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
——百度百科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当下中国对历史的解读有一大特点，那就是，距离与遮掩成反正，越是离现在远的，越不遮掩，比如尧舜禹文王周公春秋战国的那些事儿；而离得越近，则越遮掩，比如……相信生在旧中国长在红旗下和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至少半个世纪的国人，恐怕不会否定笔者的这个归纳。那场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文革，看似乎都被雨打风吹去；在“一切向前（钱？）看”的号召下，我们也就乐得响应号召闷声发大财或小财来一个选择性遗忘，不然，像李玉和的非血缘女儿铁梅唱的那样：仇恨入心要发芽。这一发芽必然茁壮成长为你死我活的参天大树，庞大的树冠完全覆盖了人性。这还了得？俺们这社会还要不要和谐？稳定还如何压倒一切？发展还怎么科学？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文革不提也罢。比如，在当今大学课堂上，如果一不小心说起文革，听者感觉似乎是冰河时期发生在火星上的事。也罢，免得文革那些惨绝人寰的事情玷污莘莘学子纯洁的心灵。
可是，近些年来，一些言论却使人不得不警惕起来：
言论一：文革的发动是基于中国存在着领导干部严重脱离人民群众、成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因此要通过文革来批判他们。依据为《五一六通知》：“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使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再就是文革大字报中揭露出来的关于走资派的罪行。
质疑：这个判断被后来的事实证明是不成立的。事实证明，那些被最高领袖定性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中共官员，其实都和最高领袖一样“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并且践行社会主义。他们的错在于真的相信和实践最高领袖的教导：“共产党员对任何问题都要问一个为什么”，比如刘少奇、邓小平等。后来的事实证明，刘邓是正确的。至于大字报揭露出来的官员罪行，除了生活方面的外，其他跟强加于刘邓头上的罪行性质差不多，故在当时被称为“刘邓的忠实走狗”，堂堂无产阶级革命家竟然成了犬科动物。至于生活作风问题，不能说都是子虚乌有，有的确实存在，但这不足以构成政治上的罪行。
言论二：文革时期社会公平公正，没有现在这样大的贫富悬殊。
质疑：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有两类：一是城市高龄下岗群体，二是涉世未深的青年。坦率地说，当年城市工人的地位确实比现在高，那时知青进城工作，首选工厂，谁在工厂里，尤其是以阿拉伯数字命名的国营大工厂，那是很值得自豪的事。我的一个同桌在083工厂，每逢过年回家，就要向我们炫耀该厂的意识形态含量。俺每每听着，心里一直不能原谅父母：他们当年要是放弃财产所有权逃荒要饭，我现在肯定也进了083。可是，要知道，当年城里的工人阶级们所以有如此崇高的地位，一方面固然是当时政治需要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以占当时全国人口85%的公民被强迫固定于农村为前提的。俺也曾经是农村人民公社的正式注册社员，知道所谓农村集体所有制是如何使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却填不饱肚子的，知道任何对这个所有制有怨言的人是如何被捆绑吊打的，知道青梅竹马的一对恋人如何因为双方阶级成份对立而被大队领导活活拆散的……你说，这公平吗？
是的，那时候没有贫富悬殊，因为我们实行的是均贫政策，越穷越光荣，越富越反动。为了保证均贫能够落在实处，我们设计和健全了使人无法致富的制度与机制，比如，规定一家只能养五只鸡两头猪，自留地上的收获不能擅自售卖，必须按照政府的价格卖给政府的机构，而这种价格甚至低于成本。其实，真正的完全没有贫富悬殊还不应该是计划时期，而应该是原始社会时期，那才是绝对的平均主义，文革的粉丝们，你们想过那种日子吗？着兽皮，披长发，茹毛饮血，环保绿色纯天然。
言论三：文革时期社会安全系数高，没有三聚氢胺，没有防盗网，犯罪率低。
质疑：在一个公检法都被废除的时代社会治安系数居然很高，有些人恐怕觉得匪夷所思。其实这是事实。在严酷的专制之下，刑事犯罪率确实不高，比如嬴政主政的时期，连坐制度卓有成效，不信你问商鞅！但是，另一方面，以言治罪则成为文革时期打击犯罪的主旋律。可惜，现在关于文革的档案没有完全开放，根据本人的记忆，文革中被判处死刑的多为思想罪，即所谓现行反革命，著名的比如遇罗克、林昭、张志新等，而且他们并未经过法院的审判，也没有律师辩护。
那时候的食品确实比现在安全，牛奶俺是改革开放后才学会喝的，以前喝不起。当然，那时的食品没有添加剂，这不是那个时候人们的道德水平如何高，而是当时人们的追求不是经济，而是政治；为了政治需要可以不择手段，同现在为了经济利益不择手段一样，不能证明孰是孰非。
言论四：文革时期的人们有信仰，不像现在除了钱什么都不信。
质疑：这个我实在不想再费篇幅，如果有兴趣，看看北朝鲜就知道了。
言论五：文革时期政治清明、官员廉洁。
质疑：既然文革时期政治清明，那么，为什么刘少奇等一大批老革命会死于非命，人大被倒闭，宪法居然不能保护国家主席的合法权利；既然文革政治清明，为什么改革开放后党中央要彻底否定文革？文革时期的官员贪污受贿确实没有现在巨额，不是官员们能力弱，而是：一是那时经济水平低下，二是当时没有市场，权力还无法在市场上交易。俺当时在人民公社担任知青兼全劳力，后来招工招生什么的，必须送礼，当然不是现金，是物品，比如烟酒什么的；有些领导还不满足这些，于是性被潜规则为贿赂的手段，这一下可苦了那些与俺性别相反的同类。似乎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当今的腐败不过是那时腐败的延续而已。
俺在这里批判文革，并不意味着现在什么都好。相反，当今存在着各种弊端，有的甚至还很严重。但是，这种弊端更多来自于制度的缺陷，我们现在的一些制度没有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于是，被继承下来的高度集中的权力与后来引进的高度自由的市场结合，不腐败才怪！还是小平同志说的好：“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那些鼓吹文革的论者应该感谢今天，正因为今天政治上的相对宽松、言论上的相对自由，才使他们可以公然鼓吹文革而不必担心被专政——我们现行的制度保障了他们质疑这个制度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