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10年，香港人仍在痛苦挣扎，寻找自己的身份认同。在许多香港人看来，他们无论相对于大陆，还是对于西方世界，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他者。
我们是谁？
从1842年香港沦为英国殖民地，这种追问就已开始。回归10年后，这种追问仍未终结。
1990年，麦唛/麦兜系列漫画开始风行香港。
1997年以前，故事主角是麦唛。母亲会为麦唛做裤子穿，买手表给麦唛戴，开了一张附属信用卡给麦唛；麦唛能画得一手好画，中英文基础也很好，生活无忧。
那些年头，香港是“东方之珠”，歌舞升平，民众自信。在东西方交汇中，它始终是一个中心，一个惹人艳羡的焦点。
1997年之后，取代麦唛的是另一只漫画小猪——麦兜。麦兜的生活充满挫折，似乎如何努力都无法摆脱失败的命运。
麦兜同样引起整个香港的共鸣。经历金融危机洗礼的香港中产阶层的破产者众，看不到成功的曙光。
麦唛/麦兜系列的创作者谢立文接受记者访问时便开宗明义地说：“我想要一个更有血肉有局限的人物，于是有了麦兜；麦唛好像想怎样就能怎样，但麦兜就有好多掣肘。”
这些掣肘自1997年之后便与香港人相伴，让他们对自己的身份产生忧虑和恐慌，或表于形，或隐于内，却一直未得解脱。
七一大游行、争建迪斯尼，甚至那些反对大陆孕妇来港的普通市民，那些当初选择移民后又回港的中产，每个人的背影中，都隐藏着一个追问：
我们是谁？
从1842年沦为英国殖民地，到后来的经济明珠，再到1997之后，伴随经济下滑的挫折感，港人走在两次历史转折之中，无所适从。
在好光景时，她是自由港，一块有着无限活力的土地；而失落时，她只是一叶无根的浮萍。
“去殖民化”的吊诡
“回归之前有的时候填表要填国籍，我们都是填‘英国’。”1960年代出生在香港的刘伟民说：“虽然我们出生下来就被告知是香港人，但香港不是一个国家。我们也没办法填中国，因为我们不在中国的统治范围内。所以最后只能填英国，虽然心里也觉得怪怪的。”
1842年《南京条约》将香港变成“日不落帝国”诸多殖民地中的一块，但英国人却在这里推行了完全不同于其他殖民地的统治方式，这也造成了香港特殊的身份危机。
英国政府不仅没有像当时的日本、法国那样在殖民地推行同化政策，甚至没有推行“去中国化”的措施。
1841年，英国人登岛之后便宣布华人社会仍按《大清律例》管理，直到130年之后才完全废除。这使得香港的纳妾制到1971年才结束，是包括大陆、台湾在内的所有华人社会中最晚废除这一习俗的地方；在1970年代，研究中国华南乡村社会组织结构的西方学者是在新界，而不是在广东，找到了风俗礼仪保存最为完整的华南村落。
这看上去甚至让人怀疑英国人是否准备在香港实行殖民统治。
英国人的做法并非是出于仁慈，而是精明的计算。
与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不同，香港没有丰沛的自然资源，英国人当时所需要的，只是香港优良的深水港。从统治成本的角度考量，英国人显然没有必要在香港建立严格的自上而下的殖民体制进行整体控制。正像当初英国人没有选择同是良港的舟山，就是因为嫌舟山“太过繁华，不便管理”。
“香港人是否认同自己是英国人，对英国来说并不重要。”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吕大乐说，他将英国在香港的殖民方式称为“非直接式（indirect）统治”。
在这样的思路下，早期英国殖民统治层与香港的普罗社会基本上处于分离状态。即便到了后来，英国人仍然没有接纳香港人作为自己的子民。
1982年7月，英国政府宣布，在香港的英籍华人如果在大陆遇到了困难，英国领事馆将不予协助和保护。英国政府更是因此而修改《国籍法》。
英国的这种做法，就是因为担心如果中英谈判无法确定香港的未来地位，香港社会会发生动荡。只要一小部分香港“英籍华人”涌入英国，就会对英国造成巨大的负担。当时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后来也在回忆录中透露，正是基于这样的本国利益，所以她更倾向于寻求一种“能够使大多数香港人愿意继续留在香港的措施”。
另一方面，英国人也意识到，一个拥有强烈“中国意识”的香港对于殖民统治来说是危险的，所以英国人在香港尽力淡化身份认同，有公民而无国民教育。香港也因此成为几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长达100多年的时间里没有进行过国民身份教育的现代文明地区。
在港英时期的中学历史课本中，中国历史停留在鸦片战争，而且这场战争的性质被描述为“因为商业利益而爆发的战争”。不愿透露姓名的香港市民黄小姐说，甚至直到1980年代她作为中学生去大陆旅行，站在天安门前，她只是觉得这是一个很雄伟的建筑，不知道它到底有什么意义。直到回归之后，她才第一次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英国人在香港推行的这种特殊殖民统治方式是有效的。在香港长达150多年的殖民史中，这个华裔人口高达96%的社会对殖民统治几乎没有爆发过持续性的反抗，甚至没有持续性的敌对情绪。
加之1950年代之后香港经济飙升，香港的人均GDP甚至超过宗主国英国，使得香港不仅缺少那种一般殖民地所特有的悲情意识，反倒生成对殖民统治的认可。
但是，香港人的“中华根”仍然被英国人完好地保留着，比起仅仅经历过50多年殖民统治的台湾，香港却从未出现过成规模的“港独”思想。这便形成了香港人独特的矛盾心态，学界有人以“双重效忠”称之。
这种心态在香港的武侠小说《鹿鼎记》中也有精彩的体现。
金庸在小说结尾处为“异族皇帝”康熙设计了一段独白：“明朝的皇帝中，有哪一个比我更加好？现下三藩已平，台湾已取，罗刹国又不敢来犯疆界，从此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天地会的反贼定要归复朱明，难道百姓在姓朱的皇帝治下，日子会过得比今日好些吗？”
《鹿鼎记》成书于1970年代初，此时的香港在经历了1966年“反英抗暴”运动之后，港英政府整顿吏治，成立廉政公署，为商人阶层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对草根阶层推出一系列福利措施，香港经济也进入黄金期，使港人对殖民统治的认同感大大增强。
康熙的这段独白不能不说是当时香港人对历史的借喻，也是彼时香港人一段委婉的心路表白。
“香港的去殖民化非常有趣。”香港时政评论员梁文道说：“虽然都是英国的殖民地，但是印度的去殖民化很明确，他们可以塑造出一个完整的国家身份认同来肃清英国人的影响。而香港不同，面对一个巨大的母国，香港的去殖民化本质上是回归而不是新建，但是它又发现自己已经与母国是那么的不同。”
从中英谈判到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在大陆的描述中，香港的回归一直都被纳入“中华民族洗刷被侵略被殖民的耻辱”这样的论述之中。
这样的论述给香港人的身份重塑造成困难。身为“炎黄子孙”的他们不仅没有自动将自己纳入这样的判断之中，反而流露出对“九七大限”的恐惧。
从中英谈判开始，香港便断断续续出现了移民潮。据香港学者的统计，从1981年到1986年，移民海外的人数为平均每年2万人，在1989年之后更是达到每年6万人。香港廉政公署曾预计，14名首长级官员中有一半会在1996年之前离职移民。
大陆迅速淡化，以至最后完全放弃了这样的论述，但是香港人的身份认同仍然没有得到完整的重塑。相反，出于种种因素的考量，港英时代的很多制度安排被完整地保留下来。
港岛的大小道路仍然保留着过去的名字，“皇后大道”、“干诺道”，它们仍然是以英女皇以及历任港督的名字命名；英资色彩浓重的汇丰银行仍然是香港的发钞行之一；除了基本法，香港仍然沿用英国法律，香港的大法官中仍然有很多英国人。
最早负责香港回归事务的廖承志甚至说，香港回归不过是换个总督，换面旗。
变或不变都成为难题。
“都说回归之后我们香港人要调整心态，其实大陆也应该调整。”一位在大陆工作的香港人半开玩笑地说：“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总说‘港澳同胞’，但从来都不会说‘广东同胞’，既然我们都回归了，为什么称呼还没有变呢？”
一位研究香港20多年的大陆学者在谈及回归时不无感叹地说：“政权回归易，心态回归难。”
从“北进”豪情到“居港权”之争
自从中英谈判开始，香港人的身份探寻中，如何界定自己与大陆的关系便成为最重要的课题。
在这个过程中，香港人并非总是处于移民潮的悲情意识之中，他们甚至一度是那么的自信，相信自己不仅不是被改变的对象，而且可以改变整个大陆。
1980年代当大陆开始试水改革开放的时候，香港的经济、文化和制度魅力都达到了最高峰。香港也第一次从大陆的“窗口”变成大陆最为重要的“老师”。
1988年6月，大陆领导人邓小平第一次提出“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香港这块殖民地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大陆的话语体系中被赋予了无上荣耀的榜样地位。
港资成为第一批涌入大陆的“外资”。1990年，港资在大陆已经雇佣了约300万工人，8成以上的香港上市公司在大陆开展业务，约有10万香港人在大陆工作。
香港的自信心迅速从经济转移到制度。
1980年代末期，正当中英谈判进入关键阶段的时候，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上书当时的中共领导人，要求“民主回归”，希望香港能成为大陆的“民主窗口”。一些大陆学者甚至将香港看作是大陆进行民主改革的“可控性试验田”。
1990年代，中共十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口号之后，中组部便组织多达1000名左右的地市级干部到香港学习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律、证券、房地产等知识。这次培训中的很多干部成为后来推进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的骨干。
一位参加过当年培训的厅级干部在10多年后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当时上课的内容。他说：“当时给我们上课的梁振英说，他觉得大陆的房地产不是太冷，而是太热。但是当时大陆的房地产刚刚起步。后来海南房地产事件爆发，证明他是对的。这让我在这10多年的时间里对房地产的发展始终抱有警惕的心态。”
香港还变成大陆普通百姓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元素。
即便是在大陆最为偏僻的山村，也能看到刘德华、成龙的电影和梳着和他们一样发型的年轻人，香港的佐丹奴也成为大陆最早的流行服装连锁店。
1990年代初，香港作家梁凤仪的小说开始风行大陆，并迅速得到官方的认可。当时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称“改革开放时代想参与经济活动的大陆读者”都可以从梁的小说里借鉴知识，大陆官方媒体更是将其美誉为“有凤来仪”。
“当时香港人有一种‘大香港主义’的优越感”，香港中文大学副教授王家英说：“香港人认为‘我是最好的，你们都要来学我’。”
香港学者周蕾就在文章中公开宣称“作为一个殖民地，香港不就是中国的未来都市生活的范例吗？”
这不仅是当时香港知识分子的豪言，也是深圳河两边从领导到小市民的共识。
但是，也正是在这个时期，香港经历着移民潮。香港人从过去的“双重效忠”演变成“三重身份”。
1995年，香港一些学者写了一本名为《北进想象》的书，对此时香港人复杂的心态进行了很有自我批判精神的解剖：香港人对于被英国人殖民的身份持有暧昧态度，内心认同殖民带来的繁荣，甚至有种因此而来的优越感，但不敢公开表露，害怕“政治不正确”；对于回归却持有一种恐慌，将大陆看成是新的殖民者，这也是移民潮的原因；但是另一方面，随着香港资本主义文化和经济力量的“北进”，香港又在大陆扮演着疯狂赚取利润，传播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殖民者角色。
但是，“北进想象”很快破灭。
刚刚回归的香港接连遭遇金融危机、SARS，股市、楼市等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大幅衰退，香港经济奇迹也就此破灭。而于此同时，大陆却实现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大陆的改革开放榜样也早已越过香港，直接瞄向了西方发达国家，在香港的官员培训项目也迅速减少。
“香港人的北进豪情急转直下，迅速变成一种对于大陆的防范心态。”《北进想象》一书的主要作者之一卢思骋说。
1999年，香港终审法院在一宗案件中判决：香港人在内地所生的非婚生子女都享有居港权，包括私生子女在内。这一判决引发了声势浩大的“居港权争论”，也成为观察香港这种“心态急转弯”的极好案例。
终审法院的判决迅速遭到特区政府官员以及香港中产阶层的强烈抗议。当时的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公开宣称，这一判决将导致167万大陆人移居香港，对于香港的社会和福利制度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她甚至连同律政司司长梁爱诗一同上京，要求中央释法，抵制大陆赴港潮。
香港的《星岛日报》也发表文章称：“这对于香港纳税人是不公平的。为什么我们要为那些对婚姻不负责的人和他们的错误承担责任？”（很多拥有这种居港权的人是香港人在大陆的私生子。）
“你会发现在香港人的论述中，有个词特别强烈——‘我们’，”卢思骋说，“这样的论述说明，无论是香港政府还是中产阶层心中与大陆还是有强烈的‘你我之分’。他们强调的是‘我们’与‘你们’是不同的。在整个事件中，香港人把大陆想象成是一个可怕的外来体，香港人的心态是要‘抵住’大陆。”
在一些研究中，居港权事件被认为是进一步强化了香港与大陆之间长久以来就存在的心理边界。
“‘一国两制’的安排就是为了安抚香港人的恐惧心态。”王家英说：“但是经济的交往不可能不带来政治的影响。”在王家英看来，香港与大陆的关系就像州与联邦政府的关系一样，自治度再高，也毕竟只是一个地方政府，要受到中央的节制。
但是香港人对“自我”的消失特别敏感。担心上海会取代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担心深圳、广州会取代香港的航运中心地位。香港媒体甚至感叹说，回归10年之后的今天，香港的邮筒和警察制服也已经变得与大陆一样了。
这种担心与闭门自保的心态彼此之间形成了恶性循环。
一些嗅觉敏锐的香港人显然已经意识到了大的趋势。
“既然大陆的影响力是注定挡不住的，香港人就要调整自己的心态。与其龟缩，不如主动融入。”卢思骋说：“我们其实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城市，不要总想着关起门来自己搞一套。”
王家英对于香港的优势非常乐观，他认为今天的香港仍然对大陆有不可取代的示范效应，而且比起当年理想主义色彩浓重的“北进想象”，这种示范效应在今天更务实，也是更高层面的。
“香港有良好的法治传统，如果香港在这样的基础上实行民主，绝对会比台湾走的更好。”王家英说：“大陆恰恰缺少制度的经验。香港可以为大陆示范如何在民主之前建立良好的制度，这对于大陆今后的民主化是非常重要的。”
为何难唱“狮子山下”
人生不免崎岖
难以绝无挂虑
既是同舟
在狮子山下且共济
同舟人誓相随
无畏更无惧
同处海角天边
携手踏平崎岖
我地大家
用艰辛努力写下那
不朽香江名句
一曲《狮子山下》唱尽香港人历经艰苦、自强不息，也唱出香港能够从一个小渔村成为世界大都市的奥秘，很多香港人将其称为是自己的“区歌”。
陈文才就生活在狮子山下，是典型的靠一双手打拼一辈子的香港市民。
陈1970年代开始做厂房中介，后来转作写字楼中介，再后来转作住宅中介。在生活好的时候，他住在10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里，雇了两个菲佣。
陈文才的生意转型非常直接地反映出香港的经济变迁——从早期的制造业中心，到后来制造业转移北上，第三产业兴起，再到后来成为金融中心。这是香港产业不断升级的过程，但也是香港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过程。
1997金融危机也引发了香港社会结构的重新洗牌，大量刚刚萌发起来的中产阶层被彻底击垮，也包括陈文才。
2002年，香港经济持续低迷，当时的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在自己递交的第一份财政预算案的结尾引用了《狮子山下》，希望以此振奋人心。也正是在那一年，陈文才生意破产，他辞退了菲佣，与妻子和两个20多岁的儿子一起搬到了政府修建的只有40平方米的廉租房里，他的廉租房恰好也在狮子山下。
此前香港人坚信，只要金融好，房地产好，香港经济就不会有问题。但是金融危机将香港产业升级带来的结构性弊病全都暴露出来，随之而来的冲击，也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
“香港的失业是结构性的。”香港立法会议员、工会联合会副会长陈婉娴说：“现在在香港，如果教育水平低，很难进入主流经济。”
《狮子山下》当中所歌唱的那种依靠汗水就可以换来成果的劳动，在今日的香港早已成为历史。
从1980年代开始，香港的制造业不断外移，香港转而以金融服务作为主业，加之香港的垄断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使得普通小市民逐步失去了自我创业的空间。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吕大乐的父亲早年就是依靠艰苦劳动积累下原始资本，最后开设了属于自己的小厂。“但是这样的情况在今天已经不可能了”，吕大乐说：“制造业在香港已经消失，而且垄断也使得小工厂没有生存的可能。”
社会结构的转变使得社会心态也慢慢发生转变。不用民意调查，只要问问普通香港市民对李嘉诚的态度，就会有很深刻的体会。
昔日依靠自我打拼而最终成为香港首富的李嘉诚被香港人称作“李超人”，也是很多人的榜样。但是今天，这个香港致富童话已走向另一端。
“刚刚回归的时候政府把一块土地交给李嘉诚，要他建设数码港，结果他却开发成房地产。”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香港市民说：“这是与政府合在一起欺骗我们啊！而且他开的超市将很多小商贩挤得没有活路，要么破产，要么只有到他的超市里面去打工。”
2001年，香港的基尼系数飙升到0.52，贫富差距成为世界上所有发达经济体中的“冠军”。
“殖民地时代英国人要在香港获取商业利益，维护统治，都要依靠大商人，所以香港一直都是亲商政府。”香港时政评论员梁文道说：“香港在制度层面对中下阶层的保护甚至远远不如大陆。”
长期从事工人权益保障工作的陈婉娴也颇有同感，因为担任议员，她更感受到这种贫富差距的背后更是一种制度弊病所带来的。
“我对工商界的人说，现在香港月收入在贫困线以下的有80多万人，他们说没有关系，我们把他们养起来。”陈无奈地说，她经常为了工人权益的事情与政府发生矛盾，但是政府往往要顾及各方面利益，特别是商业阶层的利益，所以在推动诸如最低工资制度这样的政策立法时总是困难重重。
在谈及如何解决香港面临的社会问题时，王家英举了个例子，香港目前的企业所得税仅有15%，是世界发达国家中最低的。王家英半开玩笑地说：“如果香港实行普选，普通民众也有选票的话，我想特首早就会把税率加上去了。”
制度安排使得香港根本不具备自我调节的动力。一些香港人把希望寄托在中央的身上。
一位香港人特别提醒记者注意今年温家宝的政府工作报告。其中有一句是中央“将与港澳各界人士一道，为维护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而努力奋斗。”
“我们都能看到今天香港社会的问题，阿爷（香港民间对中央政府的一种称呼）不可能看不到”，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香港人说：“这句话或许就是一个信号，阿爷有可能会改变单一依靠工商阶层治理香港的策略，并且对香港的社会财富分配、社会结构进行积极的干预。”
“大陆不是一直在提创建和谐社会吗”，他特别强调说：“今天的香港也特别需要。”
香港人口中很大一部分都是逃难来的大陆人，从太平天国、日本入侵到国共内战。难民情结使得香港华人社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法形成本土意识。香港对很多人来说只是暂居之所。
1966年，因为不满港英政府对渡船费用加价，香港爆发“反英抗暴”运动。这次事件，被看成是香港人第一次形成了“自我”的概念，这些人与他们难民情结深重的父辈不同，他们开始以港为家，争取权利。
创作于1970年代的《狮子山下》更是为这种“自我意识”做了明确的概括和提炼。自强不息的“狮子山下精神”使得没有找到明确国族身份的香港人找到了明确的自我精神，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维系香港人的精神纽带。
香港在身份认同上似乎从来都处于一种紧张感之中，他们用“借来的时间，借来的空间”来描述自己的处境。唯有在唱起《狮子山下》的时候，他们显得那么自豪，对自己的身份那么明确。
对这块飘零一百多年的土壤和其上几百万生灵来说，这根精神纽带不应因为任何原因而褪色或被淡忘。来源：《凤凰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