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态还会变得更糟糕吗?我指的是特别糟糕的情况——像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或世界大战那么糟糕?按照我们这一代人所接受的教育,这种巨变只会在历史书上出现。

当然,眼下的欧洲有一种不祥之感。波兰外长本周一在柏林警告称(见今天FT中文网评论栏刊登的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的文章《我更担心德国不作为》),欧洲已“走到了悬崖边缘”,这不过是最新的一个例子。法国总统萨科齐(Sarkozy)最近也发出警告:“一旦欧元崩溃,欧洲就会崩溃。在这块曾发生过可怕战乱的大陆上,欧元是和平的保障。”

欧洲政客们往往喜欢以战争威胁来示警,以此为他们钟爱的欧洲项目谋求支持。正常情况下,没几个人欧洲人拿这种话当回事。

相反,对于在和平与繁荣环境下长大的西欧人来说,战争的话题似乎注定是遥不可及的。在我所生活过的年代,虽然也有过起起落落,但情况似乎一直在稳步改善。纳粹被打败了;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的独裁政权垮台了;苏联帝国解体了;南非则告别了种族隔离制度。

在我们这一代人看来,和平与繁荣已成为西方社会的常态。因此,这也让我们很容易忘记,世界上大部分其它地区和我们不一样。最近读到一本相熟的中国学者阎学通写的书时,我很吃惊地看到这样一句话:“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看到有些人被打死,所以对生活的残酷有些习惯了。”

但在过去的30年里,对于和平、繁荣与适度舒适生活的期待,已蔓延并超越了西方所专享的范畴。文化大革命时代的中国,已让位于购物中心和工厂时代的中国。而特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时代的印度,也在一定程度上被IT革命时代的印度所取代。

全球化让整个世界看起来像是一个更安全、同质化程度更高的地方——亚洲和东欧新兴的中产阶级,欣然接受资本主义的舒适和价值观,正是这方面的体现。如今,冷战时期似乎要依赖核武器才能够保障的全球和平,似乎有了新的支柱——国际贸易以及对消费主义的共同信奉。

直至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之前,1997年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所选用的竞选歌曲《明天只会更好》(Things can only get better)似乎捕捉到了这个时代的精神。

然而,自2008年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倒闭以来,我们发现,事情的确有可能变得更糟。问题在于:能糟糕到何种程度?

欧洲遭受严重经济危机的风险十分巨大。主权债务违约和欧洲单一货币崩盘的威胁不断加大——随之加剧的,还有银行破产、普遍恐慌、深度衰退以及大规模失业的威胁。这给人的感觉像极了现代版的大萧条。

作为一个整体,欧盟(EU)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因而欧洲的经济混乱必然会带来全球性后果。这可能导致贸易萎缩,并对全球金融体系构成威胁。

20世纪30年代留给我们的教训是:全球衰退会削弱民主,导致激进的新生政治力量的崛起——而在此过程中,会加大国际冲突的风险。

在上世纪30年代危机的现代版中,在经济动荡和欧盟解体的背景下,民族主义政客将登上欧洲权力舞台。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恶化,欧洲以外的地区也会局势紧张。亚洲权力平衡的转移将会加快——美国逐步衰落,中国日渐崛起。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经济危机都将导致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势力有所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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