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是人们公认的对客观世界常见现象的认识。这种认识，是对客观世界进行更为深入、更为系统的探索的起点，没有这个起点、或者说没有基本的常识，就谈不上对客观世界更加深入系统的认识和把握。起点错了、或者说违背了基本的常识，那就会”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在认识和行动上铸成大错。
遗憾的是，半个多世纪来在华夏大地上总有人出于某种政治需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人们公认的常识，将国家引入歧途。而被这种人操控的媒介或宣传工具，总会不遗余力地加入这种挑战常识的鼓噪，把大千世界搅得一片混沌，给亿万民众带来严重的苦难。
这方面最为经典的事例，便是胡话连篇的”大跃进”和”粮食放卫星”。不论水稻、小麦、玉米、油菜、棉花或其他作物，每亩产量从千斤、万斤一直吹到十几万斤、几十万斤，根本无视最基本、最起码的常识，我当时接触到的一些祖辈耕作的老农私下说：全是一片梦话，把稻谷和稻草一起加拢来，也到不了这个数！除非在地面铺上几寸厚的稻谷，要不然根本到不了这个数！可是掌权者及其吹鼓手，执意要向人所共知的常识挑战。结果当然一败涂地，可是还死不认错，偏要按这种吹出来的产量向农民要粮，农民交不出，便挨家挨户、翻箱倒柜地搜，一直闹得哀鸿遍野、饿殍遍地，创下人类历史上和平时期饿死人的世界纪录。
这种荒唐的做法到”文革”时期又推上了新的更加荒诞的高峰。不过这时挑战的不再是生产常识，而是文化常识、历史常识、社会常识、人伦常识等人间一切常识。只要发现谁家有幅古代名人书法绘画，那就是妄图复辟封建主义；只要发现谁家有本民国时期的报刊、里面有点当年头面人物的照片或文字，那就是妄图变天、盼望国民党卷土重来；只要发现谁家有海外亲属寄来的片言只字，那就是里通外国、充当帝修反的特务间谍，……凡此种种，当事人都要挨批斗、受关押、甚至遭遇杀身之祸。运动的发动者及其操控的媒介和宣传工具，为了自己的政治需要，利用红卫兵和中小学生的无知，挑战人间一切常识、挑战人类基本良知，把亿万民众投入了一片血泊之中。
“文革”结束，国家进入了拨乱反正的新时期，这种情况有了较大的改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认识论的基本常识有所普及，历史和现实的是非，应该让实践来检验、让民众来评说。可是，历史的发展常有严重的惯性，挑战常识的事例仍不少见。
先说一件每年都会遇到的事例。10月1日是中共建政的节日，可是从中央到地方，媒体上总是把它说成是”我们祖国的生日”，甚至堂而皇之地声称”这是我们祖国多少多少年的华诞”，这不是太可笑了吗？我们祖国五千年的文明史，怎么被缩短为五十几、六十或六十几年了？那些眼睛盯着每张报纸每篇文章每个标题的审查官们，怎么都认可了这种无视常识的笑话了呢？有位所谓的作曲家，竟然在他创作的歌曲里反复咏唱：”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请问在他眼里1949年10月1日以前到底有没有中国呢？如果有的话，他又依据什么说这个存在了几千年的中国是出生在十月一日的呢？多少年来，这样的歌曲长盛不衰地在媒体播放，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再比如对历次政治运动的评价，所谓”基本正确”、”成绩是主要的”、”功大于过”等等，常常违背基本的数学常识和统计常识。就拿1957到1958年的”反右”运动来说，在帮助中共整风的过程中，被打成”右派”的人数在55万以上（一说为300多万），经过1970年代末的复查，几乎都已”改正”。”反右”时期报上点名的头面人物，不予改正的只有五位，在当年公开点名的千百个”右派分子”中占比不到百分之一。其他百分之九十九（甚至九十九点九）以上的”右派”都已改正了。一个运动错案率如此之高，却还要说它是”正确的、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这不是挑战最起码的数学常识吗？这还只是数量上的考虑，如果再从当年多数”右派”（包括未获改正的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人）的实际言行来看，不就是要求改进党的领导、推进国家的民主改革吗？认真地回顾一下整个历史进程，用现代民主的观点分析一下这些言论主张，把他们打成”右派”真是正确的和必要的吗？
这种挑战基本常识的事例，近年来又有重新泛滥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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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有人在官媒上发表长篇大论，大肆讨伐宪政民主，大谈宪政之不可行，认为宪政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决不能采纳或仿效，甚至还有人下令宪政概念不能在高校教学中讲授。这不是咄咄怪事！宪政者，依宪治国、依宪施政之谓也。这是有点政治头脑的人都知道的常识。我们不是有宪法吗？难道我们不该贯彻宪法、依宪治国、依宪施政吗？不搞宪政，难道我们应该搞人治、搞独裁？难道应该废除宪法、重新回到毛泽东津津乐道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状态吗？
再比如，我们国家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进行过”三大改造”，即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对个体手工业、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此以后在我们的国土上彻底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建立了公有制（包括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一统天下；彻底消灭了市场经济（连老大娘卖几个鸡蛋，都作为资本主义尾巴被禁止了），全面实行了计划经济，从生产、流通到消费，全部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在城镇，对私营经济先是公私合营、给私方付定息赎买，后来干脆取消定息收归国有，迨到”文革”时期，城镇全部土地、房产、工商企业、各种生产资料都已国有化。在农村，先是合作化、随后公社化，而公社既是经济组织、又是政权机构，统领当地工农商学兵一切事业，实际上农村的各种生产资料也完全归于国家支配。这便是毛泽东时代建立的整套社会制度，这便是当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果”。
毛泽东时代建立的这套社会制度，经过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已经彻底废除和改变了。现在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各种所有制并存，今天的民营经济不论从绝对数量还是从所占的比重来说，远远超过”三大改造”之前的私营经济。现在实行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从根本上取代了当年的计划经济。这种天翻地覆的变化，已是国人和世人共知的事实，也就是国人和世人公认的常识。
奇怪的是，如今官媒谈论中共的”丰功伟绩”时，总要重申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夺取政权）、建设（即”文革”结束之前的27年）和改革开放这三个时期的”辉煌成就”；谈论毛泽东的”丰功伟绩”时，除了推崇他领导全党夺取了政权之外，还要强调他奠定了新中国的基本社会制度，还要强调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继承他所开创的道路和伟业。明明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改造”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恶果已不复存在了，明明毛泽东时代建造的公有制一统天下和计划经济模式已不复存在了，可还要重申他创建了这个国家的基本社会制度，这不是无视现实的变化、无视人所共知的事实和常识吗？已经被历史否定了的东西，竟然还是他的丰功伟绩，这是什么逻辑？莫非谈论者有意要恢复那已经否定了的一切、来个否定之否定？
回顾起来，所有挑战国人常识的行为，都有其特殊的政治目的、都是为特定的政治需要服务的。对于此，本文不想展开论述，这里想说的只是：常识总归是常识，只要它是社会现象的正确认知，谁也无法否定它、违背它。如果出于某种政治需要而来否定它、挑战它，不仅徒劳、而且注定要碰壁的。如果以为绕点弯子、编点说辞，就能自圆其说、达到否定常识常理的目的，这就未免过于低估了民众的智商。到头来只会遭到民众的讪笑，以至失去自己的公信力。试问：你连社会历史现象的ABC都闹不清(或者是有意混淆)，还能指望人们相信你的高谈阔论、相信你的高明教导吗？
（2014年1月）
张允若，复旦大学新闻系1953年毕业。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系教授。 曾先后在江西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大学等校执教。1988年、1998年两次主编全国通用的《外国新闻事业史》自学考试大纲和教材。 出版的主要著作有：《西方新闻事业概述》、《外国新闻事业史新编》、《外国新闻事业史教程》、《张允若新闻传播文集》等。在国家级或省级刊物发表论文150多篇。退休以后作为自由撰稿人在多家网站上辟有个人博客或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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