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体以《中国去年930万人移民，富豪移民首选美国加拿大》等为题报道，称2013年中国以930万的移民数量，成为仅次于印度、墨西哥、俄罗斯之后第四大移民输出国。该报道引起相当多人的关注，不过，经有关人士查证，上述数字是错误的，930万并非2013年一年的数字，而是截止到2013年的大陆移民总数量，来自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的原始报告同时指出，1990-2013年，大陆移民总数为520万，年均约为22万多。
从大众观感来看，近年来，大陆移民速度明显加快，一年究竟有多少移民，也有参考数字，如2012年移民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中国人分别为81784人、33018人、29547人、7723人，总数为15.2万人，算上移民欧洲等地的，年均移民在数十万人之谱，不算夸张，而这尚不包括长居国外但并未改变国籍的各路裸官、裸商之家人，对比此前平均数字，加速趋势一目了然。中产人士的饭局之上，移民已成为例行话题，以致有人戏称“贫贱不能移”是没有钱移民的意思。
华人外移，由来已久，如今遍布东南亚的粤闽后裔，就是数百年持续移民的后果，清朝首任驻英大使郭嵩焘的《使西纪程》一书中，即使远至红海，也可见华人定居的情形。不过，这些移居者大多为生计所迫，或为寻求更好的发展，多为底层升斗小民。此一传统，也于改革开放后被继承，1980到1990年代率先大举移民的，也多为闽粤沿海之底层民众，为求发展，无数人不惜以身犯难，浮游怒海。既造成了诸多的悲剧，也有如今日美国赫赫有名的福清帮这样的产物。
中上层华人移民也非始自今日，1949年国共内战结束，大批华人移居海外，其中多为革命前的中上阶层，其中不乏文化和学术精英。对此种历史大变动，港台新儒家唐君毅先生曾有《花果飘零与灵根再植》一文论及，并展望：“此种中国人之今日之飘零分散在四方，亦即天之所以‘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乏其身，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而使其有朝一日风云际会时，共负再造中华，使中国之人文世界花繁叶茂，于当今之世界之大任者也。”其对故土不忍之眷恋，与对自身信念之坚守，令人动容。
迁延60馀年，唐君毅先生期待的“风云际会”仍未到来，在市场新极权之下，大陆经济蓬勃发展多年，“中国崛起”、“中国模式”论一时甚嚣尘上，唐氏心目中的“再造中华”似乎遥不可及，但在一定程度上，正因如此，方有今日大陆的移民潮。中上层移民，非生计所迫，也大多非求更大之发展，在大多数情形之下，移民实际上会带来社会地位和生活质量之下降，之所以毅然迁居，除为儿女计，更多是出于对未来的忧虑。大陆市场化极权体制之下，既有相当的经济机会，但不受约束的权力和法治秩序的匮乏，又使得这些中上层人士感到不安全，一是个体性的，担心自身在充满风险的制度环境下的财产安全乃至人身安全，一是社会性的，担心如此体制运行之下社会冲突加剧，未来出现不测的社会巨变，遭受池鱼之灾。无论是在饭局上还是社交媒体上，类似忧虑的表达比比皆是。也因此，今日远走海外的中上层人士，倒是与60多年前的前辈若出一辙。
此种情形，与1980年代前后的台湾若相仿佛。在经历了高速经济增长之后，台湾依旧处于威权统治之下，与美国断交、美丽岛军法大审、十信案等事件，更使得部分台湾中上层感到忧虑，而有移民之心。此外，出于对前景的担忧，各种投资行为也被压缩乃至取消。这种情形，给台湾的社会心理造成了相当冲击，求变之心乃成为思潮之主流。如台湾学者林佳龙就认为，1980年代初期的投资率大幅度萎缩，是促使蒋经国最终做出政治改变的原因之一。而在民主化之后，台湾社会的移民倾向越来越少，相反还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才、资金和创业计划回归，根据统计，台湾留美博士回归率为57%，而大陆则仅仅是区区8%，这还是在大陆经济持续发展，当局推出多项吸引措施的情形之下。
与当时的台湾类似，大陆大批中上层人士的移民，也会对经济运行构成影响，透过合法或不合法的渠道，资金外流已经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此外，移民潮还会对社会心理造成冲击，但是，与面对投资萎缩一筹莫展，最终选择政治变革的台湾威权体制不同，大陆的市场新极权体制之下，体制依旧掌握着大部分核心经济资源和相关产业，可以通过加大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投资来维持经济增长，这不仅是刚刚过去这几年的实际情况，也是体制的自觉选择：体制通过掌控核心经济资源而拥有经济主动权，以此拒绝作出任何重要的政治变革。
也因此，尽管移民潮不断升温，体制并不曾作出任何回应，相反，无论是在意识形态上还是在经济政策上，对于新兴社会阶层的警惕、防范乃至打压，却有加剧之趋势。放眼未来，更可能出现这样的攀升螺旋：包括民营企业家在内的新兴社会阶层的出走，会降低投资率，而这又进一步刺激“国进民退”，使得体制更加依赖政府和国有部门投资，而在既有的权力经济格局之下，这又会进一步促使新兴社会阶层出走，如此循环往复，直到经济运行在内外压力之下，出现重大危机。在这个意义上，花果飘零的新时代，其实也预示了一个不测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