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7月份,王文志也曾实名举报宋林在华润收购山西金业煤矿资产中严重渎职,造成巨额国有资产流失后,但举报并无下文。

前天,宋林先是信誓旦旦在集团官方网站刊发声明反击,并以未具名高层身份,通过《第一财经日报》等媒体吹风:称宋林仪表堂堂,不可能看上样貌似乎一般的杨某。

这篇罕见地使用化名“项梓”的报道又说“照片上,床上两个人穿得都正正规规,目光很正常地对着前面。你能想象这是真有不正当关系的男女的行为吗?”

未想当晚风云骤变,宋林忽然被拿下,使得这些撇清变得有些尴尬和滑稽。

最早将举报矛头指向宋林的,是前《山西晚报》、《成都商报》记者李建军,对宋林的这一结局,李建军表示,“这个结果,看似突然,却早在意料之中。”

李建军回忆,这个事情最早进入媒体视野,是在2010年交易刚刚发生时,就已经引起一直对上市公司交易极为敏感的财经类媒体极大关注,质疑不断。

当时,有记者从相关人员处采访,加上通过公开报表进行分析梳理解读,已经基本判断整个交易规模在100亿左右。

另一线上,华润内部人士有关华润并购山西金业、华润联盛和内蒙古五间房煤矿存在暗箱操作的举报已在进行,并引起高层批示,及国家审计署派员进入审计。当时举报者和媒体未能形成合力,因体制内人士总是迷信那种走“正规渠道”作用,不想也不敢去跟媒体接触。

华润作为中资在港最大企业,内部派系林立,例如有传说,其总经理乔某就和宋林颇有水火不容之势;而华润高层手眼通天,掌握巨额财经资源,与北京许多政治家族有直接联系,因此,也成为权力交接后争夺的热点。

当时,曾因和山西公安厅从苏浩、到李亚力等多位副厅长缠斗多时的李建军引起了内部爆料的关注。

一封匿名邮件发到了他的公开邮箱,李建军回信举报者,一是要求见面,二是要求提供支撑举报的相应文件资料。经过长达半年多的断断续续马拉松式秘密联系后,真正的举报人虽没见到,但总算见到了两次“信使”,他们当时所可能提供的资料也基本提供完备。

李建军结合原先已经获得的张新明的工商等财务资料,开始解读这些资料及推敲证据链条,这个过程,引起了《时代周报》的关注,派记者邓全伦跟进。

在国内媒体中,有关华润案的报道,《时代周报》邓全伦是最早接触到的,他是第一个到山西现场调查的记者,但他的稿子被华润通过广东省宣公关。

此后国内仍有多家媒体跟进,其中最为有力的是《中国经营报》记者李旭东的报道。李建军至今认为,各个媒体报道华润并购金业弊案的所有报道,仍以此篇报道最具权威及标杆意义。

此后,李建军在和君创业等机构协助下,开始代表华润小股东到香港维权:有跨国诉讼经验的陈若剑律师加入、有对中国股市非常熟悉的专家团队加入,小股东维权新闻发布会开始,国内媒体纷纷卷入。

李建军认为,宋林之结局早已注定。尤其,财经杂志那篇《起底煤商敛财术》(原名《华润合伙人》,后标题被改得相对和谐),在去年11月底审计署再次形成审计报告和石油系案件已经接近收宫情况下推出,至少从媒体角度,这篇稿子终于判了华润宋林的死刑,随即,山西富豪邢利斌之被抓捕,一切都已“水到渠成”。

当然,王文志最后挥刀一击,功不可没,毕竟男女作风这种问题,尤其还有照片这种难以否认的直接证据,正是水到渠成。

宋林被查,又一轮造神和意淫狂欢已经拉开序幕,一如上次罗昌平“拉下”刘铁男,有些官媒开始在喊什么“庶民的胜利”或者“媒体人的胜利”。

对此,《中国经营报》记者李旭东评价是:欢呼媒体人胜利的,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在了“成功地上达天听的谏臣”位置,这是一种自轻自贱,一种以现代传媒包装起来的传统奴性。

李建军认为,宋林这案,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各项条件具备,朝野及中间可能涉及的各个利益群体或明或暗共同合力之结果,但并不足以开出可以遵循和仿效的新路。

在李建军看来,记者报道和揭露过的,至今未被查者,未必是我们报道不力甚或无能之过,更非记者之耻,而是该尽责而未尽责乃至同流合污的有关部门之耻。举报再扎实,有关部门就是不行动,你又奈何?甚或把他学刘虎般抓起来,鸡蛋里挑骨头般查,他敢说自己经济上有刘虎那么清白?

在他看来,举报也好,爆料也好,爆料者和举报者所扮演的角色,其实最终还是别人喂料我们往外吐,顶多中间进行了点深加工。

其实细思一下,从头到尾,从来料到最后是否查处、怎么查,我们真能发挥什么作用吗?专门给别人当打手自非所能接受,但最后看结果,事实上也就是被人当枪使的角色而已,更悲哀的是,“我们有时根本不知谁在背后扣动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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