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说明：潇湘晨报《辛亥革命100年启示录》组稿之三
对于西方的隐患，早在康熙晚年，已有所悟。他说：“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
对西洋事务，乾隆也高度重视，“事涉外夷，关系国体，务须彻底根究”。不过，估计是在接待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前后，心态复杂的乾隆留下了这样一首诗：“间年外域有人来，宁可求全关不开。人事天时诚极盛，盈虚默念惧增哉！”
好一副“宁可求全关不开”的末世苟且心态！好一句“极盛”时代“盈”“虚”惧增的无奈感慨！殊不知，英国没有用外交打开的大门，用战争打开了；清朝以不磕头为由拒绝的，用卑躬屈膝的方式接受了。以至于，当时美国总统小亚当斯(1767-1848)也敏锐地指出，“鸦片战争的真正起因，不是鸦片而是叩头”。
“叩头”英语为“kotow”(或koo-too，kowtow，koutou)。从现在各大英文词典中的这块“活化石”中，我们多多少少仍可见到近代中西两大文明冲撞后所留下的深长裂痕和斑斑血迹。
祝寿其外，贸易其中
1792年9月26日，英国人马戛尔尼带着他的使团在朴茨茅斯扬帆出海。英王乔治三世命令他们去给乾隆祝八十大寿。
英国人需要时光倒流才能够赶上乾隆皇帝的生日晚宴。按照习俗，乾隆的八十大寿在两年前就已经过完了。事实上，这是一笔生意，马戛尔尼真正肩负的任务，是将中英贸易的门开得更大一些。
英国开往中国“祝寿”的船只，早在两百多年前就已起航，只是他们从未顺利到达过。
早在明代万历年间的1583年，英国就派出了第一个使者。商人约翰·纽柏莱带着伊丽莎白女王的信：“吾人以为，我西方诸国君王从相互贸易中所获得之利益，陛下及所有臣属陛下之人均可获得。此利益在于输出吾人富有之物及输入吾人所需之物。”打开这封信的是葡萄牙人。纽柏莱在印度被葡萄牙人逮捕。第一次尝试失败了。
1596年，第二代试验品本杰明·伍德出发了，伊丽莎白写了第二封信，再次提到“公平之通商……极有利于我两国之国君及臣民。”他们再次碰到葡萄牙人，激战后船毁人亡。
1602年，伊丽莎白给万历皇帝写了第三封信，送信的是东印度公司派出的探险队，但是探险失败了。
最终，商船成了英国第一艘来到中国的船只。1637年，“伦敦号”驶入澳门。
1787年，在隔了一百多年后，英国派出的使团再次出发。虽然使团的旗舰叫做“万事妥”号，但特使凯斯卡特继承了不幸的传统，这名国会议员在一出海后就患了肺结核。他在“连咳嗽的力气都没有了”之后，坚认海上不断变化的气候有助于他的康复。最后，海风带走了他。
特使凯斯卡特不要命也要去中国，多少是因为中英贸易已经达到相当重要的程度。
仅以茶叶为例：在1669年，143磅，这个数字就是英国进口茶叶的全部了；但到了1750年，这个数字增加到2872532磅；之后的1800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了2330万磅，英国当时有多少人？不到2000万，这相当于英国的男女老少每人每年平均需要一磅以上的茶叶。
而茶叶的利润有多少呢？在1669年，茶叶进口需要每磅2先令4便士，但售价高达14先令8便士，到了18世纪四十年代，虽然茶叶价格有所下降，但进口费用也降至每磅1先令。
最后一个问题，茶叶的利润对英国政府意味着什么？1784年，《减免法案》将茶叶的进口税降至12.5%以后，中国茶叶仍为英国每年的国库贡献了10%的财政收入，而在此之前，茶叶的进口税率可是100%！
所以，虽然海风带走了凯斯卡特，但马戛尔尼还是要再出发。他同样受到了“出使中国就厄运连连”定律的影响，9月26日那天，船队刚刚出海，就遇上大风暴，三艘船中的“豺狼号”失踪了（半年以后，它在地球另一边的印度尼西亚西部被找了回来）。
“广州贸易体系”
如果你不了解“广州贸易体系”，你就不能了解马戛尔尼和凯斯卡特的出使有多么迫在眉睫。
这个体系最主要特征是，如果你是一个洋商，你到中国，只能来广州做生意；更确切的说，你只能跟这个城市的“行商”做生意。“行商”是一些专门和外商做生意的中国商人，他们向朝廷捐大笔钱财（约20万两），以拿到这个垄断性特权。
每年西南季风停息的10月份，你来了；等到东北季风挂起的一月份，你离开。你的来去不是因为诗意，而是清廷只允许你停留这么久。你住在广州城外的“商馆”里，这些“商馆”是行商开的，你没得选。对了，这些“商馆”在中国人的语言系统里被称为“夷馆”，你同样对此无能为力。
你带来的货物只能交给行商售卖，你要买走的货物也只能向行商购买。那你干什么呢？你只能呆在“商馆”里，不能随意出入。妇人不允许进入商馆，你也不准雇用妇仆。1830年，有三名洋妞混进英国商馆，官府马上威胁要中断贸易，于是伊们立刻回到澳门去了。到了1836年，在广州的307个洋人，全是纯爷们。
你问这跟坐牢有什么区别？每月初八、十八及二十八三天，你可以游览花地海幢寺一次，但每次不能超过十个人，你也不能借机去村落里游荡；你不准购买中国书籍，不准学习中国文化。如果你有意见，只能向行商反映，大清衙门不接待外国人……你必须走路去，陆路你不准乘轿，水路只能坐无篷船。
差点忘了说，你倒是有被敲诈和被勒索的权利。大清的关税并不高，在2%到4%之间，但海关官吏通常要索取一倍于此的钱财，例外也是有的，比如有时他会勒索你三到四倍。
而在“赫符斯号”事件以后，你那种不安全感就更高了。1784年11月24日，英国商船“赫符斯号”在放礼炮时，意外炸死两名中国官吏（他们不是因为对广州体系不满才这么干的），广州当局在没有抓到凶手后，拘押了船上的大班史密斯，包围商馆，并中断贸易。最后，炮手被英国人自己交了出来，他随即被中方绞死。
洋人对此大惊失色，在现代法律里，过失杀人显然罪不至死，但中国方面表示，这个判得还算轻的，因为一条命抵了俩。于是，洋人们对自己在将来案件中可能的判决担忧不已。
对此，历史学家徐中约的评价是：“所谓广州体系，就是将贸易限定在一个港口，对人身自由做一系列侮辱性的限制，以及无数的不正当勒索。”
马戛尔尼和凯斯卡特就是为了解决这个而来的。出发时，乔治三世对这次出使提出了六个目标，如希望清廷割让一两块土地让英国人居住并实行英国的司法管辖、将贸易扩展到整个中国而不限于广州、在北京设立使馆等。国王希望通过这次出使，可以减少摩擦，发展贸易，并将中英关系放在一个正常的外交基点上。
假戏真做
马戛尔尼面临的困境在于：祝寿只是他的一个借口，但乾隆当真了。
为了让马戛尔尼能够更顺利，英政府在使团出发之前就派人将禀文送来中国，称“本国未曾著人进京叩祝万寿，我国王心中十分不安”云云。乾隆看后十分开心，下令要体面地欢迎第一个“朝贡”的英国使团，“英吉利国贡使航海远来，初次观光上国，非缅甸、安南等处频年入贡者可比。”
1793年8月5日，马戛尔尼的使团到达天津，并受到热情接待。为显示清王朝的怀柔之恩，乾隆命每天拨5000两白银作为使团前往北京的路费；使团逗留北京期间，则每天拨款1500两作为款待。使团的礼品和行李被清廷的官员雇佣了90辆货运马车、40辆手推车、200多匹马和近3000人搬运。每辆小车上都插着一面小旗：“英吉利贡使”。
马戛尔尼迎头碰上的，是一个尾巴上的康乾盛世和一个末代的朝贡体系：哪怕乾隆其实连“英吉利”在地球上哪个位置都搞不清楚，但这不妨碍乾隆作为“天下共主”的骄傲感。
接着，马戛尔尼被要求练习下跪磕头。在8月14日的一份上谕中，乾隆表示，“各处蕃封到天朝进贡观光者，不特陪臣俱行三跪九叩之礼，即国王亲至，亦同此礼；今尔（马戛尔尼）国王遣尔来祝嘏，自应尊天朝法度，免失尔国王祝厘纳贡之诚。”
接待马戛尔尼的钦差大臣徵瑞，负责教授跪拜礼仪。按照传统，如果使臣拒绝练习，就会被赶出去。事实上，在1655到1755年间，西方的17个使团之中，除了一个，其他都向皇帝磕了头。
马戛尔尼默默地接受着演礼训练和“贡使”的旗子。他清楚自己的使命，因而必须博得“信任”，进入北京，以便有机会和清政府商讨扩大在华贸易以及要求遣使常驻北京等议题。
在登陆天津前，马戛尔尼指示全体船员，称“使节团任务的完成全赖于能否取得中国人民的好感，不幸由于过去在广州的少数英国人的不规则行为，使中国人在心目中把英国人视为欧洲人中的最劣等人……全体使节团人员们必须谨言慎行，用实际表现来改变他们的成见，争取他们的好感。”9月19日，一名叫詹姆士·科蒂的士兵以身试法，他从中国士兵那里搞了一些令他上瘾的烧酒，结果被送交军事法庭，当着中国人的面挨了60棍。
马戛尔尼希望搞好关系。在徵瑞教他下跪磕头的时候，他向徵瑞预先演示他带过来的六门小铜炮，这本来是要表演给皇帝看的。但徵瑞对此毫不在意，他将这些能够代表18世纪英国工业水平的武器全部留在了圆明园。
摊牌
9月8日，使团到了热河。在正式觐见乾隆的前夕，马戛尔尼亮出了他的底线。他表示清廷把礼品写成贡品，是混淆了中英的平等地位，接着，他放话说，他不打算磕头。
马戛尔尼委托徵瑞给和珅带去一封信，他称若有一位与他官爵相当的清廷官员向乔治三世的画像磕头的话，他就向乾隆磕头。但徵瑞没有把这封信交给和珅，他认为特使磕头是一个无需争论的礼节，并在9月8日将信退给了马戛尔尼。当天，马戛尔尼又派副使直接将信交给了和珅。
9月9日，徵瑞派人去做马戛尔尼的思想工作。马戛尔尼坚持双方应行对等礼，即他在乾隆面前也像对英王一样单腿下跪，并称“待附庸国之礼，与待独立国之礼不同，贵国必欲以中国礼节相强，敝使死也不奉敕。”
乾隆得知马戛尔尼不愿意向他磕头以后，勃然大怒，取消了原定于9月10日的觐见，连续下旨斥责英使“骄矜”，下令减少赏赐与供给，并继续派官员与马戛尔尼谈判。
双方最终达成的妥协是：在9月14日非正式的召见宴会上，马戛尔尼行英国礼节，而于9月17日的“万寿盛典”中，马戛尔尼跪递国书并行三跪九叩大礼。
结果，双方的跪拜之争，从现实延续到纸笔之上。小斯当东日记云，马戛尔尼走到平台前“屈一膝并俯首向地，重复了九次”。而马戛尔尼与老斯当东却说，全体祝寿人均行九叩首礼，只有英国人“行深屈膝或鞠躬礼”。
中方记载以当时在旁亲见入觐仪式的军机章京管世铭为具代表性。他说，英国人在事先训练时“止屈一膝，及至引对，不觉双跽俯伏”。双跽俯伏并不同三跪九叩，而是双膝跪地俯身向地，是否“叩头”，不得而知。然这恰好与小斯当东的日记相印证，惟有一膝与双膝的区别。
黄一农认为，“必须再次强调，英使实际所行之礼可能要较他们在文字中所承认者为重”。他所还原的现场是9月14日“在御幄之外迎接銮舆时，单膝下跪三次，每次三俯首深鞠躬；在御幄中觐见皇帝时，则是先在宝座所在平台前行双膝下跪三次，每次三俯首向地之礼；当其拾级登上宝座所在之平台，则以单膝下跪礼呈递国书”。9月17日“于澹泊敬诚殿贺寿时，因皇帝隐身于帘幕，其礼或与迎接銮舆时相同”。
9月26日，使团返回了北京。按照使团在北京只能逗留四十天的规矩，马戛尔尼在清朝的时日无多，而此时他的工作，还没有一点眉目。他在热河和北京都向和珅提出就拓展商务和交换使节的谈判事宜，但清廷似乎只对英使的礼仪动作感兴趣。最后，在马戛尔尼的强求下，和珅让他先写成备忘录。
10月3日，马戛尔尼以乔治三世的名义呈送一份照会，具体内容如下：
1.将贸易扩展到舟山、宁波和天津。
2.照俄罗斯人质先例，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一所货栈，以销售货物。
3.于舟山附近指定一未经设防的小岛供英国商人居住、存放货物及停泊船舶。
4.于广州附近指定一小块地方供英国商人居住，并允许他们自由来往于广州和澳门。
5.取消澳门与广州之间的转运税，或至少将税率降低至1782年关税的水平。
6.准许英国商人按中国锁定税率切实纳税，不在税率之外另行征收，并请赐中国税单一份供英国商人参照。
英国被答应的条款数是：零。如梦初醒的乾隆口气强硬地拒绝了马戛尔尼的所有请求。对于扩展贸易请求，乾隆说“天朝无所不有，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对于外交请求，乾隆则表示“西洋诸国甚多，非至尔一国，若俱似尔国王恳请派人留京，岂能一一听许……以致更张天朝百余年法度？”
你还不磕头？
这趟耗费英国人78522英镑的出使，结果是一次彻底的外交失败。它的意外收获是，马戛尔尼收集到关于中国这个神秘国度的第一手情报：科学程度很低，知识阶层对物质进步不关心，军备落后，穷人甚多，贪腐盛行。马戛尔尼尤其确信最后一点，他无论如何也不相信他的使团每天花掉了清廷1500两银子。
马戛尔尼坚认清廷并不拒绝交往，他建议他的副使斯当东再次出使中国。不料厄运提前降临到这位未来的特使身上–有着“汉学之父”称号的乔治·斯当东突然瘫痪，并于1801年逝世。再加上英国与拿破仑之间的战争，再访中国的计划被搁置起来。
1816年，随着欧洲恢复和平，访问中国的议题旧事重提。这一次，前印度总督阿美士德勋爵成为特使，值得一提的是副使小斯当东爵士。
小斯当东的父亲乔治·斯当东，是当年马戛尔尼的副使。23年前马戛尔尼见乾隆时，12岁的小斯当东作为见习侍童，负责给马戛尔尼提着巴斯士斗篷的下摆。因为在路上学会了一些中文，小斯当东博得了乾隆的欢心，以致皇帝竟欣然解下腰间的黄色丝织荷包送给小斯当东。而马戛尔尼一行返回广东途中写给乾隆皇帝的感谢信，亦出自小斯当东之手。
1816年，阿美士德使团抵达天津。当时英商对广州贸易体系的不满情绪日益增强，英国对阿美士德的训令是：实现中英商人之间的自由贸易、建立商馆与中国官员之间的直接联络、在广州以北开设更多口岸，以及在北京派驻使节等等。
23年后，当年副使的儿子作为副使前来拜见乾隆的儿子嘉庆时，一切好像从未变化：英国人要谈贸易，而中国人感兴趣的仍是：你磕不磕头？
工部尚书款待了使团，随后双方就“磕头”开始扯皮。阿美士德愿意脱帽三次，鞠躬九次。清廷的回复是，“若英使拒不遵行礼制则不允入觐”。
中英外交的希望停留在了距北京15公里的通州。清廷派了理藩院和礼部两名尚书来做思想工作，向他们讲述磕头的重要性。最终阿美士德愿意妥协到单膝下跪叩头三下，并重复三次。如此争执十天后，朝廷发来一封谕旨，言“外夷”不习跪叩，起跪动作不合礼仪亦无妨。理藩院尚书急于争宠，竟于8月27日上奏称阿美士德“虽起跪颇不自然，尚堪成礼”。
8月28日晚，嘉庆得知阿美士德演习跪叩颇有“长进”后，非常高兴，决定次日召见。使团遂连夜赶路，凌晨抵达北京时，嘉庆已在颐和园等待被跪叩了。疲惫不堪的阿美士德因国书和官服落在后面的行李车内，请求稍事休息，催促的中国官员与之发生激烈争吵，不久皇帝传唤，理藩院尚书便谎称特使已病倒；皇帝随后传唤副使，尚书称副使亦病倒。嘉庆以为被骗，勃然大怒–
“我中华之国乃堂堂天下共主，何堪容忍如此倨傲侮慢？”
随后，嘉庆一道谕旨发下，将使团逐出京城。于是，阿美士德的使命结束了。
战争
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双双失败了。他们与清廷的对话，自始至终都不在同一语境下：17世纪末18世纪初，自由贸易主义成为西方世界的普世价值；而在重农主义的清廷，皇帝认为富足的中国不需要外贸，通商只是皇帝的仁慈的一种表现，是一种对蛮夷的恩赐，而并非国家层面上平等的外交事务。近人刘锦藻也指出，这种对外关系不过是“（中国）自抚其藩属，非外交也”。
这也不难解释，为何嘉庆皇帝因为特使不愿下跪，生气到居然想到要断绝与英国的关系，并彻底中断广州贸易（最后他在两广总督的劝说下才放弃这一主张）。外贸确实是皇帝的私人家产–海关贸易由内务府而不是户部管理，每年85.5万两白银的外贸收入也并不进入国库，而是流入皇帝的私人腰包。
当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两次来使，希望和清廷开展正常的外交关系时，清朝的皇帝对天下的概念还停留在朝贡制度的时代。和平谈判的努力都告失败后，对于“日不落帝国”来说，剩下的解决途径就很清晰了：放弃，或者武力。
1840年4月7日，英国下议院正在上演决定清帝国命运的一幕–这天，辉格党和托利党为是否向中国出兵而辩论。10个月以前，清廷的钦差大臣林则徐焚烧了他们21306箱鸦片。托利党人指出，这是一场“不义战争”。这时，一个辉格党人站出来进行辩解–
“如果我们在中国不受人尊敬，那么在印度我们也会很快不受人尊敬……如果我们要输掉这场战争，我们就无权进行；但如果我们必须打赢它，我们就无权加以放弃。”此时全场肃静，停顿几分钟后，这位辉格党人抛出结论，“尽管令人遗憾，但我还是认为这场战争是正义的，而且也是必要的。”
三天后下议院投票，结果是：托利党人的反战决议以五票之差被否决。清朝永远也不会知道，那位坚决鼓吹战争的辉格党人，全名叫做乔治·托马斯·斯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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