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摘要．．．．．．．．．．．．．．．．．．．．．．．．．．．．．．．．．．．．（i）
一 梁启超办报实践及在此过程中其新闻思想的形成、发展和完善．．．．．．．．．（1）
(一)从属于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政治活动的报业活动阶段．．．．．．．．．．．．．．（1）
(二)戊戌政变后康梁保皇立宪主张下的报业活动阶段．．．．．．．．．．．．．．．（1）
(三)试图以学术改造中国的《大中华》、《改造》时期．．．．．．．．．．．．．．（2）
二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2）
(一)报刊功能观．．．．．．．．．．．．．．．．．．．．．．．．．．．．．．．（3）
(二)报刊舆论观．．．．．．．．．．．．．．．．．．．．．．．．．．．．．．．．．．．．．（4）
(三)党报理论．．．．．．．．．．．．．．．．．．．．．．．．．．．．．．．．（6）
(四)报刊编辑观．．．．．．．．．．．．．．．．．．．．．．．．．．．．．．．（6）
三 对梁启超新闻思想的评价．．．．．．．．．．．．．．．．．．．．．．．．．．．．．．．．．．．．．（9）
(一)梁启超新闻思想的先进性．．．．．．．．．．．．．．．．．．．．．．．．．．．．．．．．．．．．．（9）
(二)梁启超新闻思想的作用和贡献．．．．．．．．．．．．．．．．．．．．．．．（10）
(三)梁启超新闻思想局限性．．．．．．．．．．．．．．．．．．．．．．．．．．．．．．．．．．．．．（10）
(四)梁启超新闻思想的现实意义．．．．．．．．．．．．．．．．．．．．．．．．（11）
1.来自梁启超新闻思想的爱国主义的启示．．．．．．．．．．．．．．．．．．．．（11）
2.来自梁启超新闻思想造健全舆论观的启示．．．．．．．．．．．．．．．．．．．（12）
3.来自梁启超新闻思想“五本”、“八德”的启示．．．．．．．．．．．．．．．．（14）
注释．．．．．．．．．．．．．．．．．．．．．．．．．．．．．．．．．．．．（16）
参考文献．．．．．．．．．．．．．．．．．．．．．．．．．．．．．．．．．．（17）
摘 要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是中国近代报刊事业的奠基人。他56年的生命历程中有27年在从事与报业有关的活动，主持了17个不同的报刊。梁启超的新闻思想是在他的报刊实践中形成、发展和完善的。他系统地阐述了一套资产阶级报刊思想。这包括他的报刊功能观、报刊舆论观、党报理论，以及他对报刊编辑方面的思考和观点。
他在办报活动的前期，认为报刊的功能在于“去塞求通”，而后期则发展为“监督政府”和“向导国民”，并提出实现报刊使命的办报四原则；在报刊舆论观中，他认为舆论监督政府，而报馆操持着舆论。他认为舆论不仅监督政府，还具有反映的功能。他将舆论分为健全舆论和非健全舆论，并系统地阐述了报馆造健全舆论所需具备的“五本”、“八德”；在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方面，他一直努力不懈地追求；党报理论，也是梁启超新闻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梁启超在报刊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编辑经验，完善了他的编辑思想，他为后人提出报刊编辑人员修养和道德要求，提出报刊“论说”、“纪事”写作要求，并且对报刊版面编辑和报章文体方面作出积极创新。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是有他的先进性的，他为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当然，他也同样存在他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对于梁启超新闻思想进行探讨和研究的同时，他的新闻思想对当今新闻事业和新闻工作者有什么现实意义呢？对今天的新闻工作者产生什么启示呢？本文也将对此谈一些个人见解。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声誉卓著的学者，政治家和新闻工作者。他一生致力于政治变革、思想启蒙及文化救国，投笔为枪是其最有力的武器，从“公车上书”、“戊戌变法”再到五四运动，他的言论、思想影响之大，几乎在其同时期无人可比拟。梁启超的民主思想给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很大影响,毛泽东在与斯诺的谈话中，说到“其中一本叫做《新民丛报》，是梁启超主编的。这些书刊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那时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1]。对梁启超的崇拜，还体现在毛泽东对梁启超创造的新文体的偏爱，创建新民学会，也是受梁启超《新民丛报》和《新小说》的影响；梁启超的气势奔放、感情丰富、文质并茂的政论文章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在中国近代启蒙运动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从胡适、陈独秀、到鲁迅、郭沫若、邹韬奋，都深其思想浸润。以通讯见长的报界奇才邵飘萍受梁启超新思想启蒙，被他犀利文章感染和倾服，萌发“新闻救国”之志。
一 梁启超办报实践及在此过程中其新闻思想的形成、发展和完善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是在他的报刊实践产生、发展和完善的。他的新闻思想与政治活动、政治思想紧密联系。
（一）从属于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政治活动的报业活动阶段
梁启超从1895年起涉足报坛，到戊戌政变之前，他的办报活动始终服务于维新派的政治活动，有京师强学会机关报《万国公报》、《中外纪闻》、还有《时务报》、《湘报》、《知新报》，宣传变法维新思想，批判封建制度。这一时期，梁启超总结前人经验，结合自己办报实践，提出一套办报主张，较系统地阐述自己对报业的主张。在1896年《时务报》上发表了他新闻思想代表作《论报馆有益于国是》，提出了“去塞求通”的观点，认为报馆有耳目喉舌的作用；他开创的“时务文体”，在当时社会上产生轰动效应。
（二）戊戌政变后康梁保皇立宪主张下的报业活动阶段
1898年戊戌政变后，梁启超在海外仍继续他的办报活动。此间梁启超发表大量主张民权、自由、革命、独立的文章，但总倾向是鼓吹君主立宪。这一时期，梁启超在报刊功能、办报原则、健全舆论和宣传方法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其新闻思想。
梁启超在海外创刊、主编《清议报》、《新民丛报》以及《政论》杂志、《国风报》。1901年，他在《清议报》上发表长篇论文《本报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文中阐述报馆的地位是“政本之本”、“教师之师”；办报的四个原则“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当”、“报事确而速”；1902年，他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中说：“某以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2]在《新民丛报章程》中说：“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3]；报馆需要“若孝子之事父母，若良师之诱蒙童”[4]那样去指导国民，这样才能变成“新民”。另外，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政府《少年中国说》等文章，在时务文体的基础上更上层楼，不仅思想新，文言成分少，人称“新民体”，在当时许多报纸都跟着学习，这标志着报刊新文体已发展到更加成熟的阶段。1907年，他在《国风报叙例》、《读十月三日上谕感言》等文章中，阐述了关于舆论的一系列问题。
（三）试图以学术改造中国的《大中华》、《改造》时期
辛亥革命后，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侧重于对新闻自由和言论独立的思考，但由于各种原因，梁启超对“言论独立”的前景感到非常失望。到1918年左右，他渐渐淡出政坛，转入学术、教育救国和学术研究中，他的新闻理论也随之沉寂下来。梁启超在1912年初回国时接受共和制，想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宪政，他积极地进行政党组织活动，希望建立“政党内阁”，提出“司法独立”和“言论独立”的观点，此时，他逐渐认识到新闻自由、报馆独立特别是经济独立的重要性。1912年初，他创办《庸言》报，主张用平常、切实、有理、适用的报刊言论来为政府建议献策。1915年，梁启超担任了《大中华》月刊的总撰述，该刊注重社会教育，认为学术之盛衰，国民程度之高下与杂志之发达与否有直接的关系，因此主张大力鼓动创办杂志。梁启超1920年回国后参与主编的《改造》(原《解放与改造》)，是梁启超所主办的最后一个刊物，他希望能从学术上谋根本的改造，为将来的新中国创造良好的基础。
二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与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理想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从一开始办报就注意到报刊所具有的强烈政治性和党派性，重视报刊的宣传和鼓动作用，利用报刊来引导舆论。其次，开民智、造新民是梁启超一生新闻思想不变的内容，贯穿梁启超新闻思想的始终。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主要体现在报刊功能观、报刊舆论观、党报理论、报刊编辑观等四个方面。
（一）报刊功能观
梁启超报刊功能观经历了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早期他认为报刊具有“去塞求通”功能，把报刊之“通”功能与国家兴亡相联系。1902年以后，梁启超认识到报刊具有“向导国民”、“监督政府”两大天职。
1、去塞求通，通耳目喉舌之功能
1896年，梁启超在《时务报》第一期上发表了第一篇论述报馆作用的新闻学术论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他认为国家的强弱，在于内外上下是通是塞；中国的落后受侮，原因在于上下内外不通，有“废疾”；他将报纸的作用概括为“去塞求通”。
报馆怎么“去塞求通”改变因塞受侮的现状？他说：“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主体是报馆；“去塞求通”的途径和方法，就要“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旁载政治学艺要书。”[5]
2、监督政府、向导国民之功能
1902年10月，梁启超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中说：“某以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6]这一报刊功能上认识的转变，体现出他在对报刊功能的认识提升到另一高度。
(1)监督政府的功能
梁启超认为，政府受公众委托管理国家事务，权力重且大，若没有限制、监督，不免会存在权力滥用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舆论是政府的监督者，报馆操纵着舆论。报馆监督政府应当“如父兄之视子弟……教导与扑责，同时并行”，应当“务其大者远者”，当纠政府之大局，当“监督政府之大方针”，而不应拘泥于细枝末节。[7]
(2)向导国民的功能
梁启超重视报刊的向导国民的作用。梁启超认为，报馆是“鉴既往，导将来，导国民以进化之途径者”、“养普通之人物者。”[8]报馆面对普通人，其发行量大，传播面广，可以长期有效地向导国民。
除此之外，在梁启超的新闻实践中，也常常体现出他对报刊教育功能和政治宣传功能的高度认识和把握。
3、报刊功能实现的四项原则
那么报纸怎样才能实现自己的各项功能呢？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的长篇论文《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文中提到办报四原则：
一曰宗旨定而高。梁启超认为办任何事都有宗旨，办报也是如此。“宗旨一定，如项庄舞剑，其意常在沛公”，报馆宗旨应不为谋私利，不媚权贵，应“以国民最多数之公益为目的”。 [9]
二曰思想新而正。这里的新指“万国之新思想贡献于其同胞者”，“报馆之著述者，贵能以语言文字开将来之世界”，应依据国史民情选取“最有利而无病”之新思想，“而后以全力鼓吹，是之谓正” [10]。
三曰材料富而当。梁启超认为报刊应该荟萃“全世界之知识”，但报刊对要刊登的材料“选择极严”，“使阅者省无谓之目力，阅一字则得一字之益，而又不使有所挂漏，有所缺陷” [11]。
四曰报事确而速。梁启超认为报纸应让人“知今为最要”，“各国之报馆，不徒重主笔也，也更重时事，或访问，或通信，或电报，费重资以求一新事不惜焉。”[12]一定为求准确无误，错了要公开纠正。
（二）报刊舆论观
梁启超把报馆作为舆论机关，把报馆等同于舆论中心，报刊之监督功能来源于其舆论效应。梁启超对于报刊舆论方面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国风报叙例》、《读十月三日上谕感言》等文章中，对健全舆论、对报纸怎样才能造成健全的舆论等等作出详细的论述。
1、区别健全舆论与不健全舆论；
梁启超在《国风报叙例》一文中，在谈到舆论的重要性上，他说“舆论之足以为重于天下”，且区别了健全舆论与不健全舆论：“非舆论之可贵，而其健全之为可贵” ，舆论是“多数人之意思结合，而有统一性继续性者也”，“非多数人意思之结合，不足以名舆论；非统一继续，不足以名健全”。[13]他认为，当时的社会舆论也是不健全的。
2、报馆要造成健全舆论必须有五要素
梁启超认为造成健全舆论必须具有“五本”：
一曰常识。就是要拥有广博的知识，这样才能在报事和论述时有根据，有凭借。梁启超认为，常识是普通学识，它包括：自然界，社会界的重要现象和原理、原则；本国及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实；目前陆续发生之大问题、其因果和背景。
二日真诚。至诚才能打动读者，至诚才能形成健全的舆论。怎么做到真诚？就是要以维护国家利益为目的。
三曰直道。造舆论者，要以国家和民众的利益为重，要不畏强暴勇往直前。若遇强权威逼便“依草附木”、一味迎合，这样形成的舆论非舆论，而为“妖言”。
四曰公心。不能以个人或党派之私来判断是非。
五曰节制。就是要导之以真理，不能拔之以感情，做偏至之论。
梁启超将以上五点中前三者归为“成全之要素”，后二者归为“保健之要素”。
3、言论自由及出版自由
梁启超自接受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新闻理论后，一生都没放弃对新闻自由的坚持和追求。他冲破封建统治者和其他统治势力的言禁，打破封建统治者垄断新闻事业的局面。他在《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一文提到“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惟一切文明之母” [14]；他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提到：“西人有恒言：‘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为一切自由之保障。……而报馆者，即据言论出版两自由，以龚行监督政府之天职者也。”[15]在他看来新闻自由就是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在新闻领域的运用。
梁启超在辛亥革命之后，逐渐认识到新闻自由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他深切感受到，无经济独立能力的报业，要求生存，要求自由发表独立的言论，是何其艰难。
4、舆论具有反映和监督两种功能
梁启超早期就认识到报刊具有“去塞求通”、“通上下内外”的功能，这主要是针对报刊反映和提供信息而言，报刊通过传播信息，国民知晓后形成话题，从而形成、反映舆论。后来，梁启超提到报刊“监督政府”时，明确提出舆论监督的概念。他说：“监督权谁操之？曰：舆论操之。舆论无形，而发挥之、代表之者，莫若报馆。”[16]
梁启超论述了舆论监督的必要性：人性有弱点，需有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力量对其监督、约束，以确保政府履行本职；政府的权力受托于公众，所以要受到代表公众意见的舆论的监督；他分析了舆论监督的特点：舆论监督即 “名誉监督者”，它区别与法律监督和宗教监督，它不使人服从、信仰和畏惮，“却隐然示人”，若无视舆论监督将不容于社会，将于乐利有所损；他还明确了舆论监督主体的地位：报馆和政府地位平等，认为报馆和政府如父兄与子弟的关系；最后，他分析了舆论监督的方法：需教导、扑责，需监督政府的全局、大政方针，要区分主次、轻重，着眼于全局。
（三）党报理论
梁启超承认报纸的资产阶级党性。他认为党报宣传是政治斗争重要舆论工具。在他看来“有一人之报，有一党之报，有一国之报，有世界之报。。。以一党之利益为目的者，一党之报也。”[17]
梁启超非常重视党报宣传的作用。他认为党报是党的重要机关；宣传党的政策，争取群众支持，是政党（主要是指在野党）对政府进行监督的工具。
在戊戍维新时期，《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强学报》和《时务报》都具有十分浓重的政治色彩，鼓吹变法，反映维新派意志，为其政治经济利益呐喊，具鲜明的阶级性和党性。变法失败后保皇会机关报，以《清议报》、《新民丛报》最重要，鼓吹保皇立宪；梁启超曾指《新民丛报》实为“吾党一生力军”，他于1907年4月筹办《政论》月刊时，更明确谈到“党报将出”，“先造此基础，为立党之先河”。由此可见，梁启超当时已明确地提出了报刊的党性问题。
不难看出，梁启超关于党报理论的见解，同现代党报理论的某些重要观点，如党报是党的机关，是建党的工具，党报要旗帜鲜明地表明党的态度，宣传党的政策等，大体上是一致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一，梁启超党报理论所说的党报是资产阶级党报，其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利益；其二，梁启超是处于在野党的位置来谈党报理论的。
（四）报刊编辑观
梁启超在二十多年的办报活动里，积累了丰富的报刊编辑经验，他的编辑思想理论，在中国近代编辑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
1、报刊“论说”、“纪事” 编辑写作要求
梁启超在《<时报>发刊例》中，提出办报的论说四条，纪事五条的要求。论说四条：“公”、“要”、“周”、“适”；纪事五条：“博”、“速”、“确”、“真”、“正”。[18]
“公”，就是要以社会利益为重，不附于一党之偏见;
“要”，就是要拣“一国一群之大问题”论说之，而不能找一些小事来误导读者;
“周”，就是要分清主次，对大问题或论说予以批评，以达到着重强调之作用;
“适”，就是所论说的理论一定要适合中国的国情，“虽有高尚之学理，恢奇之言论，苟其不适于中国今日社会之程度，则其言必无力而反以滋病，故同人相黝，必度可行者乃言之。”
“博”，就是要广博，全世界各地都要在其视野之中，“务使材料丰富，使读者不出户知天下。”
“速”，就是要求纪事讲求时效性。“各处访事员，凡遇要事，必以电达，务供阅者先睹之快。”
“确”，是要准确，“凡风闻影响之事，概不登录。若有访函一时失实者，必更正之。”
“直”，就是要直书，不能隐讳。
“正”，就是要正直，“凡攻计他人阴私，或轻薄排挤，借端报复之言，概严屏绝，以全报馆之德义。”
这实际上揭示了新闻报道的广泛性、时效性、真实性、客观胜和公正性等多种性质，有其超越时代的先进性。
2、制定报刊编辑人员自身修养及道德要求
梁启超在《国风报叙例》指出的“五本”、“八德”，既是对报馆行为的要求，也是对报刊编辑活动及报刊从业人员的自身修养及道德、行为要求。“五本”上文以详述，此“八德”如下：
一曰忠告。不能对政府或国民不轨正道，不适时势的举动视而不见，应苦口婆心地规劝之。
二曰向导。向导的对象兼政府和国民，为向导者，应“先自识途至熟，择途至精，然后导人”，应“循序渐进，使积趾步以致千里” [19]。
三曰浸润。浸润与煽动皆为鼓吹舆论最有力的手段，浸润收效缓但更持久，而煽动收效速但弹指旋灭。
四曰强耻。梁启超认为，“立言者，贵其能匡俗于久敝，而虑事于未然”[20]。不能期望对于民众之惰性用一二言就能去除，而是要不厌其烦地再三“反复以谏”以达到规劝成功的目的。
五曰见大。即报馆需对国家之“大者、远者”之事举纲张目，不就一些琐碎之小事纠缠不已。
六曰主一。就是要坚持报纸的宗旨，凡所论述，“一以贯之，彻于始终”，“百变而不离其宗”[21]。而不能持论矛盾，让读者无所适从。
七曰旁通。业报之人，应有相当的常识，然后才有相当的判断力，即要求报刊视线宽广，做到随时可以替人释疑解惑。
八曰下逮。即报刊内容要适合读者的知识水平，为读者所喜闻乐见。
3、报刊版面编辑方面的思想
梁启超勇于创新报刊编辑体例。他在编辑《中外纪闻》时，开创了“一事一议”的短评栏，在编辑《新民丛报》时，专门开辟了“国闻短评”栏。“时评”体裁栏目逐步成为中国近代报刊上引人注目的一个重要报刊体裁。梁启超主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时，栏目较多，内容较丰富，为中国当时报刊中所少见。
梁启超积极运用新式页码和标点编排。他在办《新民丛报》时，充分吸取了西洋书编页的长处，改进编页方式，采用每页两个号码的编码方式，面使检索方便。
梁启超积极改革报刊版式编排。办《时报》时已用点号、分段，字体用小楷字，并用不同的字号和圈号来区分内容的重要程度，并且提高其标题的醒目程度。值得一提的是，在梁启超参与领导《时报》期间，在报纸的编辑、出版方面大胆革新，为我国报业的进步和发展作出了贡献：第一，首创报纸专题周刊，设教育、实业、妇女、儿童、文艺、英文、图画等七个版，分别聘请专家负责编辑；第二，首先采用1至6号铅字排版，新闻标题“皆加圈点以为识别”，版面编排醒目；第三，最先将一张报纸分为一、二、三、四版，两面印刷，彻底摆脱了书册报纸的痕迹。
4、对报刊新文体上的革新
报刊新文体改革倡始人梁启超，以言论精辟，风靡一时，他在《时务报》期间，继承王韬报刊政论的传统，在政论写作中不断突破革新，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报章文体。梁启超这种文体的特点是疾呼救亡，直陈时弊，介绍西学，条理清晰，语言半文半白，有时还夹有口语、俚语，因而平易畅达，易于表现新思想，被称为“时务文体”。后来，梁启超在中国办《新民丛报》时，他的报刊政论文章《少年中国说》等在原来的时务文体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不仅思想新，文言成分也更加减少，时人称为“新民体”，这标志着报进新文已发展到更加成熟的阶段。
梁启超对新文体改革主要是考虑：其一，读者文化水平不高，需用一种最直接的方式来唤醒民众；其二，他认为文体改革是政论的需要，这种文体能帮助政论把道理讲清楚透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