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第一个排华法案开始，美国一直在移民和取得美国国籍等方面歧视和限制中国人。宋美龄访美期间，正值美国朝野正在推动废除排华法，她的活动也有助于有关法案在国会顺利通过。经过她的交涉，罗斯福还答应了不少援助中国的要求。她和罗斯福的会谈，还就战后中国和亚洲不少问题取得了共识，为后来的开罗会议作了铺垫。

　　 第三件事是1943年10月29日中国驻苏大使代表中国政府与美英苏三国外长一起在保证世界普遍安全的《莫斯科宣言》上签字。这个宣言倡议战后建立联合国，建立世界安全体系。美国人费了不少唇舌，才说服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让中国排在美英苏之后签字，正式忝陪四强末座，从而为成为联合国发起国和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奠定了基础。

　　 第四件是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短短4天，中美英三国政府首脑多次会谈。《开罗宣言》郑重宣告：“三国之宗旨……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这无疑是一个重大成就。

　　 不过，在表面的光华后面，蕴藏着深刻的危机。一个专制、腐败的政府不可能真正成为对世界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强国。美英(主要是美国)不过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支持抬高中国。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他们不放心也看不起，内心充满鄙夷。

　　 罗斯福早就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与无效率”极为不满。开罗会议期间，他便对儿子坦言：“蒋尽管缺点很多，我们还得靠他。”而邱吉尔根本看不起蒋介石，对同蒋介石的会谈非常勉强。会议期间，蒋介石狮子开大口，要求美国提供十亿美元的贷款。而1942年，美国已经给中国提供了5亿美元的援助，这笔钱等于当时国民党政府全年收入的一倍。蒋提出这个过份要求后，美国财政部长私下大骂蒋是“他妈的骗子”，“让蒋介石那帮人跳长江去死吧！” 美国政府和国会没有什么人同意提供这笔贷款。当美国官员将实际情况通知蒋介石时，蒋氏居然称若得不到及时的援助，他的政府半年内将垮台，并以不派远征军赴缅甸和不修机场等威胁。美国国内一片骂声，说蒋的行为无异于勒索敲诈。

　　 由于名不副实的“四强”之一的蒋介石政府不能承担重任，为换取苏联在对德战争结束后出兵打日本，1945年2月4日至11日举行的雅尔达美英苏首脑会议上，他们又达成了损害中国主权的秘密协定。

　　 又如《租借法案》，美国提供给英国和苏联的租借物资，完全交由英、苏本国政府自行处理；而对中国，却有一个附加的条件，物资的处置必须在美国代表的监督下。无他，因为国民政府腐败，臭名昭彰。

　　 到下一年，国民党军大溃退，日军横扫湘、桂，直逼贵州，美国政府干脆旧话重提，让美国将军统率全部中国军队！那里还有什么“四强”的影子？

　　 1943年，墨索里尼垮台了，欧洲法西斯彻底失败已指日可待。美军在太平洋也节节前进。同盟国如日中天，唯独蒋介石及其政府在走下坡路。

　　 宪政之路

　　 关键在内政。那么，这一年中国内部有哪些引人注目的事件？蒋介石对内政又有什么考虑？

　　 当时有两件事在海内外闹得沸沸扬扬。

　　 一是突然浮出水面的大灾荒及因而引发的封报事件。

　　 1942年冬到次年春天，河南、广东大灾荒，导致3000万河南人死了300万，广东也饿死300万，都占当时全省人口的十分之一，狗吃人，人吃人，惨不忍睹。

　　 问题的严重性最初是被美国记者察觉的，他们欲披露此事，蒋介石摇头不信，对灾荒轻描淡写，说“有灾也不会太严重”。所以会饿死那么多人，就是由于“最高领袖”不相信，不但没有及时采取救灾措施，还照样征粮！ 1943年2月1日，《大公报》以《豫灾实录》为题报道了大灾荒。王芸生奋笔写就《看重庆，念中原》，第二天作为社论刊出。蒋介石看了勃然大怒，亲自下令将《大公报》停刊整顿三天，王芸生应美国政府邀请赴美，已经买好机票，也不准成行。

　　 另一件事是高官大贪污。当时几乎无官不贪，高官更带头贪。身为行政院院长兼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便是一个活标本。

　　 1942年国民党政府利用美国贷予的5亿美元，提出一亿美元为准备金，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储蓄券”，规定按20元购买1美元储蓄券，抗战胜利后凭券兑换美元。当时美元的黑市价已经是110元兑1美元，孔祥熙一面下令停止出售美元储蓄券，一面则由其部属出面，利用职权将尚未售出的350万美元储蓄券按官价购进，归入他的私囊；还有799万5千美元的储蓄券则由中央银行其他人员购进私分。

　　 1943年，当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傅斯年提出质询，监察院院长也提出弹劾时，蒋介石竟一面利用新闻检查制度封锁新闻，一面通过他的侍从室拿走全部材料。蒋介石派遣侍从室主任陈布雷说服傅斯年，以国家利益为藉口，力图把丑闻隐瞒下来，说一旦公开腐败案，日后恐再难得到美国的支持。蒋介石还请傅斯年吃饭，极力拉拢，冀图让傅斯年相信，他会认真处理此案。蒋的真实意图是不了了之。此事一拖再拖，经过傅斯年等人反复抗争，直至1945年，才迫使孔祥熙下台。既然“最高领袖”对贪污大案持如是态度，上行下效，各级政权的腐化便一发不可收拾了。

　　 灾害和贪污，都不奇怪，任何国家和政府都会经常碰到。问题是在不同政治制度下会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和结果。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亚马蒂亚·森有个论断：“饥荒从来没有发生在以下国家：独立，经常举行选举，有反对党提出批评，允许报界自由报导、并可对政府政策是否明智提出疑问而不受严密审查的国家。” 道理非常简单，在民主、自由社会里，某一届政府不关心人民疾苦，甚至不管人民死活，人民就要通过选票让你下台让贤。河南旱灾惨剧实质是人灾，是剥夺新闻自由和政治独裁专制的恶果。贪污能否彻底遏制，同样取决于有没有政治民主、分权制约和新闻自由。这些都是宪政问题。

　　 当时没有宪法，只有国民党自己制定的所谓《训政时期约法》，规定由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中央统治权”，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离民主十万八千里！1938年，“为集思广益，团结全国力量起见”，弄了一个咨询性的国民参政会，规定只有“提出建议案”、“提出询问案之权”；也可以讨论“政府对内对外之施政方针”，但通过的决议是可听可不听的；也不承认国民党之外的政党存在，连中国共产党的“参政员”也只能以文化团体代表的资格参加。

　　 当时，独裁专制统治造成的全国性的官员腐败和严重的通货膨胀，招致民怨沸腾。美国政府对此非常不满，国内的批评更连绵不断。共产党、民主同盟等反对党固不待言，就是国民党内，要求实行民主、宪政的呼声也非常强烈。国民党西南联大区党部的党员教授蒋梦麟等就曾召开会议，公推冯友兰拟稿以区党部的名义致信蒋介石，要求国民政府为收拾人心而开放政权，实行立宪。信中写道：“睹一叶之飘零，知深秋之将之。”“昔清室迟迟不肯实行宪政，以致失去人心，使本党得以成功。前事不远，可为殷鉴。”据说，蒋看罢“为之动容，为之泪下”。

在内外压力下，国民党政府已经非变不可。1943年9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一中全会，在开幕式上蒋介石说：“战争结束的时间，决不会超出我本年春季所说的两年之内。”因此，要讨论如何建国的问题，“而政治建设的基础，就在宪政的实施。”“宪政实施以后，本党还政于民……在法律上本党应该与一般国民和普通政党处于同等的地位，在法定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之下，享同等的权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