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终于也要对当代国际政治作出一点原创性贡献了，这个贡献就叫做“香港问题”。众所周知，香港回归中国后的制度安排叫做“一国两制”，据说这是邓小平的原创，古今中外都没有这样提法的。可是这一国两制谈不上是对当代国际政治的一种贡献，因为它留下了一大堆问题，别人是不会照着学的。“一国两制”贡献的与其说是一国内不同区域与中央政府关系的新的制度安排，不如说是提出了一个问题，即香港这样的区域，和中央政府到底是什么关系。今年的香港“七一”大游行和中国政府的香港白皮书，香港民间发起的争普选公投和显然有中央 及香港官方涉入的“反占中”签名游行，都证明了“一国两制”不是一个答案，而是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邓小平布下的局。1984年中英谈判香港回归，英方谈判小组的卫奕信回忆：“我们希望制定出犹如大英百科全书般详尽的协议，但中方想要的，却是一份两三页A4纸大小的文件。”最终签署的联合声明正文，1536个字，恰好两页纸。
为什么邓小平不要“大英百科全书般”的详尽协议呢？想必邓小平是有算计的。国家与区域之间的政治安排，英国这个老牌帝国有丰富的经验。从中世纪欧洲封建制度，到当代民族国家和主权观念，英国人在概念和制度方面做出的创新与贡献是最多的。英国人也善于与时俱进，从当年的日不落帝国到现在的英联邦，从美利坚的独立到印度的独立，到处留下了央格鲁萨克逊人的政治遗产。英国人搞政治，就像伦敦的商人做买卖，喜欢谈判签合同，签下来就可以交易了。将来市场变了，也可以再谈再签合同。即使是战争，最后也都要签协议。“大英百科全书般”的协议是他们的强项。可这一套是中国人不喜欢的。中国人喜欢模糊一点，模糊一点就有了赖的馀地，好话尽管说，把对方忽悠晕了，签下来以后再赖不迟。这是中国人的强项。邓小平承诺说五十年不变，就是一句不可兑现的忽悠。他坚持只要两页纸的协议，就是坚持要在谈判中扬己之长避己之短。
于是，“一国两制”成了“香港问题”。一国两制到底是什么关系，现在是谁也说不服谁，两页纸的中英联合声明里没有答案，香港基本法里也没有答案，白皮书和反占中游行拿出的是“比肌肉”的逻辑，只有流氓打架才用这个做答案。
香港和中国的关系，就像半个世纪前中国和西藏的关系一样，不是“你是我的一部分”能概括，也不是“一国两制”四个字能回答所有问题的。当初解放军打下昌都，却不长驱直入，停下来和西藏政府签订十七条协议。毛泽东一再要手下那些将军们，进了西藏要“谨慎”，为什么？因为西藏和后来的香港一样，本身就是一个国家，而这国家又和中国很不一样。
就拿香港来说，香港有确定的领土领空领海和边界，边界上有关口和海关，中国公民进香港还不如美国公民更便捷。香港有自己的税收和政府财政，不向中国政府纳税。香港有自己的中央银行，发行自己的货币港元。香港有自己的邮政，使用自己发行的邮票。香港有不同于中国法律的司法体系，使用不同于大陆法系的普通法，有自己的法官，有完全不同于中国司法部的律师体系。香港有自己的市民，颁发自己的身份证件，这一证件在国际上的地位不同于中国护照。香港也向来访的外国人签发自己的签证，也就是说有自己的外交。所以邓小平坚持解放军进香港，是有他的考量的。这是一个象征，否则香港就具备一个国家的所有元素了。
在历史上，香港和英帝国的关系就是一种宗主关系。等到香港回归的时候，宗主权的概念过时了，当代政治学中的现成概念是“联邦制”或“邦联”，所以英国人希望有“大英百科全书般”的协议来厘清这种关系。如果照这样的协议来规定，香港就有自己不受干预的“内政”，今天的香港就不会是一个问题。
其实，中国政府不去干涉香港内政，也可以相安无事的。但是中国政府太缺乏“制度自信”了。法轮功能够在香港合法地活得好好的，就足以让江泽民半夜做恶梦。没有“大英百科全书般”的约束，中国政府不可能不对香港做工作，香港人则早晚要面对中央政府的渗透和压力，起来保卫自己。
香港问题今天仍是一个问题，明天答案是什么，还在未定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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