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常识问题在于，德先生并不是像天下掉馅饼一样随着GDP的飙升而瓜熟蒂落。权利永远不是某些人赋予，而是靠自己争取来的。当我们羡慕另一个世界的人们可以享受到某些权利时,殊不知他们为此已流血斗争了几百年并一直斗争至今。令人欣慰的是，那个多年来一直坚持和平理性地推进历史进程的中国人，年末在北极圈内的某国接受了全世界的褒奖。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从东半球到西半球，而是在同一个地球上，却发现我们来自不同的世界。
当回首这即将过去的一年时，以下这十个有趣的比较很难让人从容释怀。
1、灾害
年初的中国，北方遭遇近年罕见的沙尘，南方在持续半年之久的干旱中挣扎，接着便是玉树地震和舟曲泥石流。国外似乎也不太平，海地智利接连发生强震级的地震，海地在震后陷入无政府的混乱状态，灾民们满腹抱怨。类似的抱怨还来自俄罗斯森林大火中的灾民，一个俄罗斯妇女毫不客气地指责前来视察的普京“救灾不力”。相反，西南旱灾的灾民会在总理视察时恭敬地献上一碗宝贵的茶水，然后被总理婉言谢绝；舟曲灾区的一个小朋友在接受中国的国家电视台采访时无意间说了句实话“饭不好吃”，然后被身边的父母强力纠正。灾害背后，究竟混乱和抱怨是常态，还是应该保持所谓的“情绪稳定”？不过，我依稀记得两年前汶川地震时，就有一伙人翻入废墟里，抢夺死人身上的首饰、钱包和其他一切值钱的东西。
2、石油泄漏
今年4月美国墨西哥湾发生严重的石油泄漏，美国政府和英国石油公司 BP为此承受巨大的舆论压力并一直在民意的讨伐中不断道歉，BP为此付出的经济损失更是高达300亿美元。当中国的官方电视台围观了墨西哥湾的漏油三月之久后，大连海湾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故。这一次，全世界没有听到政府或事故责任人的道歉，甚至不明白谁是肇事者，只看到几个毫无防护装备的渔民在赤手空拳地打捞海面上的残污。更为惊奇的是，在善后赔偿还没开始的情况下，有关部门已经开始进行事后表彰了。
3、Protest
Protest在华夏是个非常敏感的瓷器，但如果披上了“爱国”的合法外衣，就可以一路绿灯。其中，反日游行在2010年此起彼伏，而游行过程中的日本餐馆和日本私家车难免“爱国群众”的浩劫。武汉一个穿汉服的女生被“爱国群众”揪出并硬生生地要求其脱掉他们认为的“和服”，这不免让人想起一百多年前义和团假“扶清灭洋”的口号见到个戴眼镜的就砍头的做法。曾引起中国愤青群起攻之的CNN主播卡弗蒂在两年前这样评价：“（中国人）他们基本上同过去50年一样，是一帮暴徒和恶棍。”
不过，卡弗蒂先生同样也得正视这样一个现实，即便在当今所谓民主开化的国家，Protest 游行过程中也少不了暴徒和恶棍。由于唐宁街削减福利和上涨学费，使得2010年下半年的伦敦成为全球媒体聚焦的protest加工厂，暴徒砸毁保守党总部 Millbank和国会广场周边建筑使得媒体将Protest贴上了“暴力”标签，和平的示威者的诉求随之被骑墙的媒体选择性忽视。对此感到满意的是卡梅伦政府，为了让“暴力来得更猛烈些”便指示苏格兰场不断刺激群众闹事。最终，此起彼伏的Protest也终究无法改变英国学生从2013年起将负担最高可达每年9000镑的学费。
4、矿难
2010年的中国延续了矿难频发的周期律，当官方自娱自乐的事后问责变成走过场后，丧事喜办成了最新的危机公关之道。配合官方媒体声嘶力竭地鼓噪，王家岭矿难成了讴歌“生命奇迹”的生死营救，并一度传出要以其为素材拍成电影。不过遗憾的是，官方的大肆渲染却未得到草根阶层对其“奇迹”的认同，因为谁都清楚在这边神奇的国土，矿难不会因为“奇迹”的反复出现而改变它滋生的土壤。
同年10月被困井下长达69天的33名智利矿工被毫发无损地抢救升井，全球媒体集体称颂“生命的奇迹”却没让多少人感到胃部不适。历经8.8级的强震和矿难，智利政府以最小的人员伤亡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而那名在井下给女友写情书的智利小伙和他的32名同伴也在2010年岁末成为老特拉福德的座上宾。
5、大型活动
2010年无疑是大型赛事扎堆的一年。冬奥会、世界杯在南北半球先后展开，而身为世界第二经济体的中国也成功地举办了世博会和亚运会，并将其拔高到史上最奢华、最吸引眼球的地步。国际展览局主席蓝峰和亚奥理事会主席萨巴赫亲王对中国赞不绝口、感恩戴德，前者甚至在世博开幕式上以一大段、长篇幅、相当蹩脚的中文对东道主投桃报李，惹得主席台上的政府官员备有面子地哈哈大笑。
如今，各国际组织似乎更愿意将大型赛事放在第三世界举办，譬如国际足联就将2018和 2022年世界杯的主办权交给了俄罗斯和卡塔尔，而原本最具备主办条件的英格兰在第一轮就被耻辱性地淘汰。平心而论，BBC《全景》事前“没头脑”地揭 FIFA老底是导致其出局的导火索，但俄罗斯寡头和卡塔尔王室的石油支票恐怕才是令利智昏的布拉特决定把世界杯放在在冰箱和火炉里的关键。
6、引进来、走出去
经历过考研或国考的考生们一定对改革开放初期“引进来、走出去”的战略耳熟能详。不过，在当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范畴里，这六个字又有了新的含义。已拍的《建国大业》和正在筹拍的《建党伟业》的国内一线演员，大都是持英美加澳国籍的“友邦人士”；在“国进民退”盘剥下的民营企业家，也纷纷将自己的资产套现，换做投资移民的资金并像抢“诺亚方舟”船票般迅速奔向国外；至于那些大小官僚，要么其老婆是纽约法拉盛时尚店的主顾，要么其子女是伊顿公学的花花阔少，然后自己在公开场合大谈“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
当然，“引进来”方面也同样不逊色。目前英国有将近9万的中国留学生，但在中国也有几乎相同数量的英国人在教英语。由金融危机带来的失业危机，已让更多的外国人将目光瞄准了中国“这个冒险家的乐园”，一个在英国失业、且没有多少文化出租车司机会轻而易举地在中国找到一份工作。这份工作，可能是在新东方拿五六百一小时的外教口语课时费；也可能只需要你在“某某县国际水稻交流年会”上穿西服打领带和一帮当地官员交杯把盏，然后“出租老外”的猎头公司会将几千元的红包送到手。
7、进与退，大与小
“国进民退”早已不是什么新鲜话题，从这两年央企接连拍出“地王”，全民热衷考公务员就可见一斑。在一个以追求速度和效率为宗旨的国度，执政者会很自然、也很理直气壮地在“小政府、大社会”和“小社会、大政府”中选择后者，并毫不顾忌由此丧失的公平正义以及广大弱势群体的利益。
而一个有趣的对比则是英国新当选的联合政府极力鼓吹的“大社会”。顶着巨大的政府赤字和锐减的财政收入，能言善辩的卡梅伦提出要把“政府权力逐步过渡到普通百姓手中”“让民间团体参与当地事业的建设当中”。动听的诱饵背后，便是保守党一贯的大幅削减社会福利的“剪刀手”。面对沸腾的民怨和媒体将其与撒切尔相提并论的责难，卡梅伦也直言，“我宁可做撒切尔的私生子也不做戈登·布朗的嫡长子。”
8、穷与富
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政府预计的财政收入可望达到8万亿，财富世界500强里面中石化等三家央企也跻身前十。政府和国企似乎钱多得花不完，怎么办？去国外派发订单过一把款爷的瘾。于是乎，萨科奇乐呵地屁颠屁颠地跑到机场迎接中国慈善家代表团，深陷债务危机的希腊也因为中国慈善家的出手得以渡过危机，卡梅伦带来的有史以来最大的商业访华团也顺利获得了几十亿英镑的大订单。同时，为了体现中俄传统友谊，政府向遭遇森林大火的俄罗斯捐款2000万；那遭遇西南旱灾的灾民呢？同胞们，大家赶快踊跃捐款。
在中国慈善家的倾囊相助下，顶着巨大债务的希腊人仍旧可以在海边晒着日光浴，美国人依然可以印着美钞购买廉价的中国制造——国际舞台上的政府是出手阔绰的慈善家，而血汗工厂的纳税人成了为此买单的冤大头。
9、围观
国内的新锐媒体在回顾2010时将其定义为“围观之年”，并热情讴歌“围观改变中国”。互联网时代的种种围观，确实能迅速传播事实，让更多“不明真相”的群众“明白真相”。不过，当围观成了“造句大赛”式的集体狂欢，当发帖需要用字母和空格键来替代敏感词，当持续的围观依然无法将叫嚣“我爸是李刚”的不法之徒绳之以法，当引起围观需要用极端的血腥或露点等行为艺术时，围观对于公民社会的发育也被贴上了“打折 ”标签。而那些活跃于网络上围观者，下线之后依然要在操蛋的体制内装孙子般的苟活。
一个常识问题在于，德先生并不是像天下掉馅饼一样随着GDP的飙升而瓜熟蒂落。权利永远不是某些人赋予，而是靠自己争取来的。当我们羡慕另一个世界的人们可以享受到某些权利时,殊不知他们为此已流血斗争了几百年并一直斗争至今。令人欣慰的是，那个多年来一直坚持和平理性地推进历史进程的中国人，年末在北极圈内的某国接受了全世界的褒奖。
10、Googleak
年初谷歌因内容审查问题被官方封杀，并关闭中国版搜索服务并将服务器移到香港。中国网民到谷歌北京总部献花遭到官方阻拦，而谷歌事件也一度引发中美关系紧张，奥巴马对谷歌遭遇黑客攻击表示不满，而中国政府则回应“中国的互联网很开放”。开放与否，网民和公众自有公论。在一个信息自由流通的世界，防火长城的作用更多在于事后的亡羊补牢，却不能改变信息在事实上经过一次或二次传播的现实。
巧合的是，年末“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在伦敦因涉嫌性侵犯被逮捕。公众在法庭审判前集会抗议，而被“维基”泄漏了数份外交电报的美国政府则迫不及待地要求将其绳之以法。“维基解密”几乎是所有当代政府的天敌，当政府拥有了太多不可告人的秘密时，便有阿桑奇如“侠盗罗宾”般横空出世。只不过，山姆大叔“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滑稽做法，与它常年指责的东亚对手如出一辙，“五十步笑百步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