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炫民族风”的音乐震耳欲聋，大叔大妈们的脸涨得酱紫，在被冠以“城市广场”之名的水泥丛林开阔地里，捉对挑起了交谊舞。一曲未终，调子又换成了“今天是个好日子”，后排等候已久的大妈立刻插上，手中扇子刷地甩开，随后，只见几十位中年大婶手中抖动着扇子，随着音乐竭力摆出各种糟心的造型。不久，音乐不知怎么变成“江南style”，于是，广场上的大叔大婶又集体蹦跶起了健身操，随着他们肥胖身躯起伏的，是一波又一波的噪声和旁若无人的自信……
以上是比较典型的“广场舞”场景，据说此舞如今已成了一大社会公害。生活在密密麻麻的城市水泥丛林里，人们的宽敞空间本就不多，如今还被广场舞的舞团强占去，佐以高分贝的网络神曲和大妈舞姿，是为视听的全面污染。难怪最近有新闻说，浙江温州某广场的住户们不堪其扰，干涉未果之后，决定以暴制暴，合伙买下一巨型高音喇叭，每当广场舞音乐响起就同时播放“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立即停止违法行为!”，用噪声成功逼退跳广场舞的大妈们。
新闻看罢一笑，却又产生两个疑问。第一，为何大叔大妈对广场舞情有独钟？其二，为何人们与广场舞者屡屡沟通失效，最后不得不粗暴应对？个中道理，探究起来别有一番意味。
要说这广场舞，看上去不南不北，不中不西，实在不是个玩意儿。但以起源而论，却来头不小，其最火热的时段大约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此类舞蹈还不以广场舞称，而叫忠字舞。有好事者考证其系音乐舞蹈剧《东方红》的衍生品。这部今天看来十分无厘头的舞蹈剧，在那个极端的年代风靡异常。流风所及，经常会有一群绿军装红袖标，脸色同样是涨得酱紫的青年男女，伴随着高音喇叭里《大海航行靠舵手》、《北京的金山上》、《敬爱的毛主席》等等红歌，在革命的广场上，在游行的队伍里，跳着整齐划一赛机器人的舞步。那时，舞者手里拿的不是红红的扇子，而是红红的毛主席语录。他们眼里射着无产阶级胜利的金光，脚下踏碎一切牛鬼蛇神，乌泱泱一片，舞将过来。当时有一首词，“忠字舞，狂且野，飙轮火被金光射；忠字舞，野且狂，舞兴浓处昼夜忘。”亢奋癫狂之态，跃然纸上。
时间一晃，白驹过隙。女红卫兵成了大妈，语录歌变了网络神曲，革命广场改建成商业步行街。但是，相承自当年的革命豪情依然没有变，只是如今的方式更加娱乐化了。那些曾打倒阎王，解放过小鬼的革命青年，今天仍可以堂而皇之迷恋高音喇叭、迷恋广场散发的热情、迷恋节奏强烈、整齐划一的舞步。所有这些都是当年的革命小将们最恋恋不舍的东西，也在他们身上烙下了最明显的时代印记——一群集体主义覆巢之下的累卵。
然而，又是什么让这群人一辈子被集体宣泄的情绪所感染，成为一具在集体中热烈表演的木偶，并且丝毫不顾及他人的感受？我想，这恰恰是由于孤独。人类的孤立和孤独是产生集体主义的必要条件，我记得汉娜.阿伦特这么说过。
当人们容身于集体情绪的亢奋之中时，个体性就像水里的糖一样消融无迹了。人们得以逃避孤独，但也牺牲了独立的人格和理性思维。在《极权主义的起源》里，阿伦特写道：集体主义“致力于一种使人在其中成为多余者的制度。只有在一个使人像毫无自发性的傀儡一样，仅能作出有所限制的反应，只有在这种世界里，极权的权力才能获得和维护。正因为人的资源如此之大，所以只有当他变成一种兽性人的种类时，他才会完全被统治。”这段描述如果移用来解读忠字舞背后的集体心理症候，也是十分精当。
社会学家告诉我们，不同的社会会主动塑造与之相适应的集体性格。忠字舞背后的集体性格，是和文革时期的社会形态相适应的。那种社会需要“螺丝钉式”的人格，为一个理想、一个主义效忠是这种集体性格的终极目的。在今天看来，这种极端的集体性格当然无法理喻。毕竟，时代变了，社会变了。今天的商品经济社会强调多样性，其塑造出的集体性格已经和过去毫不兼容。人们不再遵循领袖的“最高指示”，也不用将自己投身于狂热的集体主义癔症而获得政治上的合法，人们更关心的问题是个体的自由、不妨碍他人的自由以及创造良好的公共空间。这些价值观，与当年跳着忠字舞、今天跳着广场舞的大叔大婶的理念格格不入，甚至可以说，他们不存在更多理性沟通的可能。年轻时吞下一颗红心的大叔大妈，就这样成为了与今天主流社会价值理念脱节的孤独人群。
跳广场舞的人是“孤独”的，但这种孤独并不可耻，它只令人生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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