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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丰

摘要:庞红卫与乡镇卫生院的工作人员直接联系,将疫苗销售至乡镇卫生院的防疫站,该涉案的防疫站工作人员将购来的疫苗用于门诊患者接种,并因此获利两万元。

这次山东问题疫苗引发的危机,作为公众的心理状态,不会很快消除。庞红卫从20个省、市、自治区的107个人手中取得疫苗及生物制品,并将其销往全国24个省、市、自治区的193个人手中。这107个卖家是上线,而193个买家是下线。目前,各地都在加紧调查,而从媒体已公布的情况看,结果并不乐观:有限的涉案人员的报道,都是上线,而下线则少有涉及。

上线的责任,是把疫苗卖给了不具备资质的庞卫红。而真正关键的是那些下家,只有他们才能交代出这些疫苗的下落,才能找到那些注射过疫苗的人。

网上有些人贴出去香港打疫苗的照片,继到香港抢奶粉事件后,似乎又要发生赴港注射疫苗的高潮,这种恐慌大可不必。理性地看,如果被猫狗咬伤,跑到香港去打疫苗,远没有就近处理合理。而那些并不紧急的疫苗,完全可以在本地注射,通过检查看是否已产生抗体。

另外一个合乎常识的判断是,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的大医院和防疫部门,不太可能接种从庞红卫那儿购买的疫苗。像上海的疫苗,即使是二类疫苗,也是疾控中心统一招标采购,基本上杜绝了与那些“下线”交易的可能。就已公布的涉案人员数量分布看,除了庞红卫家乡山东外,比较多的是河南、安徽、湖北和四川,这些要么是距离较近,要么是有大量的农村人口。

这是最让人担心的。就网络舆论看,那些对疫苗深表忧虑的父母,大多居住在城市。他们可以选择“更安全”的进口疫苗(虽然只有心理安慰作用),也能够更快地获得信息,自己或带孩子到医院进行更进一步的检测,并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如果涉及孩子,他们至少还有一个优势,不管怎样,孩子还在自己的视线之内。相比之下,疫苗流向农村更让人担忧,大量的留守儿童与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一老一少,往往对生命的感知更迟钝。爷爷奶奶们,既不会去香港,也不可能购买进口疫苗。他们不掌握资讯,也没有在互联网上的表达权,他们可能在危机的中心,但却在危机的解决方案之外。

这并不是杞人忧天。目前来看,只有腾讯探针的一篇报道谈到了庞红卫的下线的细节:

腾讯探针获得的一份相关刑事案件材料显示,其中部分疫苗流向乡镇一级卫生院。2015年,庞被抓时,山东菏泽某乡卫生院的一名工作人员因涉案,目前已被判刑。庞红卫与乡镇卫生院的工作人员直接联系,将疫苗销售至乡镇卫生院的防疫站,该涉案的防疫站工作人员将购来的疫苗用于门诊患者接种,并因此获利两万元。

但愿这是个案,但很可惜并不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化监管司司长李国庆在发布会上介绍:“经查,涉事疫苗多为3-6个月临近保质期的产品,通过违法分子销往有资质的接种单位,尤其是偏远的农村乡镇接种点。既没有药品经营资质,也没有冷链条件,非法从事疫苗经营活动的违法分子,长时间将大量疫苗流入非法渠道,说明食品药品监管工作中存在漏洞。”

“尤其是偏远的农村乡镇接种点”,这个表态,隐含着极为让人担忧的内容,但是却没有看到在网上有太广的传播。这次疫苗危机,某种程度上是又一场和农村有关的危机。最近几年,医改一直都是人们的热门话题,但是当人们谈论医改的时候,指的都是城市的医改。农村的医疗,问题远比城市严重得多,最集中的体现,就是乡镇卫生院的崩溃。

从历史上看,政府对农村的医疗和防疫不能说不重视。杨念群在《再造“病人”》一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1949年初,华北平山县回舍镇来了一个政府派遣的防疫医疗队,回舍镇是一个有800多户人家的大镇,一共有7位本地医生,里面有两名西医,只在小医务所里当过看护和司药,而5名中医也大都只在药店里当过学徒,能背诵一些汤头歌诀——可以说,这是中国广大农村医疗水平的真实写照,但也能看出,即使是解放区,都懂得防疫的重要性。从这个故事也能看出,农村的医疗系统,在1949年还是一片空白,那时仍是乡村中医和赤脚医生的天下,新政府不得不与传染病做斗争。

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才建立了覆盖全国的乡镇卫生院系统。农村的医疗,由县级医院、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所三级构成了一个系统。80年代也是乡镇卫生院的黄金时代,一般的乡镇卫生院都有内科、外科这种最基本的科室,可以拍一些片子,甚至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手术。在乡镇一级的机关,卫生院是最繁忙的,往往有干净整洁的院落。穿白大褂的医护人员,也是最受农民尊敬的。

和整个农村的状况一样,这个黄金时代非常短暂。对乡镇卫生院影响最大的其实是经济的发展,乡乡通公路,甚至村村通公路,让村庄到县城的距离大为缩短。县城的医院飞速扩展,救护车可以开到乡下,这当然是进步的体现,但是却让乡镇卫生院陷入了尴尬的境地。90年代,农民工大量进城务工,本来就让农村人口锐减,乡镇一级的财税改革,使乡一级的经费大为减少,很多卫生院的建筑,都永远地停留在了80年代的样子。乡镇医院不得不直面市场竞争,医生不得不想办法多挣点钱,卫生院不再是单纯的公共卫生机构。在我老家的那个镇,南街和北街,都相继开了私人诊所,很多人不再到卫生院看病。

进入21世纪,这种糟糕状态变本加厉。县医院的扩张,让有追求、有办法的卫生院医生都想办法调入县城工作,留在卫生院的,往往是水平最低的。在治疗水平上,卫生院的医生与私人小诊所,已经基本没有区别,连清创包扎都不能对付。不少地方的卫生院,甚至租给了私人经营,变成纯粹的盈利机构。

当然,我们没有什么必要为乡镇卫生院的衰亡拟什么悼词。农民看病,现在有清晰的模式,感冒发烧这样的小问题,小诊所解决;稍微严重一点的,就到县医院。从逻辑上看,乡镇卫生院没什么生存的空间了。这没什么可伤感的,而且,农村的医疗,也没有因为卫生院的式微而有大幅下降。最近几年,随着新农合的推进,农民的看病负担大为减轻,去县城医院已经成为首选,在这种情况下,谁还在乎卫生院?

人们唯一忽视的,就是防疫。随着社会整体健康水平的提升,和城市一样,农村也消灭了烈性传染病。但是,普通的防疫,比如针对儿童的各种防疫针,仍然由乡卫生院来承担。在城市,由专门的疾病控制中心和防疫系统负责;而在农村,这一部分由政府负责的公共卫生工作,只能落在乡镇卫生院身上。以乡镇卫生院这种普遍的处境,人们很难期待它会有规范的流程管理,因此,当问题疫苗流入“尤其是偏远的农村乡镇接种点”时,不能不让人触目惊心。

当然,人们可以相信专家的解释,这批问题疫苗主要是失效,而不会有别的伤害。考虑到这批疫苗的数量庞大,而且主要针对的是农村人群,要找到这些曾经的接种者,告诉他们,你的疫苗可能已失效,需要重新接种——这是最起码的善后,如今看来,却显得分外困难。

(原标题:《乡镇卫生院:疫苗危机中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