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胡耀邦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位总设计师
第5点：全面提出对外开放的思想和工作部署。
何方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报告里面，“开放”二字一次未提。最早把“改革开放”连在一起的，同样是胡耀邦[35]。
文革前和文革中，胡耀邦对国际形势和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就有很全面的了解[36]。1975年，他已经认识到：“资本主义诞生几百年来，已经逐渐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社会保障体制。看来这些体制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自我调节的能力，在适应和自我调节中，资本主义还有发展的空间，还没到垂死阶段。”在主持中央工作后，胡耀邦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是：“世界大战，80年代更加打不起来。[37]”因此，1982 年1月14日，他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把对外经济关系提到“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战略问题”的高度，说：“马克思、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指出，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各民族之间经济上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逐步取代了原来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近几十年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种情况又有了空前巨大的发展。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今天对待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也决不应当忽略这一点。”“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利用两种资源——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要打开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要学会两套本领——组织国内建设的本领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本领。”他要求大家“大大地开阔眼界，提高水平”，说，“我们绝对不能困囿于过去的狭小圈子里，把自力更生曲解为闭关自守，孤立奋斗。我们一定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把视野从国内范围扩展到国际范围，不但要放手地调动国内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而且要放手地利用国外一切可以为我所用的因素，以天下之长，补一国之短。”他提出，“为了有效地吸引直接投资，需要一套开明的方针。第一是大中小项目一齐上，当前以中小为主，这样见效快。第二是欢迎外国资本家、华侨资本家和港澳、台湾资本家一起来。第三是适当放宽政策，让他有利可图。”他对“一切从事对外活动包括对外经济活动的同志”提出希望：“一定要从战略上深刻地认识对外关系，特别是对外经济关系的意义，敢于和善于跳到更广阔的天地里去，打开新的局面。”在这个讲话中，他还提到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输入和外汇的问题（见《红旗》1982 第８期）。
基于这种认识，1980年初，胡耀邦来到深圳、珠海实地考察，提出：“要在深圳搞个对外开放的窗口，窗口发展得好，就搞特区。”同年，胡耀邦主持的中央书记处决定设立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随后，中国又建立了14个沿海对外开放城市。同时，中央部署了各种层次、各种方式的对外开放步骤。在叶剑英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1979年，就通过了《中外合资企业法》。
1983年，胡耀邦在视察海南岛时听取工作汇报中，把海南岛与台湾作了比较，然后说：“如何认识海南岛，优势在哪，不足在哪？对外基本封闭状态，闭岛锁区。要以开放促开发，以开放扶发展，开发与开放密不可分。[38]”
1984年10月，胡耀邦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这个决定指出“必须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管理方法”，这是正式地把改革与开放结合起来谈。
当1985年我国外汇储备500亿时，胡耀邦说，钱要用起来，不要和地主一样把钱放地窖里。阿曼曾经有两个苏丹，老苏丹用石油盈余买黄金，另一个苏丹办工厂搞医院等事业，耀邦说，我们是学老苏丹还是新苏丹呢？当今我们两种市场有了，但两种资源还没处理好，管理方法也有缺陷。
在特区和对外开放成为党内某些思想保守的人攻击的众矢之的的的时候，“耀邦同志在小平同志支援下，坚决顶住，尽全力支援和保护特区的健康发展。当时，耀邦同志保护特区、保护广东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和探索，是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的，稍有点私心杂念，就有可能使改革开放的大局受挫。”(胡启立语) 1983年，胡耀邦在在深圳考察中高度赞赏了深圳的建设成就，并为深圳题词：“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党史记载，这是自1982年以来中央高层领导第一次正面评价深圳。
第6点：胡耀邦深刻揭露四人帮的本质，倡导政治改革，提出民主建设蓝图。
1978年11月25日，在社会力量和党内有良知的领导人共同推动下，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在此之前和之后，中国大地上涌起一波民主浪潮。这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继承近百年来无数先烈之遗志，特别是总结新中国近30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一种思想觉悟的必然升华、理想火炬的再度点燃，也预示着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在社会上，这一浪潮的代表是西单民主墙，在党内，则是以叶剑英、胡耀邦、华国锋为代表的一大批政治家。
中共领导对于民主法制的倡导，是从对四人帮的本质认识及批判开始的。按照胡德平的说法，党内高层领袖中，第一个正确指出四人帮社会阶级本质的是叶剑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式的讲话中，叶剑英就特别指出并批判了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本质，同时专门讲了民主与法制问题。认为：
林彪、“四人帮”以封建主义冒充社会主义，说是用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实际上是用封建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他们对任何与他们不同的意见都给扣上“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大帽子，使得我们的思想被搞乱了，分不清什么是封建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在我国没有得到过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基础上开始建设的。所以我们解放思想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注意克服封建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列宁说过：不仅要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而且要宣传民主主义思想。
叶剑英肯定“这次会议的民主精神是我们党很多年来没有过的。……实行这样充分的民主，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带了头。”并且要求把这种充分的民主“一定要永久坚持，发扬下去，一定要推广到全党、全国去。[39]”他还说了这样今天看来令人震动的话：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体现了我们党内的民主，西单民主墙体现了社会上的民主，这些民主精神都要发扬，我们要在全党、全国造成真正民主的空气，使广大干部群众精神振奋、心情舒畅[40]。
在紧接着召开的三中全会上，叶剑英也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的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41]。
胡耀邦参与了叶剑英讲话的起草工作，做出了独特的贡献。特别是其中关于西单民主墙评价的这句话，在有很大争议的情况下，由于胡耀邦的建议得以保留[42]。
就“四人帮的本质是封建法西斯“和加强民主建设，在叶剑英正式提出之前和之后，胡耀邦也有自己的思考和呼应。在1977年5月，胡耀邦在与中央党校的同志谈到如何认识“四人帮”这一历史现象时，说：
在思想政治或者其他领域，到底应该反对资本主义，反对修正主义，还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反对流氓无产阶级？……(四人帮)国内根源我看也不是什么资产阶级和“正在走的走资派”。林彪、康生、江青这些人搞的是封建专制主义那一套，什么宫廷政变，什么吕后、武则天，什么法家，那还不是封建的？王洪文是流氓无产阶级。分析“四人帮”的基础，要找一点马克思论封建主义、论流氓无产阶级的东西出来，《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就讲了这些[43]。
另据沈宝祥介绍：
1977年11月25日，胡耀邦为《理论动态》一篇揭露“四人帮”的文章写的按语中说：“随着他们权势的扩张，在他们身上表现得最突出的则是农奴主的封建专制思想和垄断资本主义的法西斯思想。”1978年6月10日，经胡耀邦审阅的一篇关于民主与法制的文章中说：“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从一个没有民主传统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脱胎而来的。封建的观念形态，封建的伦理道德，封建的传统风俗根深蒂固，并且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我们从‘四人帮’的身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封建主的阴魂。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就是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流毒和影响。”1980年7月5日，胡耀邦指导和修改定稿的《封建主义遗毒应该肃清》一文发表，比邓小平8月18日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以下简称“8·18讲话”)早了一个多月。1981年1月5日，《理论动态》又发表了《马克思为封建官僚画像》一文。所以说，耀邦同志对反封建提得很早，说得很到位[44]。
胡耀邦早有自由与权利思想。在“文革”中，胡耀邦曾引用过列宁在《纪念葛伊甸伯爵》一文中写到的一段话：“意识到奴隶地位而与之作斗争的奴隶，是英雄；意识不到奴隶地位而默默无言、浑浑噩噩的奴隶，是十足的奴隶；津津乐道赞美奴隶生活并对和善好心的主人感激不尽的奴隶，是奴才，是无耻之徒。”在1978年组织真理标准讨论前后，他格外强调自由，“在中国这样一个不自由的国度，这么发展下去怎么能够与世界其他国家竞争呢？”
1978年底，已出任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做了一件大事。与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所形成的党内高层对民主的回归以及西单民主墙的社会民主浪潮呼应，由他策划，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林涧青主笔、中央党校阮铭参与，1978年12月2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人民万岁》。祝华新认为这篇文章是胡耀邦的一个民主改革蓝图。
这篇文章从总结天安门事件的经验教训说起，以党和人民的关系为主线，落脚到民主建设。这样一篇荡气回肠的雄文，给当时年青的笔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我以前的文章中，曾多次提到这篇文章。下面是祝华新对这篇文章的概要介绍，虽然文字稍长，但我不忍删节：
文章开头就引述革命导师恩格斯的一段名言“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的那种迷信时代，是早已过去了”，大规模群众运动只能“是人民的要求和需要的自发的不可遏止的表现”，强调广场运动的自发性质，完全是民意的聚集和表现。
“（天安门）运动发生之前，并没有谁来号召，谁来动员，谁来组织，也没有谁来事先确定斗争的目标，拟定斗争的纲领，准备斗争的旗帜。人民群众既是这场运动的勇敢战士，又是杰出的组织者和指挥员。”
广场运动发生后，如此汹涌的民意为何不能赶走大家如此憎恶的领导人？文章认为，这是国家民主法制不健全的结果。我们的国家在革命胜利后仍然存在着“封建主义的残余势力”，存在着“反人民、反民主”的势力：“‘四人帮’馨香祷祝的所谓‘社会主义’，原来只是涂着社会主义色彩的彻头彻尾的封建主义。”
文章深刻地指出：天安门事件实质上是人民群众同“四人帮”之间展开的“民主与专制的激烈斗争”。“如果人民真正能够按照他们的利益和意志选择各级政府机关的领导人，真正能够对这些领导人进行监督和在事实证明他们不称职的时候，能够把他们罢免掉，那么，‘四人帮’这类骗子怎么可能爬到那么高的位置？怎么能劣迹斑斑而竟然长期地发号施令？如果我们的人民真正能够行使宪法所规定的各种民主权利，‘四人帮’又怎么能对天安门广场革命群众运动采取反革命暴力手段，使人民付出血的代价？”
文章接着写道，除了“四人帮”，还有一些共产党员和国家干部“在人民赋予他们权力之后，不是用这种权力来维护人民的利益，而是一味追求自己的锦衣玉食和高楼大厦，企图剥夺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甚至对人民进行压制、打击和迫害”，“人民就有权抛弃他们”。文章号召：人民群众需要“坚持不懈地进行争取和保卫人民民主的斗争”，“人民的民主权利，靠人民用自己的斗争去争取和保卫，而不是靠什么神仙皇帝来恩赐。”
文章为天安门所代表的民众力量觉醒和崛起而欢欣鼓舞，乐观地展望民间力量是新中国的希望所在：“他们不仅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而且尝试着按照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手段、自己的步骤来推动实现这些要求的社会变革，尝试着给整个革命发展的进程打上自己的烙印。”
“特约评论员文章”表现了1978年那一代共产党人的清醒头脑和深刻觉悟，告诫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不要害怕群众运动：“人民群众这种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历史主动性，正是我们党和国家充满力量的最重要的表现。…… 唯一的答复就是：走历史的必由之路。不管任何政治力量、任何个人如何设想，愿意或不愿意，自觉或不自觉，中国必须实现以四个现代化为中心任务的历史转变。这是党心、军心、民心所向，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不可避免的趋势，是一个历史的法则，是任何力量、任何个人都不能扭转的。”[45]
胡绩伟认为，在当时民主墙日益引起党内高层疑虑的时候，胡耀邦策划《人民万岁》，表明他希望把体制内外两股民主势力结合起来，共同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46]。这篇特约评论员文章，是中共建政后中国共产党高层关于民主建设的最系统、最完全和最到位的认识。直到今天，它的思想高度在某些方面来说，我们还没有超越。
可惜胡耀邦这次的努力没有成功。后来，西单民主墙和《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被在三中全会上成为党内实际领袖的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主流否定(其中对于西单民主墙邓小平先是肯定后又否定)，中国由此在政治上走上了另一条道路。胡耀邦与邓小平的分歧，从这篇文章开始。但是胡耀邦并不完全退缩，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顽强坚持着、开拓着民主建设。
在1979年3月的理论务虚会上，邓小平首次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并对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理论战线工作评价不高。胡耀邦虽然对四项基本原则表态支持与拥护，也以新任中宣部长的身份对这一段工作承担了责任，但还是指出“这个会开得怎样让历史来检验”，再次提出思想僵化、半僵化问题。在会议结束前与吴江的谈话中，胡耀邦也指出：“小平的报告有重要意义，但确实要把解放思想、坚持反对教条主义和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今后我们的工作出问题，很可能出在这上面，即将思想路线和四项原则割断开来，或对立起来，弄成两张皮。[47]”
按照胡德平的说法，在三中全会前后，胡耀邦对于社会上“千分之一、万分之几的人”所表现出的“民主个人主义”不赞成，但也指出“不要怕，也不要随便抓人”。并指出：
我们的国家是共产党领导、要搞社会主义、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等等，这些基本原则不能违背。这些人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要民主、自由，这就不对了。
胡德平说：“以后讲的是四项基本原则，他这次先讲了三项基本原则，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却很少提，他讲得更多的是‘民主’‘法制’或‘人民民主专政’。[48]”。
他在当时虽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在许多场合，仍然坚持《人民万岁》所表达的基本立场。1979年6月，他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发言，公开表示：
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在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支持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仍要保持我的看法。
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敢于大胆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监牢。(魏京生)抓了三个多月，他一死就会在群众中变成烈士，是人人心中的烈士[49]。
1979年11月14日，在政治形势趋紧的情况下，胡耀邦仍然审阅并同意《人民日报》发表郭罗基的文章《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当然，这篇文章又成为民主派的一个罪行。
李锐曾指出：耀邦在党内生活了六十年。对这段漫长而沉重的历史，他有深刻的反思；对当代中国的痼疾，他有透辟的洞察。反思和洞察的结果，使他形成了许多反映和顺应人类文明主流的思想、观点和理念。耀邦认为，党不能再受“左”的危害；绝对不能迷信任何人，而应该独立的思考；党和国家的生活应该正常化、民主化，必须杜绝家长制、一言堂、一个人说了算；要爱护知识分子，尽力发挥知识分子的才能；总之，应当重视自由、民主、人道和法治原则，吸收人类文明共同的优秀成果[50]。
1980年6月，经过胡耀邦的审阅，《人民日报》发表的批评大寨弄虚作假的社论《再也不要干“西水东调”式的蠢事了》一文中，从这个极其野蛮和劳民伤财的事件引申，特意指出：
在我们党的生活中，仍有很多带着封建色彩的东西。它反映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也反映在我们的经济建设上。我们要把反对封建思想作为思想战线上的一项重要任务。
祝华新说：这个判断振聋发聩，力透纸背。一位署名“共产党员王定”的读者给《人民日报》来信，感奋不已：
写出了多少年来人民心坎中要说的话，是一篇向封建官僚主义者开火的檄文。这篇社论看来是经过中央书记处过目的。一个有作为、能为人民做大好事的党中央，展现在全国人民的面前，给人们带来了多难兴邦的征兆[51]。
在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总书记后，胡耀邦仍然将自由、民主作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重要奋斗目标，也因此形成了他对党内、社会上宪政改革诉求的理解、宽容、同情和支持。即使在复杂甚至不利的政治形势下，他仍然勇敢地坚持民主与法制，提出了“经济上坚持改革，政治上发扬民主”的工作方针，认为现实“主要的任务仍然是反左”。1983年，他旗帜鲜明地支持蛇口的干部选举改革试验，并说：“著名戏剧家关汉卿，就曾写了个讽刺官僚主义者的诗，他骂县太爷堂上的鼓是‘一棵大树腹中空，上头全是皮儿糊，每天上堂敲三下，扑通扑通又扑通。’[52]”
到了1986年，胡耀邦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集中体现在他主持起草的《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这个文件明确指出：高度民主是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之一，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体现。在人类历史上，在新兴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形成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强调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强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切实推进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
朱厚泽后来说：
虽然围绕这个决议发生了严重的斗争，但毕竟把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亮出来了，用今天的话说，这些都是人类的普世价值啊！把“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当做主要教训，点到了问题的要害[53]。
胡耀邦也重视法制，上引1979年6月他在全国人大的讲话提到了言论自由，提到了法治。胡耀邦主导全国人大创制我国完整的法律体系，首先落实法制的“有法可依”。他说，法律要让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保护谁的。他说，私权在通常时期都是不能被侵犯的。胡耀邦对“严打，对从速从重处理，没有正面讲过，他常讲的是综合治理。综合治理这句话，内涵丰富，在打击之外还得教育，对年轻人尤其如此，要防范，要给出路，都包括在这里面了。[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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