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人须自问，无论精英或草根，这份日子还能不能过下去。没有均富与平权，包容与兼容，谁在中国都不会有好日子过。无论你如何苦练成功学，如何大喝心灵鸡汤，都不能让焦躁不安的心灵安分。无论你是好日子是坏日子，社会整体心态不调过来，会有一天来个总清算。
作者：肖锋
2010-12-02 新周刊 肖锋
没有一块牌子写着“既得利益者”五个字，挂在一个人的胸前。
谁是既得利益者？有人说是高官及其家庭，有人说是跟权势有关的利益单元，有人说是权贵和富人。但泛而言之，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准处在社会平均线以上的人，都算是社会的既得利益者。
社会族群的关系构成和利益构成犬牙交错，既得利益者与公众难解难分。公认的事实是，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富愈富贫愈贫的马太效应已显、利益诉求屡屡出现争议和冲突。
既得利益者也有“相对剥夺感”。而“上车后不想停车再上人”的既得利益者人格，不能确保既得利益，反而会车毁人亡。财富可以继续累加，贫困不应继续世袭。唯一的出路是，共生，和解（理解、沟通、提供机会、分享利益、促进共生）。
做一个怎样的既得利益者？慈善家在思考，热心公益者在思考，社会企业家在思考，义工与志愿者在思考，上帝也在思考。
谁在中国过好日子？
无论精英或草根，当今中国人须自问，这份日子还能不能过下去。没有均富与平权，包容与兼容，谁在中国都不会有好日子过。
文/肖锋
1978年中国经济面临崩溃，中国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时隔32年后，中国道德面临崩盘，中国站在社会伦理的转折点上。
中国下一个30年的关键词必定是均富与平权，包容与兼容。QQ和 360大战以恢复兼容收场。没有兼容精神的互联网不是好互联网，同样，一个不包容和兼容的社会也绝没有好下场。
GDP不再是一块遮羞布
全球最幸福国家排名：丹麦等北欧四国进前5位，中国大陆位列第125名。该项“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2005至2009年），调查来自155个国家及地区数千名受访者，评出各自生活满意程度，从“生活如意”到“处身逆境”及“饱受折磨”。
是否“处身逆境”或“饱受折磨”，各自表述，但“纠结”肯定是中国人当前的普遍心态。中国有夸耀于世的GDP，尤其在今年荣升全球老二之后，然而与其他新兴国家比，中国的GDP并不直接带来幸福。靠低福利，靠高污染、高能耗透支后世子孙得来的GDP，只会导致“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温家宝语）。
目前的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着急、最没耐心的人。有国家高速发展的原因，但更主要是生活压力大所致。
中国有2000多万精神病患者，潜在症候群多达1亿以上。社会神经绷得太紧导致悲剧频生。富士康连环跳，校园惨案频发，世博盛景和亚运激情并不能冲淡2010年整个社会的焦虑。
今日黄历吉凶：运气好，宜出行。送给全国小朋友们：“亲爱的爸爸妈妈，我今天安全地回来啦……”这是郑渊洁的戏仿，更是社会的隐痛。如果一个社会流行劫杀儿童，无论它办什么盛事都难称“盛世”。
经济学家陈志武的命题挥之不去：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这才是富士康连环跳问题的根源。为什么千千万万人只能做GDP机器的螺丝钉，一天工作12 小时收入却少得可怜？
在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之后，有谁计算过中国人付出了多少制度成本？
温家宝曾说：“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19世纪是耻辱时期，20世纪是恢复时期，21世纪将成为展现我国风采的时期。”国民的风采比国家的风采重要得多。没有国民的安康，岂有国家的安定？以人为本，以国民为本，而不是以国家面子为本。
一个个体深感失败的国家难称大国
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国家崛起带来的自豪感，近年来正被无处不在的失败感冲淡。
在民众感慨物价飞涨之际，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称，中国不存在通胀，就算涨40年也赶不上美国的物价。中国要想成为强国，非得是“三高”：物价高、人价高、钱价高。网友们“闻之胆战心惊”。
政府有关机构公布的CPI难与现实生活相符。豆你玩、蒜你狠、姜你军、糖高宗，中国特色的通胀正蚕食民众的钱袋和幸福感。
中国房地产学会执行会长陈贵称，要用高房价控制北京人口：“北京这样一个城市，想要兼顾富人、穷人、北京人、外地人各类人群的利益，是绝对不可能的。”新浪调查结果显示，58.6%的人不同意，但仍有38.2%同意。所谓既得利益者，就是先上车的人不想再让别人上车。
国家电网公司在全国660个城市的调查显示，有6540万套住宅电表连续6个月读数为0，这些空置房足以供2亿人居住。这些空房如何而来？每一套空房背后都潜藏着一个难以告人的秘密吗？房价正消磨一代中国年轻人的志气，他们不再有所谓人生理想。
中国的中产正沦为伪中产。他们从“敏感中产”被逼为“愤怒中产”，而“平和”本应该是这个阶层的普遍描述。他们在网上的言辞正日趋激烈或无助感。
中国500家最大的民营企业的利润加起来还不如两家最能赚钱的央企——中国移动净利1458亿元，中国石油净利 1033亿元，两者相加已经超过这500家民企的净利总和。中国的民企老板也有相对剥夺感：“我不是既得利益者，我只是努力挣点钱，养家糊口，我们真是不容易啊。”挫败感令他们选择移民。
一些垄断集团不过是打着国企的名义行私利之实。这些年，“企业家精神”或“创业精神” (Entrepreneur-ship)正在流失。只有企业家能够在不确定的环境中探寻机会和创新，打破现状，寻求发展，这才是中国经济的希望。
中国官民比例是日本的27倍，行政管理费用是美国的3倍，印度的4 倍；用于教育、医疗的费用是日本的1/6，是印度的2/5；工人1 小时的收入是德国1/37，是美国的 1/27；三公消费2009年达9000个亿（以上为2000年数据）。近年财政收入连年两倍于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增长，而政府仍缺钱发债券，仍是土地财政。如何建设一个人民养得起的政府？
在中国三四线城市，最排场的建筑不是法院、检察院就是公安局。但堂皇的大楼不等于堂皇的工作，并不能阻止冤案频发和弱势群体上访。
时过32年后，我们不得不问，谁是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精英联盟是如何产生的，寡头通吃是如何发生的？权贵阶层的大言不惭是如何说出口的？
经济学中有个著名的纳什均衡：所有参与者利益得到权衡之后，总能找到综合结果最优方案。而这些年的情况是，只有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其他阶层均有不同程度被剥夺感。
一个两极对峙的社会难称和谐社会
形势大好，人心大坏。权贵者专横跋扈，草根者百般恶搞，这似乎是当下社会的对拧局面。社会学家孙立平管这叫“社会溃败”。社会溃败可以是表面光鲜却内心腐烂。
“10万以下的车不能在北京上牌照了，外地低收入、低素质和低学历等群体数量不能再增加了。”你可以骂言者脑残，但他却道出既得利益者的心底话。一位县委书记向学者于建嵘大喊：“发展就要强拆，不然你们吃什么？”
从1993年到2006年，群体性事件从8，709起上升到了90，000起，近年来都保持高发态势。
清华大学社会学孙立平课题组称，目前政府是花钱买稳定，民众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报纸上人们看惯了跳楼讨薪、持刀讨薪、聚众下跪式的 “闹事”，反腐则靠二奶造反、小偷行窃、内部互掐。这不是“维稳”的长久之计。而新思路是：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长治久安，即人人有说话渠道。
中国式解决之道就是把事件搞大。抗拆不成就上访，上访不成就自焚。提价不成就施压，施压不成就闹油荒。无论钉子户还是中石化，都选择了“把事情搞大”。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讨价还价的平台，离中国人尚远。
八十高龄的经济学家茅于轼撰文称，中国一半多人口还处于文革状态。我们理解老先生的悲观，因为在现实社会中你能看到太多文革式的手法。和谐社会，岂可轻言？
精英与草根和解的可能
一个人，一个公司，一个组织，如果失去制约，必然导向恶。天道是损有余而补不足，逆之则必遭报应。天道是提倡物种多样性和可选择性，竞争方有新生，垄断必致退化和消亡。
权力集中，人心失衡，多数人怀有强烈的挫败感和绝望感就会油然而生，戾气油然而生。让无助者得助，让无力者有力，靠微博引发的微革命聚起变革狂潮尚需时日。
精英与草根有和解的可能吗？答案或许是：靠双方的克制和良心发现。
4月某一天云南省委宣传部长伍皓在人民大学演讲时，遭网友撒五毛纸币抗议。伍皓现场未作反应，随后在微博上公开回应，要让体制内外“形成良好的沟通和良性的互动”。这位在“躲猫猫事件”中出名的官员，一直站在舆论潮头，毁誉参半。但伍皓“扔钱门”提供了某种可能，某种希望，没有非要“把事情搞大”。
民主法制是一种解决，打官司是一种解决。而另一种中国式解决方案，就是谈判或协商。有人会说，让既得利益者让利是与虎谋皮。仇富与仇贫都是斗争思维的变种。即是说，他们拥有同一个导师。
真正的中国模式是乡土社会的解决之道，乡里人情的破坏，是中国之乱的根源。比如，中国的居委会重调解，李泽厚先生称这就比西方好，西方夫妻吵架，各找各的律师去，而中国则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中国讲爱跟西方不一样，中国讲亲子之爱，父母亲对儿女，儿女对父母亲。中国讲的是恩爱。
李泽厚建议，把中国传统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里的政治学这一套抽离去，只留下伦理。而当下中国是个缺伦理也缺价值观的社会。
但中国模式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要建立在社会公正、政治昌明的基础上。否则和谐社会就成了和稀泥社会。民主法制为本，中国伦理为用。
向现代社会转型，打破“两暴怪圈”
有一种简单比喻，中国历史上是“两暴文化”：一个叫暴君，一个叫暴民，轮流坐庄。暴君对大众压榨得太厉害，原来的顺民就成了暴民，揭竿而起，取而代之。暴民掌权后不消多久，自己也成为暴君。于是，就形成了“暴君压迫—暴民起义—新暴君诞生”的循环。这种“打倒皇帝做皇帝”的历史在中国重复了几千年。
吴敬琏在《财经》上称，中国的希望在新兴中产阶层，他们是社会稳定力量，讲改良，不推翻。使中国有可能走出“打倒皇帝做皇帝”的怪圈。
而现实情况与老先生的愿望相违，中国中产正在塌陷，中产正由“敏感阶层”转化到“愤怒阶层”。社会学家李强呼吁国家不应再剥夺中产者，只有到2040年一个现代型民主社会方可达到成熟，而目前中产阶层还很脆弱。
当然，中产自身不乏弱点：一是利益自觉不够，二是公民意识缺乏。有些人走捷径，个别地解决问题，结交官府、取得政策优惠，在权贵的大锅中分一小杯羹。吴老提醒说，如果不能把国家的体制搞好，个人的改善是完全没有保障的。
知识分子是变革的喇叭手。权贵最惧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这个国家的免疫细胞。如同白血球帮助身体抵抗传染病和外来细菌。
当然，对中国社会转型影响最大的还是权力精英。然后是“男三号”中国企业家。慈善将使整个民族转运。胡润百富榜表明，中国拥有 10亿元人民币的有4000多人，其中200多位富豪个人资产达到100亿元——据前民政部王振耀司长估算，中国只需2000亿就能基本解决贫困和收入差距过大问题。
联想掌舵人柳传志在2006年说，让社会空气湿润一些吧。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是你如果想要幸福，首先要让别人幸福。让仇富者停止相互攻击的最好办法就是慈善。“杰夫，有一天你会明白，善良比聪明更难。”这是亚马逊总裁贝索斯的祖父对他的教诲，可拿来共勉。
中国需要外压，以对抗内耗。中国人在没有外敌的时候能否团结？毕竟，中国人内耗，有着悠久的内耗历史。
当今中国人须自问，无论精英或草根，这份日子还能不能过下去。没有均富与平权，包容与兼容，谁在中国都不会有好日子过。无论你如何苦练成功学，如何大喝心灵鸡汤，都不能让焦躁不安的心灵安分。无论你是好日子是坏日子，社会整体心态不调过来，会有一天来个总清算。
中国社会进入一个非常调整时期，一个盛与衰的节点上。拉长历史视角看，历史进程进入弯道，最危险的时刻不需要速度，需要克制与调整。
“在这个充满仇恨的世界里，在这美好的世界里，让我们善待他人。”这是今年114岁人瑞布罗伊宁对世人的告诫，拿来与同胞尤其是既得利益者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