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益中，现代传播集团副总裁、《东方企业家》杂志及《汽车生活》杂志执行出版人。曾任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媒体事业管理部副总经理、财讯传媒集团副总裁、SPORTS ILLUSTRATED体育画报中文版执行出版人、TimeOut中国版执行出版人。中国当代著名报人、媒体资源整合和管理专家，中国目前最有影响力和最成功的两张日报——《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创办人之一、前总编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5年度世界新闻自由奖获得者。
程益中，生于1965年4月4日，籍贯安徽，1989年6月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1989年6月-2006年3月，服务于南方日报社、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历任或兼任：南方日报文艺部记者编辑，南方日报驻湛江记者站记者，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南方都市报副总编辑、常务副总编辑、执行总编辑、总编辑，南方都市报系管委会主任兼南方体育主编、新京报总编辑。同时还担任过广东省青年联合会委员、广东省广州市东山区人大代表、中国（北京）都市报研究会副会长等社会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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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讲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我周一从广州出发来香港，途径我老东家南方报业集团门口，看到有很多人在那里喊冤请愿。这是在南方报业集团门口经常见到的场景。按理说，中国老百姓喊冤应该去法院，请愿应该去政府；但是大家都知道，法院没门，政府没门，弄得不好还要被抓进去，申不了冤、达不成愿事小，失去人身自由、甚至生命不值得。所以他们只好去南方报业集团喊冤请愿。但是为什么是去南方报业集团喊冤，而不是去其它的媒体集团呢？我想这一定是有原因的。后边我会触及这个问题。
第二个故事就是乐清钱云会被车撞致死案。政府下结论说是普通交通事故，但是公众舆论普遍不认可，闹得沸沸扬扬。有很多网友也逼我表态，要我断定这是车祸还是谋杀。我又不是神探，我只是公共知识分子，所以我不轻易断案。但这不妨碍我发言。我已经超越对真相的追问和探究，看到其中隐含的更严重问题。为什么当局说什么、怎么说都没人信？为什么强大得不能再强大的国家机器百口莫辩、还没有我这个被当局打压的个人讲话有分量？为什么我一个人发言的分量就足以抵得过整个国家机器？道理其实也不复杂，很简单，无非两点：浅层原因是当局一贯撒谎成性，长期奉行愚民政策，从不讲真话，也不准说真相，毫无诚信可言，道德上完全破产；深层原因是掌权者虽是人民供养但又非人民选出，掌权者的权力来自暗箱操作、暗室私授，既不许言论自由，又不许司法独立，法理上完全站不住脚。道德上破产，法理上站不住脚，这样一来，真相产生的前提和条件就不存在，信任产生的前提和条件就不存在，怎么服众？怎么能信？这个事件暴露出我们这个国家社会存在的深刻危机。如何重建信任、重建权威，是一件很迫切的事情。这个故事又跟第一个故事相映成趣，有某种隐秘的关连。
今天我就不讲客观和外部的环境，不批评中国的舆论环境和政治局面，单从我曾经作为中国报业的从作人员，从一个总编辑的角度，来谈谈我的一点反思。
我讲九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们在中国大陆可以言说到什么程度？
中国大陆媒体从业人员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到底什么话是可以说的，什么话是不可以说的，都很纠结很伤脑筋。这也是大陆所有人很纠结很伤脑筋的一件事。这听起来很荒唐、很不可思议，都二十一世纪了，嘴巴只有吃饭的自由，没有说话的自由，但这却是我国大陆的现实，将来总有一天我们会对此感到不堪回首。我今天不讲这个，而是讲我们主观怎么认识和对待这个事实，怎么认识自由和反抗，知道自己的笼子有多大？底线在哪里？天花板又在哪里？
要明白真正的禁忌其实只有一个，就知道我们的笼子其实不止我们想象的这么小。别人都奇怪我为什么这么热爱自由，其实是我因为我心中没有笼子。报人最大的禁忌不在于被奴役，而是自我奴役，不是被审查，而是自我审查。所以报人最高的职责是想方设法把笼子做大，想办设法逼迫当局把言论自由还给人民；而最低最低的责任是要把笼子里的空间用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空间还没有用尽。很多时候我国还是处于无知和蒙昧的状态，对一切都敏感得要死；一个人要干多少坏事、要做多少恶、要处在多么不义的立场，才敏感至此！脆弱至此！当局装聋作哑，愚弄人民，那是当局不负责任和无耻；我们自己还是要对自己负责任。他敏感，你可以不敏感，越是他敏感的你就越不敏感，这样久而久之就不敏感了。中国大陆的媒体有给当局和社会脱敏的义务，我们自己要百无禁忌，越是敏感的话题越是多提一提，就不敏感了，这对社会的健康是大有益处的。
这里我要特别强调：在不违宪、不违法的前提下，我们可以使用的言说空间，远远大于我们已经使用的言说空间。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明确规定了中国公民依法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游行示威的自由。只要我国宪法和法律没有公开禁止言论自由，那么我们的自由还是在那里的，倘若我们不使用、不争取，那就是我们的责任。我几次由海外归国过关时，海关要查扣我带的图书，我都要质问他们凭什么？有哪条法律规定公民可以看什么书、不可以看什么书？是谁有什么权力决定别人可以看什么书、不可以看什么书？
如果我们放弃宪法赋予我们的言论自由不用，而是处处自我设限、自我审查的话，那么我们被奴役、被损害就是自找的。在中国从事媒体行业，尤其是当总编辑的，要有这个使命感和责任意识。但如果你是为了一己私欲，为了当官，那就另当别论，你可能不是很适合这个职业、这个职位。
第二个问题：办报的首要问题到底是什么？
在中国内地办报时，大家首先想到的问题是能不能和给不给办的问题，是舆论环境问题。觉得舆论环境太差了，办不好，不给办好和不能办好。或者就是纠结技术问题，认为首要问题是怎么操作才能把报纸办好。这样想问题是远远不够的。
我认为首先还是想不想和愿不愿意把报纸办好的问题。只要你想、你愿意把报纸办好，在中国你就能把报纸办好；只要你办的报纸，坚持独立公正客观的立场，不参与制造和宣传谎言，不助纣为虐，不愚弄公众，不掩盖真相，你的报纸就一定是大陆最好、最成功的报纸！你一定要有思想准备和下定决心把报纸办好，而不是简单地说客观环境不好，或者埋怨舆论监管太严。我觉得主观上首先要有死磕的思想准备。为什么那些荒诞的、反智的、无良的、伤天害理的新闻禁令，还会得到贯彻执行，还有人买帐呢？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反抗！去冲破这个由谎言和卑鄙编织的牢笼！把套在人民头上的这些纸枷锁彻底撕碎！这样的禁令存在，天理不容。
我举个例子：汶川地震，首先照例想的是赶紧发禁令，马上开会强调，除了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其它媒体不得擅自到现场采访和发布报导，下面有别的中央媒体领导站起来回话：我们的记者已经出发，快到现场了。上海静安大火，也是命令各家都不许报导、不得评论，只能统一发通稿。再往前，非典的时候，他们也是一道禁令接着一道禁令，一个谎言接着一个谎言。最终祸国殃民啊。
不知道这样做是基于什么样的道理和逻辑？这样的时代，这么重大的事件，不是想着怎么充分报导，而是想着怎么不要报导，多么荒诞啊。这样的禁令，对政府的威信，对当局的名声，对当事各方，对谁都没有好处，都是有害的。我们为什么不说不！我希望大家都要敢于对这些丧尽天良的禁令说不。在信息公开这件事上，冲破禁令的没错，错的是发布禁令的。要是全国的媒体都对这些禁令说不，看他们还怎么野蛮、还怎么专制。
另外，我觉得媒体要有很强的大局意识和政治意识。像温家宝七谈政改，我看国内只有潇湘晨报等两家报纸跟进报导、做出了适当的反应。不少媒体都是自我审查，都在等着上边指示，结果可想而知，把温总理害惨了。他就像《让子弹飞》里的张麻子，高喊攻打黄四郎，几次喊哪冲啊都没有人应没有人跟。一个七十岁的老人，四十天之内高喊了七次政改和民主，愣是没有媒体呼应，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兆头，说明我国的媒体没尽到责任。还远远没到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地步啊。
所以我觉得办报的首要问题是职业理想、道德勇气和政治情操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报纸的终极价值在哪里？
有的报纸赚钱，有的报纸不赚钱。为什么？这是报业的内在规律在发挥作用，是报纸的终极价值决定的。报纸的终极价值就是监督掌权者、制衡公权力、落实知情权，是公众需要报纸和报纸存在的理由。客观、真实、独到、独立、公正、公开，这就是报纸的价值。所以老一代的报人说，报纸有不可以说的真话，但是绝不可以说假话。这当是一条底线，不能突破的底线。
我想光这不突破底线还是远远不够的。我想在中国这样权力通杀的人治社会，在这个政治不文明、制度不完善、法制不健全的特殊历史时期，报纸在监督掌权者、制衡公权力、落实知情权方面，具有不可替代、不可或缺的作用，尤其珍贵。
我认为中国现在最珍贵的是公信力，比黄金还珍贵。为什么那么多人要到南方报业集团去喊冤请愿，这说明公信力太珍贵了。为什么国家权力机关公布钱云会之死真相的时候没人相信，说明缺乏公信力。只要媒体坚守公信力至上这一点，它就能获益，就不仅能赚大钱，还能建大功、立大德，就能为中国的政治文明进步、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发挥积极作用。我觉得这是报纸实现价值唯一路径。我对此体会殊深。
另外，我觉得现代死板的财务制度，是不利于好媒体产生和发展的。那些只盯着财务报表和投资损益的老板，是不可能办出好媒体的。我所幸的是当年没有碰到这样目光短浅的老板，他们没有在财务上给我断水断电，我们只是一心一意地要做全中国最好的报纸，只要全中国最好的人才，给他们最好的平台和待遇，其它的、尤其是财务报表之类的就不管那么多，所以才有今天。
第四个问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到底是什么？
我们在办报纸的时候一定要想好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到底是什么。我在1995年起草南方都市报基本大法的时候，认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渐次为制度、人才、产品。现在我想调整为：人才、制度、产品。有什么样的人才，就会有什么样的制度，因为制度由人设计、发展和执行，人才优劣最终决定制度优劣，所以人才的优劣，特别是当家人的优劣，直接决定制度的优劣，这和国家是一样的，始终都需要有一个制度的先验者、一个制度之父；有什么样的人才、什么样的制度，自然就会有什么样的产品。
这里特别需要阐明的是，一般都认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产品，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其实我觉得需要颠倒过来，产品恰恰是最不重要的，人才、制度都比产品重要。
太多的社长和总编辑把太多的精力放在不该放的产品上，整天想的只是不违反新闻宣传纪律、让领导满意，或者把精力都放在控制错别字上，这都是不合格的、不负责任的，是对社长和总编辑职责的讽刺。我认为好的社长和总编辑，应该把人才培养、制度建设放在比产品生产更加重要的地位。
第五个问题：企业到底要对谁负责？
企业、报业到底要对谁负责。不要觉得这个问题不重要、和我们没有关系。我在设计南方都市报制度大纲时开宗明义，南方都市报的企业目标第一条，就是对员工及其家人的幸福负责，要让员工在南方都市报这个平台获得最大的社会认同和社会价值、获得最高的经济收益和劳动回报，让员工及其家人以南方都市报为荣的同时，过上富足和有尊严的体面生活。不要认为员工的个人福祉和公众福祉和利益无关，而是大有关系的。好的领导人就是要通过好的制度设计，促使企业内各种要素良性互动、相得益彰。
第二是对合作企业和上下游企业的员工和他们额家庭幸福负责，让纸张供货商、印刷服务商、广告合作商、发行供货商感到光荣和幸福。
第三才是对顾客负责，这里需要强调我并没有把「顾客至上」挂在嘴上。我认为「顾客至上」如果不建立在以上两点之上，难免会是虚伪的、功利的和自欺欺人的。如果一个企业只是强调顾客至上，而它的员工却一肚子苦水，他们对顾客挤出的笑容将是多么悲惨。如果一个企业员工表面上对顾客点头哈腰，背地里却对自己的老板恨之入骨，那顾客至上还有什么意义。报业的顾客一个是读者，一个是广告主。让读者觉得看我们的报纸不丢人、不掉分，看我们的报纸显得有独立性、有判断力，让读者和广告主觉得我们的报纸刚正不啊、不作恶、不助纣为虐，就是对读者和广告主负责。让我们的广告合作商以参与见证报纸的发展壮大为傲、为荣，很重要。
第四是对促进所在地区的繁荣和幸福负责。我敢说，作为矮子中的高个子，广州差不多是中国发展得最好的市民社会；我又敢说，广州之所以是中国发展得最好的市民社会，重要一条就是有《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这些敢于说真话、讲真相、监督政府、为民请命的报纸。总会有人说我们报纸污蔑广州的大好形势、损害了广州的形象，但吊诡的是，正是我们的报纸，为这个地区赢得了好声誉和好形象，我们污蔑广州的结果是那么多人爱广州；同样的，太多的媒体每天都在对当局和当地歌功颂德，但最终结果又怎么样呢？朝鲜的媒体说过自己一句坏话吗？怎么朝鲜就成了世上最大的制度悲剧？再举一例，当年《南方都市报》对深圳也差不多坚持了“以负面报导为主”的方针。后来南方都市报让我谈当年报导深圳是怎么想的，我说打个比方：你如果爱一个美女，看到她脸上有污渍，是指出来还是不指出来更爱她呢？我矫情地说一声，《南方都市报》正是以这样的方式爱一个地方，参与地方的建设，对城市繁荣和公众幸福负责。有读者写信来说如果广州没有你们这样的报纸就没有那么可爱。正是报纸揭露公权的肆虐、官员的贪腐，才让他们觉得广州相对还是安全的，毕竟这屋里有这么一只猫，不停地走着叫着，也经常逮到耗子。
第六个问题：企业管理的秘诀在哪里？
中国大型国有企业的管理都是有问题的。我在参与创办《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的时候，主要精力都花在企业管理上。企业领导人职责何在？我认为不能事无巨细，鸡毛蒜皮，不能只把精力耗在一篇报导、一个语句上，这是很糟糕的。
一个好的企业掌门人首先是一个预言家，他不应该管今天的事，他应该管明天、明年、后年、三五年后的事。他要有长远的设计和规划，同时有担当的勇气和高瞻远瞩的能力，对于所在的行业要有异于常人的洞察力。一定要有人瞭望世界，观察业界。所以——
好的企业领导人首先是预言家，其次应该是制度设计师、模式构架师、环境营造师和文化培育师。他不必是记者、编辑和校对师。南方报业集团当时最好的一点就是鼓励我们制度创新。在这样一个传统的国有事业单位，让我们放手去设计一套全新的制度，那真是一国两制啊。我当时做的最大胆的一件事，就是打破原有国营体制，废除既有的国企工资体系，设计出一套完全建设在个人价值，即从业经验、过往业绩的基本工资体系，量化和质化考核体系，通过写稿发稿编版的数量质量，进行严格打分评级。我觉得这个重要，牵一发而动全身，相当于破解国有企业管理难题的一把钥匙。
这说明制度设计是很重要的，制度也是需要不断完善的。每年一到两会的时候，就说我们国家的制度是世上最好的，绝对不搞西方的多党制度、绝对不照搬西方的民主制度，两个绝对实在令人绝望。世事无绝对！怎么能说得这么绝对呢？这不符合任何理论和学说，除非独门秘籍和绝世法宝。制度是可以批评的，也是需要不断完善的，制度不是宗教，也不是魔咒，怎么就摸也摸不得、碰也碰不得？
扯远了，回来。我觉得领导人知道什么不该管，比知道什么该管更重要。很多领导人就是因为管了不该管的，所以没有管好该管的。
第七个问题：怎样才能把报纸办好？
我的思考模式经常与人不同。
有一个故事被很多人说过。南方都市报创办初始，报业集团也没给什么钱，也没有投资的概念，第一年挂账经营亏了八九百万，很多质疑就来了，要我回答。我当时就给大家讲了一个关于赛跑的故事。说是三个人万米赛跑，第一个是《羊城晚报》，已经跑了八九千米，无论发行量还是广告量，多年雄霸中国报业龙头地位；第二个是《广州日报》，也跑了七八千米，上升势头还很强劲，如日中天；第三个就是我们《南方都市报》，刚刚趴到起跑在线。现在的问题是，我想当冠军，这该怎么跑？答案只有一个：换一个规则跑。如果按照原来的规则跑，我们争第一应该说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我们按照自己的方向和方案跑，就一定有可能。这就是我解决办好这张报纸的一个小小的窍门、一个大大的秘密。原有的中国报业殿堂没有我们位子，我们只好建造一个殿堂供奉自己。
做一个行业，当领跑者其实是最自由的，最无拘无束的；当追随者其实很惨，很不轻松；因为追随者永远不知道领跑者往哪里跑？怎么跑？前面是拐弯还是掉头？是刹车还是加速？这一切，规则和主动权全掌握在领跑者手上；而追随者的命运就是老二。在中国搞报业，当领跑者其实是比较容易的。因为中国最缺的就是公信力，报纸只要有公信力就能做到第一，真的不难。
第八个问题：做报纸难在何处？
报业又肯定比其它行业更难。
一难：与其它行业不同，报业必须进行“二次销售”才能获益。首先是要把报纸销售给读者，也就是发行环节，但这是反利益的行为，销的越多，赔的越多，基本没有靠发行就能赚钱的报业。而其它行业的商品销售基本都是一次完成的，卖多少，赚多少，控制好成本和定价即可。报业还要把广告卖给广告客户，才有可能获利。并且只有第一次亏得越多，第二次才能赚得越多。所以这是一个很难把握好平衡点的跷跷板。两次定价是拿捏的关键：对读者，是要订好报纸订阅和零售价；对广告客户，要订好广告版面价和游戏规则。
这里要特别提一下南方都市报对广东报业的一大贡献，就是防止广东报业的价格战和恶性竞争。南方都市报是中国第一家零售定价一块钱的报纸，之前广东的报纸都是定价五毛钱、打折三毛钱，南京甚至还有定价一毛两毛还打大折头的，几乎免费了。南方都市报1998年就定价一块钱，当时正面临新快报创刊的凌厉攻势，逆流而上，既透露出对自身质量的自信，也成功地把对手和公众带入质量竞争和关注内容质量的层次，从而避免两败俱伤、一损俱损的竞争局面。后来在创办新京报时，我们干脆一步到位定价一块钱，我想当地那些定价五毛钱的报纸基本都松了一口气，同时也在等着看我们笑话。但我们没有让他们看笑话。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都创造了后来竞争者以更高定价参与竞争并获得商业成功的范例。
其实我的经验只有一条：高定价和提价，发行和广告都高定价和提价，并且坚持价格刚性。
二难：必须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是报纸的特殊商品属性决定的。而管理层就必须要两者均衡发展。当二者抵触时，一定要坚持社会效益。南方都市报有很多这方面的经验。南方都市报创办伊始，批评深圳一家企业，这个企业老板说我给你们报纸投放八百万广告吧，被我们拒绝了。还有当年南方都市报鉴于医疗卫生广告民愤极大、陷阱很多，毅然决然在全国首倡不刊登包括医疗卫生广告在内的四类不良广告，广受好评：一份以市场为导向的报纸，首先举起了抵制医疗卫生等不良广告的大旗。
三难：在中国办报，要做到群众和领导都满意。但领导很难满意。我想要做到领导不把你弄死，或者至少不敢随意把你弄死就行了。在现在的中国，领导满意了群众就很难满意，群众满意了领导就不满意。这不是我们的问题，也不是群众的问题，而是领导的问题。他的利益计算方式和你的不一样。在中国做媒体，要是全部做到领导满意，那么这份报纸也就没有什么存在的价值了。这是我们这个制度决定的。我们就是一方面尽力把工作做好把报纸办好，但又不能让领导把你干掉，这是很难拿捏的。当年我们的做法是，给他一个激动人心的产品，一个无比激动人心的发展方向，还有激动人心的现实回报，领导一看这么多的钱，这么多的发行量，这么好的社会名声，冒一点险就冒一点险吧。所以也要说，在中国办一张好报纸真的太难了。
第九个问题：报纸如果什么都做不了怎么办？
至少改版！
不停改版，优化版面，改良设计包装，也是一条行之有效的办法。产品设计也是质量和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决定消费者的第一印象，往往见效最快，不可小视。
总结一下，我讲的九个问题，是三个层次：前三个问题是讲“取势”，就是“因势利导、顺势而为、乘势而上”，我在南方都市报的时候曾做五年、十年规划，每年年终统计，所有资料与规划高度吻合，这是我对自己满意的一点，这说明我对“势”判断得准；中间三个问题是讲“明道”，就是“注重策略、科学管理、有章有法”；后三个问题是“优术”，就是“追求卓越、拒绝平庸、精益求精”。
这都是我和我的同仁的经验：拒绝平庸，追求不凡，渴望完美。
【现场提问】
提问：我是港大商学院的，今天听您说了很多商学院的东西。我对港报不是很满意，似乎很平庸。您对港报的评价怎样？
答：我想可以也应该办的更好。我不认为香港报纸只有一种办法，也不觉得所有的人只有一种趣味。所以要从这里寻找突破口。如果给我机会，我认为可以在香港办一份非常高雅、高质量的、严肃的报纸。香港这么好的地方，这么好的舆论环境、市民社会、公民意识、经济条件，办好报纸是不成问题的。当然我也不拒绝八卦，问题是不能都是八卦。
提问：现在的国内媒体都关注标新立异的东西，比如说农民工奇特的讨钱方法，才能引起注意。你对此怎么看呢？
答：我觉得这还是挺有创意的，因为这样的新闻太多了。就像最近的新闻，一个男子没有买到火车票，于是裸体跑到火车站站长办公室示威。我挺敬佩这样的维权意识和行为艺术，这也能让他在新闻中脱颖而出。媒体报导这样的新闻是没有问题的，多多少少是有益，至少是无害的，总能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公平吧。如果没有当年熊德明让总理帮忙讨薪，那么中国农民工的工资拖欠问题就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都变着法子逼社会改良。
提问：你说国内的媒体想要达到“制衡公权”的终极目标要怎么做呢？是去冲撞笼子吗？
答：从宪法立场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中国还不是一个法治的国家，还是一个人治的国家。但是我们不能等客观条件具备了才去做事，而是应该通过合法的途径和程序，通过新闻操守和操作规范，不断尝试。
提问：能一直在说媒体要突围，但是在中国这种至上而下的环境里面，中国媒体的趋势是什么？钱老师曾提到，中国的管制进入到一个control 2.0 的阶段，变得更聪明，机制化。但是我们还是看到荒谬的禁令。您有什么看法？还有，那您对政改有怎样的预测？
答：近年的言论钳制手段强、措施越来越具体到位，包括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中传出的萧杀之风，还真的不是空穴来风。当局钳制言论自由的手段的确是加强了，措施越来越严，也越来越讲究实效了。中国传媒无疑将面临更为严峻的局面。
但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尤其不以傲慢的掌权者的意志为转移。很多貌似强大的东西，也可能瞬间坍塌，土崩瓦解。当个体面对强权时，似乎很绝望，但仍要在心底默默坚守，尽最大可能去突破、去冲破牢笼。现在微博推特等自媒体、新媒体的发展，我坚信他们钳制言论的做法注定会破产。为什么他们的公信力这么差，没有人相信，说到底就是钳制言论自由造成的。
至于说到政改，总理都说到那个份上，把我想说的都说了，已经很到位了。总理说，风雨无阻，至死方休！我想这是肺腑之言，说到点子上了。说到这个份上，还不改，就不知道他们是想干嘛了。我们只能期待、推动，并把他们好路子上逼。
提问：我想问整改中，媒体被钳制的情况早就要破产了，那么会在什么时候呢？
答：我也很想知道，但我比较悲观。一切都不确定，未来悬而未决，问题没有答案。
提问：南都会不会有妥协？您认为媒体独立的力量怎么样才能结合起来、集体突围？我觉得现在钳制新闻自由的人也慢慢变成弱势群体了，当我们提到他们的时候总是当成假想敌，这些人究竟是谁呢？您的报社和维基解密的终极价值有什么异同？政治良心到底怎么解构？您刚才把深圳比作姿色可嘉的美女，脸上有瑕疵，那么你怎么评价中国政治治理的姿色和改变呢？南都在香港面世了，您觉得南都在香港的市场会怎样？有没有必要出香港版？你为什么不生气，不害怕？你说到言论自由、公信力危机，您敢作敢为的风格也使你有入狱的灾祸。那么我们听你讲话，怎么能不害怕？
最后回答：我很生气，也很害怕。看我的微博就知道我很生气，很愤怒。我对中国出现的很多丑恶现象，对当局钳制舆论自由的做法，很生气，很愤怒，相当。我在做出谴责、努力和号召的时候，也有些害怕。但总体上还好，现在的局面总比用枪抵在脑袋上不让你发言好。我做了最大程度的努力和尝试，付出的代价是我愿意承受的，我曾给自己准备的下场比这糟糕得多。的确，我愿意搏一把。这一辈子有这样的经历，获得公众的认可，比什么都重要，我很值得。此外，经济上独立，实现财务自由也很重要，要能生活得下去，而我做到了这一点。
人间之所以还有希望，人生之所以还值得留恋，是因为作为个体，人有向善的一面，有嫉恶如仇的一面，这是人性中光辉、温暖的一面，也是人间还有希望的原因。人类美好的品性会把我们拖上更好的道路。我坚信这一点。再见吧，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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