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把明史研究带入民间普及的领域，引起了民间历史阅读持久不衰的明史热。黄先生的这部作品有很多讨巧的地方，比如说：以叙带议的生动文笔既提供了照顾读者的亲和力，又避免了余 秋 雨式历史文化散文的矫情；“数目字管理”的提法新颖可玩，而又有着拥抱“政治经济学”的姿态；丰富的细节描述避免了宏大叙事的空洞嫌疑，“大历史观”的洋溢又显示了高瞻远瞩的史家专长；冷静平和的叙事手法凸显客观立场，仿若亲临的人物刻画奉上了无限温情。然而，黄氏客观公允、临场感十足的纸面功夫实际上大有问题。他一面以温情脉脉的笔触树立起万历、张居正、申时行丰满的个人形象，另一面却把君相们的对立面——言官群体有意无意地“扁平化”。他把言官群体不惜囹圄之灾、廷杖痛苦的屡挫屡谏，一概归因于无用的道德高调，归因于讪君卖直、结党谋执政的动机论，则完全站在了君相立场，这显然不符合历史研究所必需的全面客观。真相果然如此吗？日本学者小野和子的《明季党社考》给读者展现了完全不同的场景。
这部著作起于万历时期的张居正改革、立国本、三案，经天启阉祸，终于南明政权党争——集中描写万历政局的占两章。正如译者的中文序言所说：虽然题名为“党社考”，但并非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单纯“考证”之作，而是夹述夹议，可以说，是一部从党争角度描述的晚明史。不过，和黄仁宇刻意保持行文流畅的通俗写法不同，小野和子的夹述夹议秉承了“无一字无来历”的严谨作风，大量引用了各方面的史料。为此她还专门考证了重要史料《万历邸抄》的编纂者，在此基础上的议论当然更为扎实。
仰赖于翔实的资料和耐心细致的考证梳理，而在历史人物群体的分析上，小野和子的用功显然要比黄仁宇要到位得多。黄仁宇仅仅从文官集团的职官功能角度出发，抽出了言路和阁权的角色背景。而小野和子则对张居正政权背后的山西商宦背景细细分析，揭示了高拱、张居正主持“隆庆和议”中地方利益集团主导的事实。同时，还引用了张翰——东南士林重要人物、万历年间吏部尚书、有杭州丝织业的家庭背景，对“隆庆和议”的批评意见。尤其是张翰比较北地交易和东南亚贸易之间后，更倾向于民间基础的东南亚贸易，这种立场显然也有地方利益背景。以此入手理解“东南为盛”的言官群体，与“楚党”、山西官僚支撑的张居正政权之间的种种争执，显然比抽象的言路和阁权之争、“道德高调”和“务实改革”之争要深刻。而且，同样作为政治事件的经济背景，“数目字管理”虽然高原堂皇得无所不包，但是比不上地方利益集团操作的实在可信。这无疑动摇了黄仁宇精心构建的阁权务实、言路务虚的形象塑造——争论双方都有实际的政务指向，也有着各自的社会基础。而这种动摇作用将在小野和子描绘的围绕张居正改革核心的“考成法”中展现得更为充分。
张居正改革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事务性的，指军事改革和水利建设，另一类是制度建设性的，指“一条鞭法”和“考成法”。黄仁宇着重描述了戚继光的悲运，反映了清算张居正严重扩大化。但是，不能因此遮蔽了言路和阁权的争执不是起于事务性的改革建树，甚至不是财政税制的“一条鞭法”，而是政治制度的“考成法”。恰恰是作为争论起点和焦点的“考成法”上，黄仁宇的解读是肤浅的、显有偏袒的——他只是笼统地把“考成法”视为一种加强行政效率的制度完善，而对“考成法”堵塞沿路、催逼掠夺、司法混乱的阴暗面则轻描淡写。《明季党社考》第一章就是“东林党和张居正——以考成法为中心”，针对这一焦点问题作了深入的分析。
张居正的考成法核心内容是“各部院注销文册，有容隐欺弊者，科臣举之。六科缴本具奏者，臣等举之”，另一种大同小异的表达方式是“抚按官有稽延者，该部举之；各部院有容隐者，科臣举之，六科有容隐欺蔽者，臣等举之”。这就把本来充为君主顾问的内阁置于了官僚制度的顶点，尤其是将“言官对君主权都具有的据否权或监察权”也置于了阁权之下，而小野和子敏锐地指出内阁“其责任，仅是对皇帝一个人的，与对议会负责任即所谓的责任内阁是完全不同的”。而言官制度的核心就是独立于相权—六部的行政体制之外，拥有不受追究的谏言权。诚然，明朝的言官特别是监察六部的给事中因其过于分散、独立和权限太大对行政效率有一定影响，从制度设计上讲存在一些缺陷。但是，张居正的考成法并不是有限的纠偏，而是整合到行政的考成系统中，从而彻底解消了言路的意义。这样的“阁权”可谓超过了历史上所有的相权——汉代御史台、唐代门下省都是和相权并立的机构。这种分权架构虽然在其终点都在皇权，但是分权本身至少保持了对政务弊端公开、直接的反馈渠道，上可闻于君相百官，下可申黎民百姓。若张居正的全面整合完全贯彻，则反对和质疑的声音将被文牍辗转所掩埋，更不用说考成本身直接的威胁。实际上，在张居正改革的同时，就发生了这样的问题——政策负面作用的反馈被压制。故小野和子在其著作中反复强调了言官群体的反对考成法最根本的因素保护言论自由、政治批判的自由，并且利用一切发言的机会对考成法造成的经济、司法稗政进行了批判。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很清楚传统政治中的道德话语都隐含着现实政治的指向。他在分析“君相”们的言论和文字时颇能恰当地使用正确的阐释方法。然而，对言官反张居正的言论，他却采用了大而化之的手法，使其现实指向不清。而小野和子则做了非常细致的梳理，给出了很多真相。她用大量的笔墨引用并分析了傅应祯针对“考成法”的《陈肤议以光圣治书》。尤其是疏中“苏民困”一条，直指施用考成法催逼之下，官吏追讨滞纳使得蠲免钱粮没有发挥作用。并提出了免除必不可少的“金花银”之外全免积欠的具体建议——显然不是什么空论。而张居正对考成法的副作用是认账的，有《请择有司要蠲逋赋以安民疏》中很巧妙地回应了——“夫出赋税以供上者，下之义也。怜其穷困。量行蠲免者，上之恩也”，“今不知感戴而反归过于上，则有司不能奉行之过也”。这一回应中，“义”“恩”的绝对化掩盖了积欠滞纳的原因是明代赋税制度的缺陷所致，君相自然也没有彻底检视是制度优劣、政策效果的义务，唯有顺着杆子收夺民财的恩威。而行之不善的责任正如小野和子所指出的，“张居正虽然也承认考成法的结果是强化了收夺体制，但认为这不是考成法的责任，而是执行官员方面的责任”。但是“以征解为殿最”的收夺伴随张相秉国始终，可见这不是什么局部的官员执行责任问题。而小野和子总结“张居正时代的国库充实，正是在这样的考成法体制下方始成为可能”，是合乎事实的。黄仁宇以明代财政史专家的资格，自然不会不明白就里，可是他在这方面的笼统带过，恰和对所谓“文官集团内分裂”的津津乐道形成鲜明对比。
与考成法造成的财税收夺相类，小野和子在“夺情”争议中挖掘出了言路抨击的矛头实际上是指向张居正改革造成的司法危机。她指出，言官群体遭到压制后，反对“夺情”、要求张居正回家守制的以三位刑部官员为主力——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邹元标。受职务背景所影响，他们都在疏奏中明白地提出了考成法逼使地方官员滥囚滥决——考成法衍生出的给逮捕犯人设置定额，大概算是司法史上最荒诞、最非法的政策了。而刑部官员在这样专横残酷的稗政面前，保持沉默才是失职了。在这种情况下，呼吁取消“夺情”，以张居正以归乡守制为契机终结稗政，对张本人也是符合惯例的体面下场。这既不是什么道德高调，也不是个人政治野心，而是站在司法部门立场对政策失误的批评。而黄仁宇虽然也明白考成法对司法系统的侵害，却没有将“夺情”争议与之联系，而是一味从道德保守、官场斗争的角度作结论，这仅仅是刊落不尽的疏失吗？这是黄仁宇书中俯拾皆是的书法。
黄仁宇的写法创新注重了细节生动、引人入胜的临场感，脱离了多年来困扰历史书写的呆板单调，也避免了生硬露骨的立场羁绊是。但是，他的细节生动、冷静克制恰恰掩盖了他在历史解读立场片面的“技术处理”。从历史观察视点的技术层面上讲，他的《万历十五年》仅仅对丰富了君相的形象，并以戚继光、海瑞这样较为边缘化的人物陪衬，造成了一种全景观察的假象。而对政争的另一主角——言官群体，则是大而化之、笼统带过。他可以从君相的道德话语中解读出政治现实指向，却把言路同样时代背景的道德话语停留于表面，作为道德高调不切实务的批判靶子，归因于含混的政治野心、权利斗争。这无疑是立场的偏颇，是为了其宏大史观服务的削足适履——黄仁宇的“无法实现数目字管理”是“历史必然性”的缩小通俗版，迎合了近代以来一直阴魂不散的历史宿命论、历史决定论。而“数目字管理”的宏大史观既能给历史一个温情的交待，又能给现代化一个接口，似乎也是一种制度现代化的主张，自然皆大欢喜。然而，他的宏大史观以经济因素为要义，却没有厘清经济因素与历史人物、政治事件的直接因果，大半流于机智的空谈。而小野和子从史料中苦心挖掘梳理的笃实求证反能得出真切的经济背景。故黄仁宇的“智”可及，小野和子的“愚”不可及。
黄仁宇技术压倒一切的宏大史观、历史宿命论之下，道德虚无、道德无用的主张如影随形。黄仁宇对此毫不掩饰，对政治领域的道德标准公然藐视，却将政治威权的反对派一概归于庸俗的动机论——本身却有道德质疑的嫌疑。张相公身后惨淡浓墨重彩，对其身前解散书院、迫害异己的刻薄德行安之若素。归于技术因素的宿命之后，政治领域的道德操行标准可以罔顾，威权加行动代替了政治行为的合理性。然而，黄的宿命史观在“细节”、“偶然事件”上遭遇了尴尬。那就是影响历史进程甚巨的万历立储事件，即“国本”案，“国本”案虽然影响甚巨，过程也错综复杂，可到底只是皇帝任性胡为的事件，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偶然性。既用不上高渺的“数目字管理”，也扯不动必然性的宿命论。对此，黄仁宇只能不顾“国本”事件严肃重大的制度背景和明显的是非之判，代之以娓娓道来的儿女情长——把坐享太平却一意孤行的万历帝营造成了“苦命皇帝”的悲剧形象。若史学观点竟要诉诸长恨歌式的文学情怀，那么作为历史学家的身份也随之取消——在这里，只有一个优秀的文人黄仁宇。相形之下，小野和子“无一字无来历”的广征博引，从史料分析入手徐徐立论，对读者的阅读能力和耐性是一种考验。而且，自始至终没有对历史给出一个宏大的万能公式，缺少了引人瞩目的“胆识气魄”。然而，离开了对所有细节、局部、偶然事件的推敲琢磨，宏大叙事的历史结论会可靠吗？故黄仁宇的“智”可及，小野和子的“愚”不可及。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表面上是客观公正，却在选材、分析上是立场偏颇的。表面上是精确细致的，却在叙述中多有挂一漏万、大而化之。而这还仅仅是著述技术层面的问题，真正最需要质疑的是其表面上的历史温情主义回归。他的温情主义只是对君相威权的温情，而不是对历史本身。他武断地把传统政治道德推向虚无化，这与陈寅恪、钱穆整体性的历史温情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乃至指向了其相反方向。这种诉诸历史宿命，取消了人的自主性的价值，可以为读者提供了不必负责的轻松解脱，却将“人的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历史本身推向虚无化。然而，他刻意将道德和技术对立，以技术压倒道德是不能自圆其说的。政治这样一个人类活动的自主领域，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伴随着相应的道德准则。任何技术条件下的良政善治，包括现代宪政民主制度，从来都不是建诸于道德虚无的基础上的。道德话语、道德诉求从未离场，乃至法律制度的建设始终要把道德作为一个重要维度。中国传统政治中确有个人私德与公共道德分界不明，一般公共道德与政治道德分界不明的弊端，容易沦入道德专制的困局。然而，不能夸大这种弊端为道德虚无背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黄仁宇有意无意地将犯难冒险坚持劝谏的言官群体归结于个人政治野心的动机论，本身就是推向私德的越界。而小野和子的《明季党社考》虽然以传统政治道德为视点，却能较为严格地把历史考察限定于政治道德这一特定公共道德领域的范围，绝少涉及私人道德，尤其没有推向无可无不可的动机论。这是今日历史研究者应有的学术规范，不需要陈义甚高的自我表白。
总之，智慧而富有文采的黄仁宇以流畅的文笔，得出了“数目字管理”这样一个新奇可喜、颇具卖相的历史结论。然而若以史为鉴还是历史学的任务的话，这个“数目字管理”几乎没有当下的意义。我们可以轻易地发现“数目字管理”可以实现时，漫无节制的威权者也可以毫无难度地放弃、遮蔽、歪曲“数目字”，遑论“管理”？
愚迂而笃实认真的小野和子以旁征博引为基础，挖掘中国传统政治道德的现代价值，斤斤措意于言官群体维护言论自由、维护自身政治批判的自由、对抗滥用威权的自由。一部偌大著作得出了“明朝，与其说是亡于党争，不如说是亡于阉党之手”，仿佛老生常谈的样子，吸引眼球的卖相乏善可陈。然而，从传统政治道德入手的历史考察，以催生阉党肈祸的制度检讨为终点，是对传统史学的继承与超越。在小野和子的历史视野中，器用层面的政治制度与形上层面的政治道德都有着合理的位置。这对坐等洪流的“必然性”先知、避谈操守责任的缙绅大人而言，难道不是一种警醒吗？
因此，小野和子的《明季党社考》，无论是在治学严谨的历史研究方法上，还是在真正的历史温情主义立场上，都是替黄仁宇“消毒”，而且意义又不止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