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郑杭生：“嫁给”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社会学

　　 社会学界泰斗，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郑杭生先生于今晚九时左右因病逝世，享年78岁。郑老先生曾任人民大学副校长，亦是人大首批一级教授。先生致力于社会学的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学的构建，开创了社会运行流派，影响超越了社会学界。缅怀！

　　 郑杭生先生，中国人民大学一级岗位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任。兼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社会学评审组组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学部委员，教育部社会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市社会学会名誉会长等职。曾担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社会学系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审组成员和召集人、中国社会学会会长、北京市社会学会会长。

　　 郑杭生先生196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五年制本科，留校任教。1981-1983年在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进修社会学和现代西方哲学，1983年晋升为哲学副教授，1985年晋升为哲学社会学教授，2008年受聘二级教授，2009年受聘为一级教授。1984年初创建现代西方哲学教研室，1984年创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1986年建立“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专业硕士点，1987年创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1993年作为学术带头人建立“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专业博士点，担任博士生导师，1998年建立社会学博士后流动站。

　　 郑杭生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学理论及其应用，已发表学术论文近400篇，出版学术著作和教材60余部。郑杭生教授及其学术团队立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提出和发展了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和实践结构论等社会学理论，形成了相对系统的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体系。这是当代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中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之一。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四卷，共五册）是这些理论的集中体现。

　　 近年来郑杭生教授部分文章汇总：

　　 郑杭生：全面提高“理论自觉阶段”基本功的功力

　　 郑杭生：社会体制机制改革的新理念新思路

　　 孙本文先生对早期中国社会学贡献的再认识

　　 可行性与可达性：户籍制度改革破题

　　 郑杭生在2014年中国社会学会武汉学术年会开幕式上的致辞

　　 郑杭生：把握学术话语权是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关键

　　 “理想类型”与本土特质——对社会治理的一种社会学分析

　　 “社会互构论”视野下的城市社区文化建设刍议

　　 国外社会治理的基本经验

　　 社科研究基金会的作用与努力方向

　　 中国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视野、举措与意涵

　　 郑杭生：当今社会学要做好三门功课

　　 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演变与启示

　　 道德空间的拆除与重建——鲍曼后现代道德社会学思想探析

　　 牢牢把握“四个治理”原则

　　 舆论焦点掩盖下的中国阶层流动现实

　　 郑杭生：社会学要善于再评判再认识再提炼

　　 郑杭生：把握学术话语权是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关键

　　 郑杭生：城乡一体化与同城化齐举并进

　　 “理论自觉”与中国风格社会科学：以中国社会学为例

　　 中国社会研究与中国社会学学派——以社会运行学派为例

　　 社会学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大有可为

　　 从社会学视角看社会服务

　　 社会管理与社会建设：历史、战略、未来

　　 我国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的参照系及其启示

　　 “中国故事”期待学术话语支撑

　　 郑杭生 论“传统”的现代性变迁

　　 郑杭生先生自述

　　 记忆中的小学和中学时代

　　 现在，我介绍自己时，说三句话，人们很容易就记住我了。第一句话是“我姓郑，生在杭州，所以叫郑杭生”，这说的是我是哪里人。第二句话是“远看五十几，近看六十几，仔细一看七十几”，这说的是我的年龄。第三句话是说我“蒙受了不白之冤”。2010年胡锦涛总书记来视察中国人民大学的时候，我们一群老教授聚在一块儿等待接见，戴逸老师看了我一会儿，问：“杭生啊，你这个头发染过没有啊？”我说：“戴老师，我这个头发是爹妈给的，‘原生态’的，从来没有染过。”他沉吟了一会儿，说：“杭生啊，你蒙受了‘不白之冤’了！”现在，这三句话已经成为我的标志了，我自我介绍的时候不用多说，光是这三句话就让大家牢牢地记住我了。

　　 就我的经历来说，我的祖籍是浙江温州乐清。乐清现在有120万人口，差不多有40万在外地。关于乐清有一句名言：“有车轮的地方就有乐清人，没有车轮的地方也有乐清人。”现在乐清人在北京还有同乡会、商会，他们有的还聘我做顾问。

　　 我父亲是个农民，后来自学了一段时间，到杭州高等法院做了书记，这个书记其实就是“记录员”。我1936年在杭州出生，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我还不满两岁。接着我们全家逃到浙江余姚。那时候浙江有三北：姚北、慈北、宁北，我父亲和我哥哥就到了姚北。一开始他们在沙田区工作，后来又搬到城里，随后又到了南部四明山区的梁弄镇。

　　 在南部四明山区，有一些让我印象很深的事情。我记得那时候吃的东西都没有油水，还经常吃竹笋，而竹笋是吸油的，所以吃了之后更难受。另外，小孩子得寄生虫病的也很多。与此同时，战争也严重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我们离很远就能看到炸弹投下来。到沦陷区去的时候，因为我年纪小，挑夫一根扁担两个筐，一个筐放着行李，一个筐放我，过关的时候，日本人不问青红皂白就殴打挑夫。这些事情都深深刻在我脑海里。

　　 我的小学和初中时代是在余姚度过的。余姚县阳明镇这个小城，以姚江为界，分为江南城和江北城两部分。我家住在江南城的学弄里，进去就是以前的孔庙，那里有个第二小学。1944年，我开始在那里读书。1950年，我考入了地处城北、很有名的余姚县立中学念初中。也许是男孩子，智力开发得晚，我初一的时候还是比较调皮的，不过爱好文艺，自己偷着看《三国演义》等书籍。到初二的时候，我就知道用功了。那时候初中有代数、几何课，我基本上不用专门做题，其他的同学来问我题目该怎么做，我一边给他们解答，一边把我自己的题也做了。在这一时期，我的兴趣爱好比较广泛，在我的启蒙老师张斌的耐心指导下，学习了一些钢琴练习曲，并且担任校合唱队指挥，这些都为我后来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文化修养基础。1951年的时候，我在《文汇报》上发表征文《我爱姚中》的小文章，这是我第一次在报刊上发表作品。初中毕业的时候，我获得了“品学兼优奖”，从此自己的信心也增强了。

　　 我1953年初中毕业。中国的户籍制度开始严格实行是在1958年，所以那时还能自由选择外省的学校。我有个哥哥在上海，所以毕业后我有三个选择：考杭州高级中学、宁波中学或者上海中学。上海中学原来叫“江苏省立一中”，解放之后改称“上海市上海中学”，这是一所非常好的学校，淘汰率很高，上海人一听到是上海中学的学生就肃然起敬。在自信心的驱使下，我决定报考上海中学。决定之后，我就出发了。先乘小火轮沿着姚江到宁波，再乘大火轮到上海。到上海之后，我哥哥问我：“你考什么中学？”我说：“上海中学。”那一年有8 000人报考，只录取400个，我哥哥打量了我半天说：“你行吗？”我说：“试试吧。”结果我考了153名，被录取了。可以说，在我的学习生涯中，考高中是最难的，因为后来我上中国人民大学是保送的。

　　 上海中学实行住宿制，只有星期六下午可以回家。虽然我家离学校不算太远，但为了争取更多的学习时间，我一般周末都在学校，并不是每个星期都回家。那时候上中的教学质量很高，教我们的那一批老师后来都到大学教书了。因为知道学习机会难得，所以我学习特别努力。我们小地方的孩子到了上海，除了外语差一点外，其他的像数学、语文、历史这些科目的成绩都是相当不错的，过了半年我就差不多又是全班第一了。上中每年都有作文比赛，我的参选文章得到了一等奖。因为学习成绩和各方面表现都不错，我还被评为“三好学生”和“优秀团员”。当然，在上海中学也有一些烦心的事情，比如学习普通话。我们这些外地人普通话说不好，上海人老笑我们浙江人说话，不过那样的环境对我学普通话很有帮助，普通话在我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嫁”给中国人民大学

　　 1956年我高三毕业，中国人民大学那时有提前招生权，在全国统考前招生。我的成绩符合条件，所以没有参加全国统考，被保送进入了中国人民大学。在选择志愿时，我那时还什么都不懂，看到哲学系的介绍说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我想自己这两者都喜欢，于是就报了哲学系。那时候，进哲学系比进其他系难，学制是5年。在入学前的那个暑假，我读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觉得挺有意思，所以选择哲学也符合我当时的个人兴趣。

　　 进入人大哲学系后，我开始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那一年人大第一次招高中应届毕业生，以前都是招调干生。当时人大哲学系一共招了大约200人，分成7个班，都是各地比较优秀的学生。在5年的学习期间，我研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著作，听了不少校内外名师的讲课。当时《人民大学周报》还让我做通讯员，我给《周报》写了很多东西。此外，我还和经济系的谭宗伯一起创作了一首名为《毛主席描花人民绣》的歌曲，作为《人民公社大合唱》的第六曲，通过广播电台广播，在当时流传还挺广。

　　 自从1956年到中国人民大学之后，直到现在，我几乎就没有离开过人大，算是一辈子“嫁”给了人大。在人大当学生这些年，我觉得最有收获的一点就是遇到了一大批名师，他们给了我很多指点，我也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比如当时我们哲学系的系主任何思敬，他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法学家、哲学家，在延安的时候还担任过毛主席的法律顾问，还精通德语和英语。我们系的萧前老师更是我的恩师。1961年上半年，我即将本科毕业，当时正在选择到哪里去工作。我曾想自己家庭出身不是太好，又有走“白专道路”之嫌，争取了多少年入党都还没有如愿（我直到后来到湘潭农村参加了一年“四清”运动后，才于1966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所有这些不利的政治条件，使我觉得留在人大可以说是一种根本不敢想的奢望，只能选择到那种自认为我还能去的地方。我曾想过去南昌，一位年龄比我大很多的姐姐在那里。我也跟许多同学一样，报名到祖国最需要的边疆去，但我心里很怀疑自己在政治上是否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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