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4日，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一系列纪念活动正准备之中，要在“五四”那几天推出来，于是纪念也成了一场运动。我也受命筹备一个纪念五四特刊，叫做《五四答卷》，邀人给我们这个时代打分，看是否对得住五四先贤的殷殷期望。所以看了不少新旧材料，对“五四”终于有了一点模糊的印象，也积攒下一些不明白问题。梳理了一下，约有下面九个问题，都是五花八门的“如果”。在那一段风云际会里，往往有一些命运攸关的时刻，杰出人物站在历史的十字街头，他们看似偶然踏出的一步，往往深深浅浅地影响了历史的进程。现在让我们游戏一下历史，玩一个脑筋急转弯，把这种偶然性时刻放大，来假想一下历史的风会向哪个方向吹吧。
1、如果梁启超是个俗人。
梁启超22岁就跟着康有为公车上书，成为名动一时的士子领袖，戊戌变法之后流亡，又担任《时务报》主笔，一纸风行海内外。“十年之后当思我，举国欲狂欲语谁”，生动刻画了梁启超当时的走红指数。中国百年以来第一时评家，大概是没什么疑问的。梁启超不俗的地方在于，他举人出身，立过宪保过皇，流亡海外之后思想大变，为捍卫民主宪政不惜与老恩师反目；梁启超另一个不俗的地方，是他思想的日新月异，不惜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不惜被被人鄙为“媚小生”。有这样一个活到老学到老的启蒙大师，才有对五四陈独秀、胡适一代知识人的思想哺乳。
如果梁启超像康有为那样有“气节”，以遗老身份终其一生，没有将接力棒交到陈独秀胡适手里，那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会不会来得更晚一些呢？
2、如果蔡元培不请陈独秀。
蔡元培当北大校长之前，陈独秀是个什么身份？前清秀才，当过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后参加倒袁，事败流亡日本，没有留洋文凭。回来后办一份报纸，再办一份杂志，薄利微亏。要说当时的《新青年》影响如何大，那不符合实情，跟陈独秀本人一样，顶多就是一支事业正在上升期的潜力股。但蔡元培就认准陈独秀了，看过他的文章，就去三顾茅庐，还帮着伪造履历，说他当过大学校长。这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开启了北大的新历史。
如果蔡元培不找陈独秀，他的北大依然会兼容并蓄，但一定不会那么精彩纷呈；而陈独秀如果不知遇于蔡元培，他肯定进不了北大，《新青年》未必能到北京，这新文化运动能不能成事，还真是成疑。北大少了《新青年》，《新青年》少了北大，那种失魂落魄的局面，是可以想见的。
3、如果胡适主持新青年。
胡适是《新青年》捧出来的，而且在北大帮助下，直接捧成了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是留美海归，名校毕业，杜威门徒，招牌比陈独秀只大不小。当胡适加入《新青年》，他对杂志的影响力仅次于陈独秀。而当《新青年》分裂，陈独秀与胡适，又各自领袖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流派，他们两人是新文化运动的双子星座。
那么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胡适主持《新青年》，情况会有什么不同呢？陈独秀大气磅礴，具有领袖的专制气质、一人单挑天下人的霸气，可以想象，如果胡适主持《新青年》，《新青年》将难有那么多大阵仗，也许将成为一份正常的好杂志，如《新月》，如《语丝》。但另一方面，这份杂志，不会传出那么多戾气，那么多暴力革命的主张，也许会让中国青年的火气小一点吧。
4、如果陈独秀没有狎妓。
对于这个问题，胡适给了一个绝好的分析。
当年陈独秀狎妓流言被散播，北大教授会汤尔和沈尹默等力主驱赶陈独秀，蔡元培屈从内部压力，取消文科学长一职，陈独秀愤而出走。16年后，胡适仍然无限欷歔，他说：“独秀因此离开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的影响，故不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的立场，就更左倾了。此夜之会……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此会之重要，也许不是这十六年的短历史所能论定。”
5、如果没有火烧赵家楼。
“五四”游行到了赵家楼，学生们跳墙到了曹汝霖家里，搜查曹汝霖不获，就捣毁了许多家俱和瓷器泄愤。两个穿着长衫的学生，从身边取出洋铁扁壶，低声说“防火”，霎时浓烟冒起。学生领袖段锡朋大惊失色，连忙阻止说：“我负不了责任！”学生回答：“谁要你负责任，你也确实负不了责任！”事情迅速恶化，原本对学生友好的警察不得不采取镇压行动，32名学生被抓，五四运动呈星火燎原之势，影响迅速扩展到全国。
如果没有那两个学生的点火，一次和平示威会有多大的影响？也许谁也说不好。但群众性暴力，不正是群众运动的天然果实吗？没有火烧赵家楼，也会有李家楼、张家楼遭殃，这一把革命之火，是肯定要点燃的吧？此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是当时陈独秀、胡适所期待的运动，青年学生的表现，满足了他们对青年的“殷切期望”。
6、 如果不是北洋政府。
火烧赵家楼之后，北洋政府警察开始抓人，后在群情激奋之下，教育部又苦劝被抓学生出狱，到拘留所向学生们低声下气道歉，学生们还是不出去。后来步军统领衙门和警察所派人道歉，预备了汽车和爆竹送学生出狱，一个总务处长连连向他们作揖道：“各位先生已经成名了，赶快上车吧！”学生们这才离开拘留所，在欢呼与军乐声中，昂昂然返回各自的校园。
这就是当时的北洋政府，体质虚弱，对社会缺少控制力，对民主还有一点点畏惧。如果当时执政的不是北洋政府呢？比如孙文，他会不会签二十一条？比如蒋介石，他会不会镇压学生？比如毛泽东，他会怎么对待学生？把后来的政府一一放在当时，想想看，五四运动还会有当时的盛况吗？
7、如果五四有了孙文。
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我们的先行者孙文在做什么？他自己说是“闭户著书”。后来罗家伦、张国焘等学生领袖去拜访，希望得到他的鼓励与支持，孙文开始指导学生，“你们反抗的行动是好的，革命精神也是可佩服的，但你们无非写文章、开大会、游行请愿、奔走呼号，你们最大的成绩也不过是集合几万人示威游行，罢课、罢工、罢市几天而已。如果我现在给你们五百支枪，你梦能找到五百个真正不怕死的学生托将起来，去打北京那些败类，才算是真革命。”学生们与孙文剧烈辩论三个钟头，孙文始终娓娓不倦，硬是要说服学生。
这是孙文对群众运动的偏见，他对暗杀团和城市爆炸情有独钟，如果他能够天才地感知到群众运动的巨大力量，在北京登高一呼，用革命手段推翻北洋政府，会不会有举国响应呢？当年梁启超蔡锷在云南一隅起事，就让袁世凯丢了魂，孙文是不是错过了一次绝好的机会？说不好。
8、如果关心一下毛泽东。
在五四运动中，我没有找到毛泽东活动的痕迹。他那时在北大图书馆，学生领袖们常去那里开会议事。五四之前，罗家伦等青年才俊曾冷漠地拒绝了毛泽东的参与讨论的请求，给他的内心造成了创伤。五四期间，毛泽东这样一个小工人，无缘参加大学生们的大场面，只能呆在他的图书柜台里，这对一个胸怀大志的人来说，无异于一次羞辱，那种寂寞与愤懑不难猜度。
如果五四给毛泽东一个机会，他当然可以还五四一个惊喜。以毛泽东的煽动力量，他很可能成为运动的领袖之一。如果那样，先不论对五四影响如何？五四对于毛泽东的容纳，所产生的正面影响，将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他会改变毛泽东以后的人生轨迹。起码，当他后来面对知识分子们时，自卑与自傲的复杂情绪，会变得平和一些吧。领袖的内心小创伤，会对历史与人的命运造成怎样的影响，想想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羞辱就知道了。
9、如果没有五四运动。
胡适晚年，对五四的看法有了大变化，他认为五四有一个很大的副作用，就是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为一个政治运动了。我理解他深深的惋惜，一场轰轰烈烈的五四，把他与诸同仁开创的新文化运动，生生地打断了，从此救亡压倒了启蒙，革命压倒了改良，马克思压倒了杜威。
如果没有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也许会持续更长的时间，启蒙的时间越长，社会为变革就准备得越充分，社会的渐进就有望代替动荡的暴力革命，这对中华民族将是一件最大的幸事。但是，这只能是胡适的一个良好愿望，从五四之后的历史看，中华民族真是走了背字儿，救国救亡成为几十年里压倒一切的主题，即使没有“五四”，也会有什么“六四”、“七四”。
一场场的革命下来，土壤已经很贫瘠了，新文化运动播下的民主与科学的种子，至今没有长成参天大树，反而长期营养不良，间或还转基因一下，这不能不让人思之想之，叹息再三。
作者:潘采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