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发于端传媒（上，中，下），此为简体未编辑稿全文。与媒体稿相比，小标题较少，部分段落有改动和增删。未经允许禁止转载。
大标题是张洁平老师取的，在此感谢她拯救我这个取名困难症患者。写作和整理资料期间，前前后后和几十个当事人和重要用户聊过，虽然不少人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在文中露面，也在此一并感谢。
本文献给推特中文圈。
正文：
如果我们沉默，别人会不舒服，如果我们说话，别人会觉得可笑。——赫塔·米勒《心兽》
精致的多元：新知识青年的崛起
“我的Google reader好久没收到你们的更新了，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条2011年的读者留言，出现在独立网站新闻理想档案馆的介绍页面上。这个创立于2010年，目前已经宣告结束的独立媒体项目，曾经聚集起一波希望借助新闻创新影响公共话语的年轻人。
对于如今的80后来说，不少人还留有博客年代的记忆。那时候，身处校园的同龄人都用谷歌阅读器订阅成百上千的网站，有个人博客，外媒报道，科技新闻，也有生活杂碎，而最有成就感的事情，就是看着一天的未读更新从上万一路减到零。这是一种信息焦虑的释放，尽管身处国内，却仿佛和整个星球庞大的信息流对接了起来。2005年起，一年一度在线下举办的”中文网志年会“，如同博客圈的嘉年华，高手云集群贤毕至，直到2010年上海年会受到官方干预而取消。
2015年的这个夏天，十年前推出的谷歌阅读器早在两年前就宣告结束，谷歌的所有服务在大陆也都被屏蔽。乌镇在去年举办了世界互联网大会，中文维基百科终于被全面封锁。在不断的平台洗牌中，2009年开放的新浪微博已经显著衰落，段子手和知识分子纷纷撤离或被收编，异议话语被一次次斩草除根。微博广场式的传播渠道被打散后，人们开始重新适应微信朋友圈的世界。
大部分曾经活跃的博客写手也都转移到了微信公众号，好多博客的最后更新停留在了2012或者更早。写一百五十字的微博有很多人看，写几千字的长文还是这么多人读，一篇文章放在微信可以有几千点击量，放在博客却可能连十分之一的流量都达不到，对平台和效率的追求，让很多人放弃了独立博客。
与互联网平台的快速转型同步出现的，是网络表达数量的井喷。而数量的增长背后，伴随的是新一代知识青年的悄然登场。过去三四年，越来越多的85后和90后青年，开始在微博、微信、知乎等社交平台上发声。与主要依赖自学的70后，80后博客人不同，这代年轻人往往受过更好的教育，也懂得用更严谨的话语去谈论他们所关心的公共问题。
2011年秋天，如今的宾大传媒学院博士生，当时还是南方周末时政记者的方可成筹划了一个报纸旗下的栏目，以呈现外国学者对中国的观察。哪知道项目因为人事调动不了了之，于是方决定自立门户。这样一个偶然的尝试，促成了现在的“政见”团队。运作了快四年的政见，成员大都为欧美高校的留学生。大多数成员受过系统的西方社会科学训练，在看待中国问题时，也擅长将理论视角应用于国内的环境。当这样一帮人聚集在一起，知识资源的整合变得更加快捷。政见开始于一个十几人的小团队，现在已经扩大到六十多人。从早期的志同道合就能加入，到现在的通过试用期才是正式成员，尽管招收新成员的门槛越提越高，来自世界各地留学生的简历还在不断涌来。
2012年到现在，类似于政见这样的组织正不断出现。青年知识人以一种向大众普及的方式谈论政治与社会，重在呈现研究结果，言辞间极少表露个人的政治立场。这样一种逐步精致的专业化，不仅受到了在校学生的欢迎，也成功与西方社会科学专业化和科学化的研究取向对接起来。微信平台上，仅专门介绍西方学术成果的公共号就有“政见”，“论文大闷锅”，“唧唧堂”，“政儿八经追论文”等，而科普导向的自媒体更是不计其数。
新知识青年群体的出现，和海外中国留学生数量的暴涨趋势几乎同步。目前，美国学校中的国际学生三分之一持有中国护照。十年前，只有两成的中国留学生就读于美国本科，如今的比例则飙升到了五成。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进入美国高校任教，他们的中国研究生数量也在稳定增长。崛起的新富与中产们纷纷将子女送出国门，“谁能上北大”渐渐成为了“谁能去波士顿”。
不过，并非所有的青年组织都得益于知识青年的兴起，也不是每个组织都期望去顺应专业化的媒体环境。2009年8月22日，我在中国（Co-China）团队在香港旺角的序言书室举行了第一场论坛，标志着团队的正式创立。这场在狭小的二楼书店举办的论坛，主题为刚刚发生的公盟事件。而当事人许志永，也立即在第二场论坛中和观众进行了现场连线。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Co-China在港台和广州组织了几十场线下论坛，主题多涉及大中华地区的社运，青年，互联网，而参与者也包括媒体人，行动者，学院派。与Co-China同时的京沪与川蜀多地，也有不少文化和社会沙龙如火如荼开展起来。2009到2011的两三年间，媒体上还能经常看到“公民社会”的字眼。遍地生长的沙龙，不断被拓展的话语禁区，和年轻人踊跃的参与，被看做是内地公民社会发育的曙光。
才过了两三年，公民社会已经是“七不讲”之一，即使是私下发言，也无人再谈起这个概念。论坛的兴盛与青年人的踊跃参与似乎只是特定年代的产物，灵光一闪便倏忽无踪。目前的Co-China团队，核心成员数量骤减，真正做内容的人只剩下个位数。由于人员不够支持定期的更新，团队不得不在2015年春节后暂停了周刊的发布。核心成员热情的消退，组织内部的运营问题固然是原因，但项目的停滞更多要归因于当局的打压。在此之前，团队的社交媒体账号屡次被删，每一年的夏令营都被骚扰，志愿者和夏令营营员受到不同程度的威胁。甚至与Co-China合作的其他国内青年组织，也连带遇到麻烦。一来二去之下，固有的传播渠道已经被打散，团队元气大伤，一些成员也开始觉得缺少受众的传播“没意思”，而纷纷请辞。
在微信上，比起严肃的批判，秀学识的科普和抖机灵的反讽显然更有吸引力。读者们需要干货，而不是夹杂了政治立场，又缺乏足够经验证据的批评。这一点也得到了很多知识青年的认同。由于平台严苛的审查，整个微信平台极难寻觅到真正的政治批评。当然，即使是科普和政治隐喻，在全微信平台上都是绝对的支流。
专业讨论的另一个阵地，成了与微信同样成立于2011年的知乎。作为问答网站，知乎天然促进了公共舆论的专业化。各行各业的人参与到自己所熟知内容的创作中，知识的圈子化进一步得到了强化。政治议题并非无人触及，但一经出现，便很快被抹去。
随着社交化的演进，海内外知识青年们形成一个个的线上线下的知识共同体。他们视野开放，经历丰富，擅长追踪各大公共议题，并附上专业的解读。在成员彼此重叠的微信群中，他们交流最新的社会话题，也互换对方的媒体资源。他们不仅开始占据旧的话语场，也开始涉足上一代公共知识分子鲜有涉猎，甚至未能拓荒的视角和领域，比如性别与族群议题，选举政治等。
相对来说，上一辈知识人和媒体人的智识资源即使尚未告急，也已经难以获得新一代人的认同。曾经的南方系，如今沦为了很多青年的嘲讽对象。曾经是文化沙龙宠儿的学者，也渐渐没有了新的青年听众。自由主义话语被视作简单化思维的产物，不少青年开始探寻更复杂的表述。比起看自由派媒体，参与文化沙龙，新一代大学生若不是扎堆创业，就是热衷于参加各个研究机构举办的学术型暑期班。而博客一代的写手们，还在坚持更新博客的已经是个位数，重新在微博和微信公开发言的更是寥寥无几。和菜头大概是最正面的例子，他的槽边往事从博客移到微信后，依然保持着一贯的水准和影响力。
大部分当初的博客写手都对新出现的青年论述者给出了积极的评价，认为他们作为后辈，理应比自己看得更远。“高端”，“精英”，“学术”，是不少博客一代对政见的总体印象。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满意于这样的变化。尤其是论坛时期就接触互联网的不少用户认为，政见内容总体很棒，但是自我审查还是太过明显，所以常常会发布被他们认为“过于五毛”的内容。然而悖论在于，如果不自我受限，青年组织根本就没有成长壮大的空间。
在之前的微信公众号停用后，几个公益和媒体青年干脆办了一个新账号，名字就叫“怎么办”。然而这样一个倡导与行动导向的平台，注定难以寻觅到新的话语空间。公众号的关注者一过五千，后台审核就总是通不过。在百般尝试无果后，印象笔记国际版的公共链接功能，成了绕过审查的唯一工具。几个月前，中国版的公共链接分享功能已经被取消。所有人都知道，国际版被墙也只是时间问题。
不论大趋势掩盖了多少细微的张力，新知识青年的崛起已经成为过去两三年最重要的网络景观之一。人们为新一代青年的成长欣喜的同时，也逐步感受到另外一些人的退场，和另外一些话语的消失。
脆弱的独立：政治批评的衰落
在推特用户口中，大家都称呼莫之许为“莫总统”或者“莫大”。这大概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从论坛时代传播到现在都依然有公共影响力的名字之一。被很多人视作江湖怪杰的莫之许，当年在网上凭一手好文字吸引到不少同路人和追随者，包括后来人们熟知的黄章晋，安替，和菜头，柴子文等。从天涯关天茶舍到《华夏时报》，从牛博到推特，这些热衷思想与政治的同路人，如今命运迥异：有的依然活跃在媒体圈，有的转入幕后运营；有的在牢里，有的追随了体制；有人依然是同道中人，也有人成为了割席绝交的对象。
莫之许自己的声音，如今也愈发拘囿于一个狭窄的政治反对圈子里。他们分享着对于现实的绝望，并试图用激烈话语去粉碎一切渐进道路的幻觉：任何盘活壮大民间社会的努力，在国家控制面前都将宣告失败。然而这种决绝的姿态，却让这个群体愈发和更广的互联网大众，包括如今的新知识青年割裂开来：其他人听不到他们的政治观念，他们似乎也无意于让其他人收听和采纳。当知识青年们积极在各家媒体上发声，激进反对派们已经没有兴趣开拓新的话语场所。
从整个行动者的内部来看，固有的社群生态也都在分裂和萎缩。从一个相互扶持的大社区，重新分化为许多个彼此无法见容的小社区。这样既自我边缘化又内部分化的趋势，固然是参与者主动划清界限的结果，但也和过去几年关键性网络政治平台的解散不无关系。
不得不反复提的主角，是1984BBS。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个陌生的名字，目前在公共领域发言活跃的不少年轻人，也只是隐约记得有这么段往事。而对于玩过论坛的老用户来说，几乎无人不觉得这是个无法复制的网络奇迹。2008年1984BBS的出现，多少源于当时一批政治控们对于豆瓣小组严厉审查方式的不满。在一个博客年代“倒带”做传统的BBS，本就是近乎叛逆的举动，更何况论坛的主旨是提供未审查的信息。在当年的主页上，曾有一段置顶的文字，引用了布拉格公民论坛的《对话守则》，并说明论坛“遵循《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不对用户已发表言论进行删除处理”。
论坛有着一个堪称豪华的顾问列表，包括黄章晋、连岳、和菜头等博客年代的风云人物，闾丘露薇、安替等媒体人，刘霞、曾金燕等行动者与异议人士。不管顾问们真正的参与度有多少，这份列表显示出当时网络知识群体的高度联合。因为论坛采用邀请制，运行的那两年，常有用户通过推特和豆瓣分享邀请码，也时常有想要一窥究竟的用户发帖求邀请码。作为专业话题社区的1984，几乎汇集了当时最全面的墙外政治信息，还有专门的版块介绍如何突破审查。用户之间虽多未见过，却没什么距离。普通用户要和当时的论坛红人对话，也不是那么困难。当时的管理员之一张培回忆道，当时论坛举办过好多次网友对谈，嘉宾都是冉云飞，莫之许，王力雄之类，在论坛求助一些事情，也经常能得到及时有用的帮助。
从论坛建立起，站长张书记就受到了当局巨大的压力，网站也因为受到攻击而多次被迫关站。2010年10月12日，在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的第四天，1984BBS正式关闭。和当年的饭否一样，关闭之前，论坛众人已经预感到平台将不再，于是纷纷留下推特账户和QQ群信息。论坛关闭一个月后，推特上曾出现一条说明：“当你看到这条推的时候，已经关闭的1984bbs.com刚刚做出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当你卸载所有国产软件如腾讯QQ、360、金山、瑞星，同时不访问和使用国内网站及其产品的话，1984bbs.com会许诺你在2084年重开。”这句沉重的玩笑，成了1984BBS最后的官方说明。知乎上有个回忆论坛的问答，有前用户回答说，这是“特殊的人，特殊的时代，特殊的机缘”造成的，错过了也就不会再有。讽刺的是，提问者在问题里特意标注到：“请大家只讨论网站，别涉及政治问题。”
如果说1984BBS的关闭好歹是悲壯的败亡，虽死犹荣，推特中文圈的荒芜则是在沉默中败退，人去楼空。成立于2006年的推特，早期在中国并没有什么政治性，吸引的大都是IT从业者。可以被叫做推特中文圈的社区形成，要等到2009年新疆75事件后。由于主流媒体的噤声，当时具备推特属性的微博客饭否，成了大陆网民了解新疆的唯一渠道。而正是饭否惊人的传播力，宣判了其在监管下的死亡。饭否一倒，大量热衷政治表达的用户无处可去，纷纷投奔推特。他们将既有的关系搬运到墙外，继续激烈的政治批评和讨论。在中文圈活跃了好几年的艾未未，也是75事件之后才转战推特。
从2009年的福建三网民案，到2010年初谷歌退出中国，再到年末刘晓波获奖这段时期，是推特政治讨论最频繁，最活跃，也最有意义的时期，不断发生的公共事件，让整个社区始终处于凝聚力的高点。被公安国保找去喝茶的用户被视作英雄，人们撰写喝茶经历，互相鼓励，并积极邀请新人加入推特。一个政治抗争的年代似乎就在明天。
2011年初，茉莉花事件的发生让一切划上休止符。事件让新浪微博差点关闭，但官方最终还是给了一张免死牌。之后，微博在管控中继续流行，推特却因为官方的持续打压而一蹶不振。对于想要传播观点，增强影响力的媒体人和知识分子，新浪虽然存在严苛的审查，依然是个受众层面更广阔的平台。尽管网络控制在逐步加强，用户的浏览选择无疑更多了。微博上的内容，往往已经可以满足日常信息所需。渐渐地，推特上的不少媒体和学术红人转移到了微博，他们的账户也往往成为不再更新的僵尸账户。由于茉莉花最初的消息来自推特，事件过后，不少身处国内的中文用户被消失，其中就包括已经受过多次威胁的张书记。很多间接卷入这场政治打压的用户，也陷入了长期的沉默。一年后，张书记在自己的看守所日记中解释道：“出来也可以自诩英雄，但那不真实，能出来的都是暂时放弃反抗，写了保证书。”
因为大量核心用户出走和停推，推特的政治性在降低，而由于人员流失，公共讨论的质量也在下降。推特刚起步的时候，中文是最重要的小语种之一，然而到了2013年，推特上的中文占比已经倒退为小语种倒数第一。连从前的核心成员，也对推特的言论质量不报希望。有用户发推抱怨：“推特已经成为自由的敌人。”
这两年，莫之许也已经很少发推特，他的发言阵地慢慢转移到了微信群。如果一个中文用户如今新加入推特，他/她看到的将不是几年前政治信息快速流动的活跃社群，而是一堆零散的，还在用中文发推的用户。相识的老用户们依然互相插科打诨，政治话题依然会时不时冒出，但议题往往淹没在生活推和科技推中。“毕竟上推的人不是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地方，即使是中国人的一小撮，也会反映大环境的变化。”2009年夏天上推的佳堇，对推特经历的大萧条并不吃惊，“只是沦落的比墙内慢一些而已，本就不应该幻想推特能出淤泥而不染。”
2011年前，几乎没有人预料到中国网络的政治异议会以如此快的速度凋敝。当时，不论是媒体作品还是学术分析，对于中国互联网的描绘都带着反霸权的技术乐观主义。2010年初，在一篇访谈独立翻译团队译者的文章中，MIT技术评论的编辑总结道：“尽管对于没有翻墙软件的中国人而言，Blogspot和推特被封了，但在中国国内的任何人仍然都还可以打开谷歌文件的页面——至少目前还可以。”在中外观察家看来，在强大的信息传播技术面前，威权国家的控制将不得不妥协。尽管变革难以打响，民间社会的成长却毋庸质疑。
译者曾是独立媒体潮流中重要的有生力量。其博客自2009年12月开始更新，志愿者散布在国内和世界各地，通过在线加密平台互相沟通。与很多内部审查严格的团队不同，译者的成员可以通过将文章发往特定邮箱的方式自动更新博客。如今很多的推特用户，还会回忆起定期读译者更新的日子，不少人的电脑里还留存着一本本译者合辑。
译者最大的意义，在于显著降低了国内不同知识阶层的信息沟壑：对于很多外语能力不够的用户来说，团队的翻译成为了获取境外信息的最重要渠道。除了国外主要媒体的头条，译者还全文翻译海外重要的学术文献，这在当时的网络空间是仅有的一家，即便现在也无人可以替代。《威权主义的韧性》，《数字媒体的作用》，《中产阶级的动员》，这些民主杂志上的经典文献，都是译者的翻译成果。
作为典型的去中心组织，译者一直都保持着低调，很少有人知道他们团队的架构，也很难觅寻到创始人小米的个人信息。以至于译者团队的死亡，都成了一个因果不明的事件。2012年末，译者博客更新骤减，随后几乎停滞。据一位前志愿者透露，当年10月，负责人小米出境后身份暴露，受到官方威胁，被迫终止了项目。项目结束后，由于有志愿者向投稿邮箱发送了译文，译者的官方博客还意外更新过几次。这突然的露面，让不少老读者仿佛看到译者回归的曙光。然而，介于小米在社交网络失踪至今，团队并没有如众人所愿正式重组。
近五年来消失的独立项目当然不止死于2010的1984BBS和终于2012的译者。上海的读品文化沙龙结束于2011年7月。新闻理想档案馆于2013年初关闭。牛博国际终止于当年夏天。2014年初一五一十部落的域名被关。到了夏天，就连在很多人看来毫无杀伤力的多语种新闻翻译平台参差计划，也戛然止步。
很难估计以译者为代表的独立媒体对社会造成的实际影响。表面上看，阅读他们的人只是互联网空间中的一小撮，这样一批受众似乎也难以有社会影响。但反过来说，连这样一批似乎可有可无的受众，都已经失去了成长的土壤。曾经，推特可以免翻墙登录，译者有免翻墙地址，而1984bbs一直都可以在墙内访问。现在，国内青年已经没有多少渠道接触到未审查的网站和内容。墙越筑越高，翻墙工具相继失效，软件开发者和传播者被约谈和羁押，就连墙内仅剩的独立渠道，也变得越发不忍卒读。关心政治，又有能力进行论述的知识青年，往往是那些身处国外，本就不受到审查制约的一帮人。
2010年初，谷歌因不满审查退出中国，网友自发送去的鲜花堆满了中关村的中国办事处。尽管cn后缀已成往事，没有人觉得谷歌会被封杀。官方曾经短暂屏蔽谷歌文件，立即遭到了大学和商业机构的强烈抵制。然而，2014年5月，谷歌服务终于在大陆被全面封锁。依然有抗议出现，但强度明显不如四年前。更多的人，只是默默把谷歌邮箱，换回了qq和163。
随着形势急转直下，对中国互联网的论述视角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2014年末，以豆瓣为起始点，互联网上开始流传一篇《慢慢的，它们就没有了，就像从未存在过》的文章，历数了那些在墙内“消失”掉的网站。人们突然发现那些曾经熟悉的平台都已经无法使用，取而代之的是功能愈发完备的墙内网站。一个自给自足的局域网空间正在形成，而这个新空间不会允许政治批评的滋长。2015年3月末，Github遭受来自中国的大规模网络攻击。4月，欧美研究人员的报告显示，中国使用了“大炮”的新技术来向境外网站发动主动攻击。哈佛伯曼中心年初举办了一场论坛，名字就叫做“中国互联网的反转。”观察家们开始担忧，中国的审查已经不限于向内封锁，而开始积极寻求向外扩张。
时代的青年与青年的时代：参与者的故事
独立媒体的死亡与政治批评的消退是一体两面的进程，前者是平台，后者是内容。除了汹涌的外力挟持作为主要诱因，青年参与者的代际更替，似乎也在触发着大环境的转变。
2007年逐步成型的爱枣报是个新闻聚合项目。主创者彭毅当时是网易的一名产品经理，由于生活寂寞而开始逐条整理每日的新闻来源。这样一个盲打误撞的举动，却最终滚雪球般吸引到了一个多达一百人的志愿团队。据核心成员小城回忆，截止官网被墙时，爱枣报的RSS订阅数高达55万有余。这个数字对于现在很多依托微信传播的青年团队来说，似乎有点不可思议。
2011年初，经历三次被墙后，爱枣报被要求备案。此时，新浪微博已经出现一年多，围绕各种突发事件的公共讨论正值鼎盛期。人们的新闻需求纷纷转移到了更快的微博平台。三四年过去了，团队的不少成员开始成家立业，三个主创相继当爹，生活重心一下子从线上的社交创作，转移到线下的家庭事业。被墙带来的关注减少，加上消退的热情，促使团队重新考虑要不要继续下去。结果并不让人惊讶，2011年3月25日，爱枣报宣布无限期停止更新。这并不是最坏的结局。在小城看来，即使爱枣报不关，面对微博的冲击，也很难再维持之前的影响力。
相似的情形出现在曾经风靡国内高校学生的人人网身上。2008年前后，人人网曾经聚集起了一个关心公共事务和学术思潮的高校学生群体，并逐步形成了后来的大学生自组织“北斗”。尽管在现实中依然是小众，这帮年轻人在人人网上形成了一个紧密的话语网络，并通过编撰网刊，线下聚会，吸引到全国各地更多的高校读者。然而等这批人学成毕业，曾经相对开放的媒体气候已经不再，创办者们渐渐隐退，团队内部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分歧。几年不见，不少人开始创业拿风投，搭上形势的顺风车，也获得了不错的初期回报。更多人开始进入媒体和企业，摸爬滚打维持生计。旧有的那些圈子，也渐渐转变成现有事业的宣传甚至招募平台。
也许对很多年轻人来说，重要的是参与带来的满足，而不是公共话题本身。爱好政治是人生一个阶段的事情，过了就不再有狂热。如今的人人网，营收直线下降，大批用户出走。常常听到的老用户抱怨是：“现在的时间线，过了好久都没一个更新”。
人人网衰落后，剩下的北斗成员们继续用微信群保持着联络。而这些加进了各种新人和读者的群，已经再也觅寻不到曾经热烈的讨论氛围。“他们在各行各业，但没有几个和当初的理想有关，最常见的时候，他们在群里晒工资晒旅游。”2009年接触到北斗的陈纯，曾希望通过青年读书会和线下论坛的形式推动民间的讨论，如今言论空间愈发收紧，过去的北斗核心成员，也散落各地，做着与当初理想并无关系的职业。在失望的他看来，一切都在不可抵挡地烟消云散，而卷入其中的他们则“完全没有选择。”
在政治社会学的世代研究中，生发出两种不同的视角。一种从生命历程出发，认为随着年纪渐长，个体倾向于变得保守，观念倒退，参与下降，世代间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衰老过程本身所解释。这在美国嬉皮士一代上得到过生动的诠释，60年代的反文化青年，包括一些社运领袖，十到二十年后全面走向了保守化。
然而，另一种从世代更替出发的对立观点则认为，代际之间的差异远非年龄问题，而是文化变迁塑造的产物。同样针对60年代青年的跟踪研究也显示，当年的参与经历，确实会对后来的整个人生造成持久的决定性影响。即使当今的年轻人变老，他们也将显著不同于如今的这批中年人。而整个社会，正是借助世代更替而完成价值观的重生。
在大陆，生命历程与世代更替如同两条激流，并行不悖。一个个团队解散后，曾经的愤怒青年分成了好几支。有资源的人开始随着大潮流创业，聊天内容从公共议题变成了天使种子孵化器。有失望的人选择了切割或者移民，一劳永逸。也有人继续之前的政治批评，只是声音愈发显得薄弱。而另一方面，下一代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小有更多的资源和机遇，也不再需要承受上一代人的信息匮乏和精神压抑。虽然禁忌依旧，发出声音和获得听众都更加容易。
彭毅在爱枣报项目关闭后，创业做了家园沟通软件贝聊，并在去年拿到了丰厚的A轮投资。张书记去了卖红酒的木桶网，之后又去优酷做了一段时间，现在则在淘宝开店卖衣服。在公共话语的舞台上，已经再也没有他们的身影。这种转型并没有外人想象得那般突兀。团队的创办者通常有超出普通用户的社会资本。对于这批博客年代的青年来说，他们的能力放在哪里都能发光。
去国是第二条道路。在收到官方极大压力后，译者的创始人小米解散了团队，并移民加拿大，在互联网上彻底遁形。网名佐拉的周曙光曾以公民记者的身份参与大陆的公共事件独立报道。2011年，与台湾妻子结婚后，佐拉移居台北，目前定居花莲。与彻底隐退的小米不同，虽然不再做独立报道，也不以政治表达作为生活的重心，他继续通过互联网关注着大陆，也亲身观察记录台湾的媒体与社会运动。在他看来，单纯的政治异议并没有效果，“一部分异议人士在自我边缘化，放弃普通社会生活”，而更有效的方式，则是“融入社会生活，并不放弃异议”。
留在国内的人，多采用了比较折中的办法：在减少线上表达的同时，继续坚守之前的立场。曾因为编写一则十八大段子而被拘留的推特用户星河舰队，为了在国内维持生计，在推特上低调了许多。然而在私下交谈中，这位昔日的媒体人，还是会毫不保留地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沉寂了一段时间后，他又开设了微信公号，不定期写作政治观察，屡删屡发。
不论是停止表达，还是坚持说话，日益浓厚的绝望感都笼罩着这个群体。推特用户Sylar直言：“这个国家能令人耳目一新的时候，或许我们这辈人都看不到了。”很大程度上，与其说是政治恐惧抑制了表达，不如说是无力感，让人不愿意做重复而无望的尝试。
博客年代的这一小撮参与者，逐渐分流和退守到不同的现实和网络空间，他们曾经活跃的表达，也不再为新一代年轻人所想起。而如今刚崭露头角的知识青年们，是否有一天，也会和上一辈人面临相似的命运？
多元控制双螺旋：从1984到美丽新世界
“我们又被提名了吗？难道可以重复参赛？”接到主办方消息的时候，张培略感意外。1984BBS关闭后一年多，张培和朋友做了独立新闻聚合站点奇闻录。2013年，网站获得了德国之声博客大赛的最佳中文博客奖。今年，奇闻录再次获得了中文新媒体公众奖。德国之声举办博客大赛11年，很多早期的中文媒体早已不再，新的项目却少有冒头。早就被墙认证的中国数字时代和编程随想也不断被提名，一方面肯定了境外博客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却折射出后继无人的无奈现实。
随着国家的触手不断延长，尖锐的批判变得愈发稀少，偶尔的反叛甚至显得可笑。在萎缩的政治反对空间下，拥有卓越教育背景和海外经历的新知识青年，重新填充和承载起了失落的意见场。然而新一代的声音，却不再能复现上代知识人所推崇的时代精神。对于那些曾经深刻改变了早期互联网用户的平台，新知识青年们也大都未有耳闻。
新一代倾向于去适应，而不是去抵抗逐步收紧的媒体环境。对于如今的互联网，注意力经济的诱惑力已经盖过了独立的价值。在微信开设公共平台，给澎湃界面撰稿，是新网络精英吸引粉丝的最高效路径。很多当年的的独立博客主，也对微信的营销潜力表示出浓厚的兴趣。
“如果屈从于审查、驻留墙内，即便只是自媒体，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妥协？”在一篇专栏中，Sylar认为官方对独立声音的吸纳是个危险的信号。然而，大部分内容创作者并不觉得微信平台和独立博客存在根本上的区别。说到底，内容需要有受众，关注才能带来内容生产的动力。纯粹从结果的角度，微信平台的传播力并不弱。在现有的空间下，如果深挖微信在一般大众中的传播潜力，原创内容还是有着当年博客不具备的优势。“写出来就是要让更广的大众读到，而不是一小撮互联网极客。”政见的一名成员如此总结。
如今的微信，似乎比当年的微博更加受欢迎。有评论人认为是中国用户特定的文化性格使然，对强关系的依赖，让受众更期待小圈子的传播模式，所以是“小圈子社会塑造了微信网络”。而事实上，是微博受到的打压，而不是用户的偏好，给微信的爆发式发展铺平了道路。换言之，我们没法处在一个没有国家干预的世界，让微博和微信公平较量。
独立博主霍炬在点评新浪微博和推特时曾说：“只是一个这样的产品造就了这批用户，并不是中国用户就适合特定一类的产品。”现在看来，这句评论适用于中国所有社交平台的起落。在一个高度审查的言论环境下，比起用户依据天性主动选择最适合他们的平台，更常见的情形是，国家引导或者逼迫用户作出了选择，并在不断的调试中让他们习惯新的交流场景。
微信崛起后的中国互联网，体现出一种控制下的言论多元，这种多元性也得到了政权的默许。在去政治化的前提下，网络空间的多元与专业程度一次次被刷新到高点。而随着圈子化的进一步加深，知识的阶层分化也愈发明显：专业化成了公共讨论的硬性指标，那些握持专业知识的青年，与没有机会接受精英教育的青年，已经愈发生活在两个平行世界。十年前，一个底层青年可以借助互联网资源改变之后的人生轨迹，他/她也许受到重重阻力，却不至于被声音的洪流完全湮没。如今，这样由虚拟空间所提供的机会闸门越来越少。中国的互联网空间越发成为一张扁平的阶层试纸，无限逼近线下的阶层流动现实。
不过，也许这种阶层的固化和精英的循环才是一直以来的常态。后起的中国互联网，在不稳定的发育过程中创造出一个非常短暂的社会流动机遇期：十年前，国家还不知道怎样有效控制和利用互联网，社交网络远未流行，智能机普及率还不高，主政者也未将数字媒体视作威胁。那些早期激荡的互联网岁月，只是未建成的大机器齿轮间狭小的缝隙。这些缝隙随着零件的升级换代而逐步被堵死，设备终于开始了稳定的运转。如同电影《迷墙》中吃人的绞肉机，新机器吞噬了每一个无法脱离传送带的孩子。
当然，也许只是现状催生了怀旧，怀旧粉饰了过去。博客之年并不美好，微信年代也没有那么糟糕。每个年代都会有年轻的异类出现，而这个时代的异类，之所以无迹可寻，也许只是还未长大。
旧有的阵地也未消失殆尽：如今步入中年的论坛和博客用户们，尽管不再具备统领公共空间的能力，不少依然在推特和各个微信群组中活跃着。莫之许的朋友们，依然热衷于把他的评论贴在微博，推特和朋友圈。每逢公共事件发生，他们依然在观点上站在一起，在各个群组与其他用户大战风车。在一些前成员看来，不管平台怎么变，昔日老友如何各自飞，人群和网络还在，只是隐而不发。1984BBS前用户孙志毅总结到：“圈子已经结成，喊一声的话都会复活”。
在一个肃杀的年代，这句话已经是最乐观的预言。因为另一种可能的结局是，在经历了漫长而无望的等待后，太多人都找到了新的活法，已经没有人想要回归了。
（文中佳堇，张培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