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比贪官更坏？

清官比贪官更坏？

一

文化大革命，大革了文化的命，扭曲乃至颠倒了各种正常的是非观、价值观，善恶颠倒是否淆（文革就像一头野蛮的驴，把无数人的脑袋踢坏了），大量反文化、反道德、反人性的思想观点纷纷出笼或者沉滓泛起，“清官比贪官更可恶”的观点就是其中之一。

文革期间，《人民日报》曾有长篇文章论证“清官比贪官更坏”的说法。基本逻辑是：清官打着为民除害的旗号，剪豪梁、除贪官，使社会的阶级矛盾得以缓和，麻痹人民的觉悟和斗志，所以比贪官更具欺骗性。因为，清官清廉，让老百姓吃的苦少多了，劳动人民就不那么仇恨官府、仇恨旧制度。——人民不那么仇恨他们，就不会起来造反。相比之下，贪官的贪婪豪取，更能激起人民的仇恨，促使他们奋起反抗，推翻旧政权。

这种说法并非毫无道理。只不过，这仅仅是“革命的道理”，是暴力革命的、极端主义的标准和逻辑。为了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激怒弱势群体，革命者唯恐天下不乱，当然希望执政者及各级官员们坏事做的越多越绝越好。

岂仅清官？在革命者眼里，任何人，任何比较缓和的措施和办法，只要有利于减轻人民负担、缓和官民矛盾、促进政权改良和社会进步，都是坏的，不可接受的。

从革命的角度看，“清官比贪官更坏”的论点可以局部成立。何以仅“局部成立”？因为，贪官的贪婪豪取对人民生活会造成怎样严重的痛苦，对社会道德会造成怎样的巨大的破坏，还有，“激起人民的仇恨”之后他们是否一定会奋起反抗（也有可能官与民烂成一团，造成社会溃败），奋起反抗是否一定能够推翻旧政权（也有可能革命者与反革命者共同归于毁灭），新政权是否一定胜过旧政权（充满仇恨的人民建立起来的政权更有可能新不如旧）…，诸如此类的问题，大多数革命者一般是不予考虑的。

二

离开“革命立场”，“清官比贪官更坏”的说法就是颠倒荒唐的，简直岂有此理。

清廉可敬，腐败可耻，清廉值得称赞，腐败必须惩罚，这才是人之常情、社会之常理。

清官品质高尚，无疑更富有奉献利他、爱民爱族的精神，对于不良的体制和政治，其改良的内在动力和冲动（道德力量）肯定要比贪官大得多。（即使某些清官无意于体制改良，也不能将体制之恶不分青红皂白地栽在清官们头上。）

另复须知，儒家并不绝对反对暴力革命，对于汤武革命，儒家就非常支持，高度赞扬。只是儒家为人民和社会考虑，不到迫不得已，不忍诉诸暴力，只要还有改良的希望，就不轻言革命。因为，和平转型比暴力革命付出的社会代价要低得多多。

可笑的是，某些自由派在看待“清官贪官”问题时亦坚持“革命立场”，充满文革精神，表示反专制但不反贪官，希望贪官越多越好越大越好。博讯螺杆在东海《海瑞孝乎不孝？》文后跟帖：“现在已经没人对什么包公海瑞的感兴趣了，因为清官比贪官还可恶。”
可见，“清官比贪官更坏”的观点还颇有迷惑性和欺骗性呢。

对于这些自由派，东海只想问一句：清官与贪官相比，谁会更关心人民的福祉和国家的命运？面对明显落后于时代、违背了民意的现行体制，谁更有改革的冲动？答案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三

“清官比贪官更可恶”的观点从文革开始流行，但四人帮并非始作俑者。这个观点的发明权要归于清末的刘鹗，他在《老残游记》写到清官可恨时说：

“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目所见，不知凡几矣。试观徐桐、李秉衡，其显然者也。廿四史中，指不胜屈。作者苦心愿天下清官勿以不要钱便可任性妄为也。历来小说皆揭赃官之恶；有揭清官之恶者，自《老残游记》始”。

其实，这段话只是刘鹗的激愤夸张之辞，逻辑并不严密。清官当然并非一定都好，其中不免有酷吏，有刚愎自用任性妄为者。但不可一概而论。贪官中刚愎自用任性妄为者，廿四史中，更加指不胜屈。

将清官等同于酷吏再来论清官的危害性，偷换概念，对古今中外的清官们都是极不公平的。如果说“酷吏比贪官更可恶”，倒有一定道理，但也不绝对。汉朝一些酷吏，其实是勇于犯上、严于执法的好官，他们不畏权贵，对民众却颇为温柔。说“酷吏比贪官更可恶”，要看酷吏是对权贵还是对民众酷。

2010-9-8东海儒者余樟法

首发儒学联合论坛学术厅http://www.yuandao.com/index.asp?boardid=2

“要翻墙，用赛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