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建设的推动，我们通常讲有两种：一是自上而下的推动；一是自下而上的推动。如果我们既有了自上而下的积极性，又有了自下而上的积极性，这个国家法治建设的推动当然会比较快。
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
口述 | 江平(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
整理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杨明
2010年，我80岁了。70岁时，我多方筹资，设立了江平民商法奖学金；80岁时，我又出了自传，了却了一大心愿。我现在依旧关注中国法治，希望私权能受到更多保护。
全面看待“中国模式”
2010年，我们国家是最快从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的国家之一，我们宣扬中国模式，也提出这是我们国家的经验。我觉得，从中国的经验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国家的作用、政府的作用。我们的政府在调控市场的方面作用比较大，所以在金融危机中受损较小，这应该说是中国的可喜之处。
但也不能够将此仅仅当做是优点。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发育还不太健全，政府的控制作用还相当大，应该看到其中也有弊端。
趁经济危机时期做经济整顿，或者说做生产经营模式的改变，总体来讲是对的。因为中国经济规模小、资源浪费、污染环境的现象太严重了。也是这个原因，国务院通过了十个行业的振兴规划，包括造船、钢铁等等。
振兴规划里，很重要的一个趋势就是限制小规模民营企业的独立存在，把它们合并到大的企业中去。而这种做法也有副作用。
从中国历史看，民营企业是在最近20余年才发展起来；而国有企业的发展有很长的历史。国务院也注意到这个问题，提出了要加快发展民营企业的要求。
山西煤矿的现象很独特。由于煤炭资源丰富，民营煤矿企业在山西发展很快，尤其是外地来的企业。投资煤矿的民营企业家发财致富的很多。前段时间山西省政府做了一个规定，相当于把原来的企业自己办煤矿，改成在国有企业里让民营企业参股办煤矿。
对于这件事，全国的反应很不一样。有人认为这样做很好，因为在小煤窑里面，安全一直成问题，如果煤矿能集中搞成大煤矿，或许可以减少安全方面的问题。可是这样做也会存在一个问题，民营的煤矿都合并到国有煤矿里来经营，他们对于企业的决定权就没有了。
底层呼声会推动法治前进
私权利没有保障到位，还体现在暴力拆迁等类似恶性事件中。要看到，拆迁也好、土地征用也好，其中有公权力的滥用，也有私权利的滥用，但前者仍然是主要方面。
其实，近些年来中国在公权力的滥用和限制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比如通过了《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国家赔偿法》，前阵子又对《国家赔偿法》做了修改。但总体上来看，力度还不够。
拆迁条例修法中遇到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们现在立法过程中的一个大难题。
自《物权法》到《劳动合同法》，这样的立法过程中，我们用了公开征求意见的办法，这点比过去做得好多了。公开征求社会的意见，像劳动合同法立法，我们群众反馈的意见，有10多万条、甚至有几十万条，像这些情况都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
但公开征求社会意见本身，也增加了立法的难度。哪些意见采纳，哪些不采纳，比较复杂。
而且，我们现在的部门矛盾也越来越大，不同利益主体有不同的主张，要把意见统一起来，非常难。
法治建设的推动，我们通常讲有两种：一是自上而下的推动；一是自下而上的推动。如果我们既有了自上而下的积极性，又有了自下而上的积极性，这个国家法治建设的推动当然会比较快。
只有自上而下的积极性，没有自下而上的积极性，这个情况在中国也很多。比如说，我们要推行的车船税，老百姓很反感，认为你上面推动这个东西是变相涨价。
政府只要制定了一种法律，就有权力强制来执行。但这种东西如果缺乏自下而上的积极性，能持续多久值得怀疑。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没有自上而下的积极性，但是自下而上的积极性很强。今天的社会，来自群众的呼声，或者来自底层群众的呼声，已经是不能忽视了。因为底层的声音可以通过网络来表达，从而使得领导人注意。所以，这种自下而上的积极性，有的时候还是能推动中国社会前进。
比如前几年的孙志刚案件，让收容审查制度被废除。我想这就是群众的能力，群众的力量还要推动法治往前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