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佳

如果不是生长在工薪家庭，父母没有离异。 如果父亲没有在几年前，用净所有积蓄为他买了一台电脑和一辆山地自行车，生活空间和路线变得更加自我孤僻。 如果他十一没有一个人去上海旅游。 如果在闸北他没有租到一辆没有牌照的自行车，在路口没有被一个名叫薛耀警察盘查。 如果警察陈银桥没有硬将杨佳带回所里，杨佳没有据理相抗。 如果警察陈银桥高铁军陈红彬吴钰骅没有对他羞辱施加暴力。 如果他没有呼救110 ，没有三次电话他的母亲。 如果没有被非法拘押至凌晨二点。 如果警方不能销毁录音录像证据而提供伪证。 如果杨佳回北京后没有写信电话电邮多次投诉， 如果杨佳接受上海警方的赔偿协议，接受交换条件。 如果杨佳没有他母亲8 年上访讨公道的辛苦经历， 如果杨佳不是坚信“凡事都要有一个说法”的朴素道理。 如果杨佳没有在山西旅游时被车站的警察殴打成重伤。 如果杨佳在冲上闸北大楼时已经被警方击毙。 如果不敢出庭作证的七个警察中有一个能良心发现。 如果上海公安局尚存一点遵纪守法精神，还是一只干净的队伍。 如果精神鉴定中心有一点职业伦理和专业水平。 如果公检法讲一点法律程序，有一点法律水平，而不是视党性高于人性。 如果律师，中国的律师不是谢有明不是翟建之流尚存良知。 如果北京拔刀相助的李劲松刘晓原可能成为杨佳的辩护律师。 如果杨佳的母亲没有仍然被失踪一百多天而不能说出唯一的事实真相。 如果杨佳父亲和姨妈的苦苦申诉有效。 如果新闻媒体不是装聋作哑混淆是非的共谋， 白岩松不只是一张没有人智的烂嘴，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不是欺人之谈。 如果最高法院还是中国法治精神的最高法权代表， 如果这基本上还是一个讲理的世界， 如果今天的中国与昨天有所不同，杨佳都不会轻易的死。 社会不正义是如何实现的呢？ 社会的不正义来自闸北路口的那个警察完全没有意识到他的制服帽子上的那颗国徽是个鸟，败类们视集团的利益高于人的生命和荣誉，权力对宪法人权的习惯性蔑视，来自于每一个人的无限的忍受和退让。这是考验人性的制度。 在一个恶的体系中，为善可能吗？ 一次不公平的审判是悲剧，是谁的不幸，悲剧从来都是关于他人的吗？ 毁灭人的价值的历史会有善的终结吗？文明是延伸他人的命运。 不为他人的困境流泪，是这个社会最后的不幸。 转载自被关闭的艾未未新浪博客

esquire @ 2008-10 给暴力事故青年的一封信   dear friend:       我对你的离开深表遗憾和沉痛。作为一个深深热爱中国功夫的我，我深知暴力是一种让人感到惨烈和绝望的武库。在现实生活中，有着无数迷恋暴力的青年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甚至是自己鲜活的生命。而有些事情完全不需要用暴力方式解决，可以更温和更人道。多数时候，使用暴力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使问题变得更糟，一发不可收拾。暴力换来的是更多的暴力，而并不能换得正义。     中国武术的最高境界是一种万物的和谐，更注重内外兼修，它内涵丰富，寓意深刻，是一种精神和信仰的力量。暴力是低级学武者对武术精神的误会，它只祟尚蛮力的较量，并不能上升到精神层面的抗衡，而真正解决问题的方式则是以宽容、忍耐、大度、谦逊的态度，以和为贵的精神化解争端。     翻开人类的历史，已有太多人在争斗和挑衅中流血牺牲。他们信奉暴力武学，希望从中获得无穷的力量去战胜别人，而获得满足与虚荣。可最后才发现现实是一个可怕的陷阱，把我们身上所有的贪婪、欲望、偏执、残暴贯穿其中，转换成闪光的诱饵，让人类陷进去不能自拔，很多人跌落在暴力的陷阱里。     中国武学源远流长，我们更应该懂得什么才是真正的力量，什么才是困难来临之时，我们应该拥有的姿态。     借助这次给《时尚先生》拍摄封面的机会，希望你的朋友们，那些喜欢暴力电影的年轻人们，能够吸取这个惨痛教训，在未来的路上走得更远更好。                                                                    甄子丹                                                                    9/2/2008   *******************************************************************************************   连岳教甄子丹写信 esquire @ 2008-10 《esquire》（美国），1968,4 《esquire》（中国），2008,10 看了连岳这两篇博， 论暴力 ＋ 剖成两半的杨佳 ，好像是教 甄子丹写信 。 甄子丹那封信当然不可能比这位优秀的作家写得好，不过当我看到他的第一句话时，已经觉得挺满意了：“我对你的离开深表遗憾和沉痛。” 还有这句：“暴力换来的是更多的暴力”和这句“我们更应该懂得什么才是真正的力量，什么才是困难来临之时，我们应该拥有的姿态。” 这真的不是我们在拍封面时教给他的，而是事后他自己写好了传真给我们的。想一想我们的电影明星基本上与世隔绝，所以最初看到这封信的传真件时，还是蛮意外的。 下面这段话来自编辑彭扬写在十月刊里编辑手记： “拍摄场景是上海老弄堂里一个破旧不堪的小旅馆，只有两层，房间的狭角落满了凋谢的白色漆皮。这是霓虹闪烁的上海滩一个最不起眼的小角落，但也是暴力事件最容易酝酿和发生的区域。他在拍摄的间隙会望着窗外的街道，神情显得忧郁，这种表情我从来也没有在他的电影里见到过。在摄影师按下的快门里，他或多或少沉淀下来了这种忧郁，我想这是这组片子最为宝贵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