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刘申宁：甲午战败的历史解读

　　 今年的7月25日，是甲午战争120周年“国耻纪念日”。在21世纪的今天，回忆这段历史，记住这个教训，仍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场战争，从本质上言，是一场完全意义的近代战争。大清之所以惨败，就输在近代化意识和政治制度的落后之上。

　　 这是一场深刻影响和改变东亚局势的战争，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世界历史。对于受战争影响最大的中国，历史的深刻性在于：战争失败了，其失败的原因仍在继续的追问之中，对这场战争的历史解读在百年之后才刚刚开始。

　　 李鸿章、伊藤博文，分别是当时中日两国最杰出的政治人物，他们在相同历史条件下截然不同的命运，可以说是两个国家政治人物和民族命运的一个缩影。时至今日，仍有极强的现实反思和警醒意义。

　　 “现实反思和警醒”之处在哪里？《马关条约》签订前日本首相、全权代表伊藤博文与清政府全权大臣李鸿章有一段发人深思的对话：

　　 伊藤说：想当年中堂大人何等威风，谈不成就要打（指1884年伊藤因日本想侵略朝鲜之事来华与李鸿章谈判，被李鸿章断然拒绝一事），如今真的打了，结果怎样呢？我曾经给过大人一句忠告，希望贵国迅速改革内政，否则我国必定后来居上，如今十年过去，我的话应验了吧？

　　 李鸿章：改革内政，我非不欲做，但我们国家太大，君臣朝野人心不齐，不像贵国一样上下一心。如果我们两人易地以处，结果会如何？

　　 伊藤思忖片刻，表示：如果你是我，在日本一定干得比我强；如果我是你，在中国不一定干得比你好。

　　 在举世关注之外交场合，面对“东瀛倭国”首相伊藤博文一番咄咄逼人，充满揶揄、教训的话，身为“天朝上国”大学士的李鸿章作了极为坦诚的回答。而内心深处，作为“中华千古第一完人”曾国藩的大弟子，此时的李鸿章究竟是羞愧交加？还是悲愤难禁？抑或急火攻心？

　　 120年后的人们应如何解读这场战争的失败呢？或许站的远一些，看的更清楚。

　　 思想

　　 国民是战争胜负的基础。而国民的力量来源于思想的成熟度。造就最强大国家的首要条件不在于制造枪炮，而在于造就国民的坚定信念。如果中国真正想要强大，就一定要让自己的国民对这个体制有高度的认同，让人民发自内心地相信这个国家是伟大的，而不是仅仅靠少数人的宣传灌输和舆论管制。

　　 百姓是不是国民，有两条重要的标准：一看有没有权利；二看有没有财富。日本在明治维新的同时，搞了自由民权运动，其核心是纳税人的参政权。国家把人民当国民，人民才会对国家效忠尽力。

　　 反观大清帝国，当日本在不顾一切调动和激发国民创造力的时候，清政府则不顾一切地将民间的思想火花扑灭于萌芽之中。在中国历史上，其实战争从来就不是老百姓的事，也不是军人的事。这和日本武士道对国家的那种效忠有很大的区别。政府愚昧国民的同时，也在愚弄着自己。当年威海卫陷落后，南洋舰队曾派人去日本海军，请求归还被俘的南洋舰队的两艘舰只，说这两艘舰只是北上参加北洋水师会操的，并非参战，理应归还。成为举世笑柄。

　　 梁启超说：“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近世以来，国民教育带来思想革命，作为纪律严谨的军队，其实更需要思想。红军就是一支有思想的军队，所以它战无不胜，可以从小到大。对于军队而言，思想才是最重要的杀手锏。中国走了几千年的愚昧国民之路，甲午战争的失败再次证明了这条道路的不可行。甲午战争的失败告诉人们：对国民思想的钳制是一个政权彻底没落的重要标志。

　　 思想的钳制造成了国民精神的萎靡。甲午战时两国百姓精神状态对比十分强烈。中国百姓送子上前线，多哭哭啼啼，难舍难分。日本人送子弟入伍则以“祈战死”、“毋生还”为祝。李鸿章幕僚罗丰禄描述：倭人常谓中国人如死猪卧地，任人宰割。回顾近代以来，在中国共发生过二次刺杀日本高官的事件，一是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一是尹奉吉炸死日本陆军大将白川义则。但二位义士都是朝鲜人。是朝鲜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做出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让日本人胆寒。书生每思至此，尝掩卷长叹，这要是中国人该有多好！一条鱼病了，可以说是鱼的问题，如果一条河的鱼都病了，那就是水的问题了。历史上中国不乏荆轲刺秦王的壮举，但自秦大一统之后，专制皇权对国民意识的奴化，改变了国人性格中的阳刚勇武、思想灿烂、极富进取心的创造力。这种专制造成的国家元气的消亡，远比任何政策的失误更可怕。在当时的战场上，清军的临阵溃逃比比皆是，其更深层的原因当出自此。

　　 其实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来源于中国战国时代的豪侠人格，并且一代代发扬光大。日本文化不同于中国的原因是：神道、天皇制与武士道文化主导下的大和民族，远不像中国这样背上障碍社会进步、禁锢国人思维创新能力的沉重历史文化包袱。无论是国民的血性、民族的凝聚力，还是政治精英、文人士大夫的务实求真态度，以及锐意进取、献身牺牲，都不是中华帝国的那类景象。

　　 甲午战前，日本已经有了几个重要的思想家，比如：福泽渝吉。他们给日本谋划的路径是：日本不能满足于岛国位置，要和欧美诸强竞争。过去我们一直把这解读为日本要拓展生存发展空间。其实不单纯是这个意思，更重要的是要让日本的经济全球化。今天看来，日本已经实现了福泽渝吉早年的的愿景。

　　 马克斯·韦伯有言:一个国家的落后，首先是政治精英的落后。而此时此刻的中国，既不能出现福泽谕吉一样高瞻远瞩的伟大启蒙思想家和政治谋略家，更没有出现吉田松阴、坂本龙马、高杉晋作一样的“明治前三杰”，以及像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一样的“明治后三杰”等一批既有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政治家和政治精英。中国虽然出了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堂、张之洞一样唯“圣意”是从的政治“裱糊匠”。虽然后来也涌现出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强烈历史使命感的士人，但与日本“明治前三杰”和“明治后三杰”相比，无论是血性，还是奉献、牺牲精神，抑或器局、才具，都远不是一个档次。个中原因，发人深省。

　　 李鸿章是个时势所造之英雄，而非造时势的英雄。梁启超认为，伊藤博文才是造时势的英雄，而这样的人在日本层出不穷。然中国之才如李某者，其同辈中不得一人。人是改革的最大动力，也会成为改革的最大阻力。成事在人，败事也在人。甲午战争以李鸿章一人之力，抵倭人举国之兵，焉能不败！

　　 创办近代企业需要的不仅仅是财力，也需要思想观念的更新。李鸿章曾写有一份描述蒸气动力运转的奏折，无异于100多年前的科普文章，其言：旋木、打眼、绞螺旋、铸弹诸机器，皆錧于气炉，中盛水而下积炭，水沸汽满，开窍由铜喉达入气筒，筒中络一铁柱，随气升降俯仰，拔动铁轮，轮錧皮带，系绕轴心，彼此连缀，轮转则带旋，带旋则机动。仅资人力以发纵，不靠人力之运动。在几乎没有人知道世界上有蒸汽机的大清国里，头上是顶戴花翎，脑后依然拖着辫子的李鸿章，已经能够如此细致地观察蒸汽机的运转原理，着实令人惊叹！然据此见识者，在当时中国又何其少也！

　　 从甲午战争时期中日两国政治精英思维模式、思想观念的巨大反差中又可看出，落后的制度固然可怕，而思维模式和思想观念的落后更可怕：近代化事业的真正主体只能是人，因为近代技术工艺和设备，本身是没有生命的。所以，当一个国家的国民和政治精英的思维模式、行为方式尚未从传统转变到近代时，再完美的近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在传统人的手中很可能成为一堆废物。近代中国的畸形发展和失败的悲剧也就难以避免。

　　 李鸿章在美国访问时，美国记者问：你赞成将美国的报纸介绍到中国吗？李鸿章回答：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他们只讲部分的事实，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即便时至今日，对照李鸿章的认识，我们敢说已经超越了古人吗？

　　 在过去，愚民政策可以保障社稷的安稳，到了近代，这种做法只能是开历史的倒车。只是，历史的车轮，不会因北京没有人敢说真话了，就一定会倒着走。朝廷可以倒退，历史不会倒退。

　　 制度

　　 中国的甲午之败是制度的失败。福泽渝吉说过：一个民族要崛起，必须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第二是政治制度；第三是器物。这个顺序不能颠倒，如果颠倒，表面上看是走捷径，其实是走不通的。日本是按照福泽渝吉的顺序走的，而中国则是走反了。

　　 甲午战争中日本与清朝的对决，是一个近代国家与中世纪国家的对决，其实胜负早已明确。

　　 从1895年开始，中国人就在反省中日两国的差别，认为中国之所以被日本打败，是因为中国的制度没有改变。孙中山、康有为都这样认为。在《马关条约》签订的当月，康有为、严复、谭嗣同、刘光第等人就在思考中国战败的深层次原因。连被指为卖国的李鸿章也认为：“中国今非变法不足自强，岂书生腐论所能补救者也？”这时的国人已经认识到此前的改革可能有问题。

　　 清政府经过30年的改革，建立了一支新式的海陆军，但其军事观念仍然落后。胜利的军队是用未来的观念打今天的战争，失败的军队是用昨天的观念打今天的战争。农耕文化的眼睛是向内的，国人创造了灿烂的宫廷内斗，却看不到整个世界。清朝的新军原本是在湘淮军的基础上组建的，门户对立，内斗激烈。北洋水师虽然拥有世界上最新近的铁甲舰，但执行的却是落后的防御战略，这是一支仅能守土的农民海军，绝不是经略大洋的近代海军。

　　 在这场战争中，一些优秀的清军官兵尽力了，但并未能改变战争的结局。这是一场历史上中外军队装备差距最小的战争，然而中国军队却败得最惨。北洋水师11名管带7名殉国，近3000名官兵血洒海疆。军人的英勇牺牲衬托出的只能是政府的昏聩无能。《清日战争》一书的作者宗泽亚认为：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人真正开始重视中国并试探与中国建立邦交，始自抗美援朝。在此之前，日本称中国为“支那”，言辞中包含蔑视的意思。韩战之后，日本悄悄地更改了称呼，始称中国。这一切都源自半个世纪前朝鲜的那场战争，因为那是和美国人的较量。

　　 日本的改革是学西方，搞的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体制，只有20多年的时间，民间经济就成长了。甲午战争时，日本已经有6000家规范的现代企业。而中国直到甲午战争时，我们的资本还都是官办企业。例如：轮船招商局、江南制造局、天津制造局等等，皆是国企。我们没有企业家，只有买办和国企高管，即红顶商人。我们有资本，没有资本主义。在洋务运动中，清政府还通过行政保护垄断市场，奉行“唯兵”、“重官抑民”政策，导致国内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钳制。但是，清廷并没有明确感受到这一点。1898年春天，张之洞在《劝学篇》中还说道：“议会政治，中国是不要的了。”

　　 跛足的改革，注定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的具有大清特色的洋务运动失败的命运。1861年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堂、张之洞、沈葆桢、丁汝昌等人纷纷在在治下建立兴办轮船招商局、矿务局、电报局、铁路、机器织布局等工矿企业。然而，由于这些企业、厂矿以官办、官督商办为主，官商合办为辅，一大批政府官僚和纨绔子弟进入充职。在衙门官僚式的管理下，人浮于事，腐败丛生，浪费严重，严重制约着生产效率的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更无从谈起。

在甲午战后，慈禧和光绪也有深刻的反省，认为之前的改革做得不够彻底，应该进一步对社会释放权力。在1895年之后，清廷放开言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