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 蕴：文学归文学，无关政治乎？
（2011-11-25）
| 早报导读 |
● 叶 蕴
日前南大孔子学院举办的“南洋华文文学奖”的颁奖礼，功德圆满地落幕了。两名获奖者，骆明先生和黄孟文博士同为本地文化界资深前辈，为华文文学辛劳努力一生。他们获奖令不少关注新马文艺的人士颇为安慰，也让这个小众的文学活动，吸引了两百多人慕名而来。已经满座的礼堂里，迟来的观众不得不坐在走道上聆听讲座，场面甚为温暖。
但是，无论是获奖者还是随后文化论坛的主讲人，都无法回避南洋华文文学数十年来面临的问题——在华文日益边缘化的新加坡，其文化如何传承和发扬？骆明和黄孟文同为新加坡建国亲历者，专职的华文教育工作者，不吝篇幅地阐述了其一生追求理想的艰辛。而三位新加坡文化奖得奖人，陈声桂语带调侃地回顾了文化奖的种种往事，还有为普及书法所亲历的变通与趣闻；相反，希尼尔的演讲则耐人寻味，他不但发出“文学就是人学”的感叹，也倡导华文文学的未来，必须契合本土文化与网络时代的发展；梁文福则尽显大学讲师的专业儒雅，把歌词赏析课带到了论坛上，阐述后现代文学的“文本互设”，流行音乐工业之文化内涵被分解得丝丝入扣。
不同年代的文化工作者自有不同的声音，交相辉映间其实都暗含着同一个疑问：本土华文文学，能与社会的发展、历史的变迁、人们的公共空间有着怎样的互动？当主讲者用各种方式应对关于本土文学批判性的询问，这也显示出问题的根本——华文文学与主流社会渐行渐远，成为流离边缘，联络特定人群感情的小平台。而新一代本土文人风姿反映在短小、隽永和雅致的文字玩味中。如流行音乐的才子梁文福与广告界的才女林少芬，是横跨文艺界和商界的成功典范，但他们都紧紧专注人和人之间的自然情感，小而精的作品颇多，却难有高度社会关怀的大作，也拒绝和社会、政治有过多关联。这是新加坡的幸否？不幸否？
文艺与政治，无法割裂的关系
放眼几千年的中外文学史，文艺与政治是一种无法割断也无须割断的关系。强烈的政治关怀成为许多著名作家价值的体现，而评论家更推波助澜地发掘其中的政治意识，催生泛政治化的风潮。我们不能否认文学的精神制高点，是一种社会性的审美理想。无论隶属于哪种流派，文学是理想与感性催生的产物，它从审美的高度来观照社会，提供一种推动历史发展的因素。对文学的这种召唤，政治可以认同，或否定，也可以漠视无睹。
政治对文学的利用或漠视，反映出其截然不同的本质——政治理想走向成熟后，便以现实利益为根本。即便它曾与某种文化潮流形成合体，并不证明它们真的水乳交融。鲁迅的“硬骨头”“匕首投枪”被毛泽东极力推崇并供上神坛，但更多人怀疑，如果鲁迅有幸活至中共建政后，他的盛名能否持续？事实上，当激进思想已经不适合中国的现状，鲁迅就被执政者慢慢淡化，民间对他的质疑也不断。
政治化的文学是双刃剑，它或是鲁迅理想中“唤醒民族”的心灵良药，它的魔力也能让整个民族癫狂。文学的深刻内涵毋庸置疑，但归根结底它是一种高度艺术化的产物，不能取代人类的理性上的进步和超越。文学能充当人类智慧的启蒙，却无法带领我们走向科学、理性和成熟。
因此，让文学回归文学，远离政治，是一种让人唏嘘的大幸。在现代社会走向高度专业化的大潮中，文学是必须退守到其固有的领域，而不能放纵如王者般振臂一呼，顷刻万民响应。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乃千古绝唱，脍炙人口；六六的《蜗居》也堪称经典，发人深省——但目前中国的居住和房价问题能为文人所点破，却不能让诗人般的政治家解决，而只能由专业的政策制定者、公共管理者、经济学家，通过法律、政策、财政等各种工具，在复杂的政治和利益博弈中寻求出路。文人的关怀尤如一盏明灯，让人类在道德迷失中找到终极价值，若能知其所能与所不能，才是人类的成长明证。
非主流的文学在新加坡：幸或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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